税改步履“不顧”財收壓力

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變化曲線及其效果是：儘管近20年財政收入的波幅震盪遠大於GDP，但其“燙平”經濟週期的效果卻較為有限，一季度的財政數據再度驗證了這一點。

財政部日前公佈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4.7%，比去年同期增幅（33.1%）回落近20個百分點。與之相比，當季GDP同比增速8.1%，比2011年一季度的9.7%僅放緩1.6個百分點。

分析人士認為，本輪財政收入遠超GDP放緩的幅度，不僅源於經濟增速的放緩。價格水平回落，房地產領域相關税收大降，2011年税改效果顯現……諸多錯綜複雜因素的交互作用帶來財政收入、GDP波動幅度的明顯差異。

財政收入大幅放緩之下，相關部門在持續觀察動向趨勢，有關税制改革是否應觀望等待的爭議再次抬頭。來自決策部門的聲音認為，財政收入雖較大幅度放緩，但仍遠超年度預算，完善税制結構的改革仍將加力，增值税擴面改革、資源税改革等將有序推進。

收入寬幅震盪

財政收入的寬幅震盪在部分地方財政中體現得更為明顯一些。

各個省級地方政府近日陸續公佈了各自的財政數據。儘管各地收入仍有增長，但增速已明顯回落。

據本刊記者統計，31個省份中，僅貴州、青海、甘肅、內蒙古4個省份的增速略有上升，其他27個省份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速均為下降。

其中重慶的增速回落幅度最大，達到64.6個百分點，2011年一季度重慶財政增速為75.9%，而2012年同期這一數據降至11.3%。其次為新疆，降幅達到50.1個百分點。

北京、湖北、上海三個省份的增速回落在30個百分點以上，其中北京以1.6%的增速位列全國最低。另外，還有河北、吉林、寧夏、黑龍江、浙江、廣西6個省的增幅回落在20個百分點以上。

據記者統計近五年的數據，今年是繼2009年之後增速的再次回落，增速為近三年最低水平。

“最重要的原因是宏觀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影響。中國的政府性財政收入，不管是税收的還是非税收入，跟宏觀經濟的相關度，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要高。”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説。

數據顯示，國內經濟增速回落，導致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税種收入增速放緩。1~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1.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2.7個百分點，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5.2%，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39.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價格水平回落使得以現價計算的税收收入增速回落。1~2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3.9%，比去年同期回落1個百分點；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0.4%，比去年同期回落6.5個百分點。而GDP都是以不變價計算的，剔除了價格變動的影響。

房地產調控帶來的財政收入下降幅度相當明顯。1~2月商品房銷售額同比下降20.9%，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48.3個百分點，包括契税、土地增值税等與房地產相關税種的收入大幅下降。

“現在土地流拍的情況比較多，比如土地出讓金、土地出讓收益都在減少。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財政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説。

宏調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不止於房地產調控。北京市財政局副局長韓傑在接受《財經國家週刊》記者的採訪時就表示，北京的樓市、車市調控以及大氣環境治理等調控政策影響日益凸顯。與之相關的營業税、契税等收入減收幅度較大，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等收入增幅較低。

同時，結構性減税效果也比較明顯。

財政部相關部門分析認為，去年四季度以來出台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税政策，如實施個人所得税改革，提高工資薪金、個體工商户經營所得的減除費用標準，並對税率結構進行調整，受此影響，一季度個人所得税大幅減少；提高個體工商户增值税、營業税的起徵點，對集成電路重點項目和部分進口設備留抵税額予以退税；從今年1月1日起，對700多種商品降低進口關税，對小型微利企業實行企業所得税減半徵收優惠政策，免徵蔬菜批發零售環節的增值税，開展營業税改徵增值税改革試點等等。

“這些減税政策的實施，使一些主體税種都有不同程度減收。”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説。

“税制改革還是要繼續”

考察財政收入與GDP波動幅度數據不難發現，儘管每年政府年度預算中，一般財政收入預估增幅僅高於GDP約2個百分點，但1996年以來，實際財政收入增長趨勢雖與GDP基本一致，但震盪波幅遠超過GDP。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大幅波動，並沒有體現為財税收入對經濟的穩定器作用，其對調節收入分配的影響很有限。

這是由中國目前尚待完善的税制結構決定的。

在美國，聯邦政府收入超過40%來自個人所得税，如果加上薪酬税，佔比達到80%左右。美國經濟波動中，超額累進機制可以發揮相當明顯的“自動穩定器”功能——經濟繁榮期收入上升時，納税人邊際税率自動跳高，為經濟降温；經濟衰退期收入下降時，邊際税率自動下降，為經濟升温。

而在中國，直接税（包括企業所得税、個人所得税等）中超額累進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有在工薪收入中可以看出清晰的超額累進，但是工薪收入的超額累進在2011年的個人所得税改革後只能覆蓋不到7%的工薪收入者。其他方面的税制基本沒有體現出税收的“自動穩定器”功能。

“（税制結構不完善和政策缺陷）削弱了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狀態的能力。”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説。

賈康進一步分析認為，這同樣削弱了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他提醒人們注意，雖然收入分配被全社會高度重視，但在政府實際操作系統中並沒有什麼像樣的工具。

這表現在，流轉税調節功能較弱；企業所得税只是比例税收，未來總體而言税負只能降不能升；個税改革對於優化再分配的作用，在可預見的若干年中很難指望得上；房產税上海、重慶試點，也僅僅是開了個頭。

在中國，包括增值税、消費税、營業税在內的間接税佔税收總額70%左右，處於絕對主體地位，不僅遠超發達國家，也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

增值税等間接税自有其積極意義，以商品生產、交換和提供商業性勞務為徵税前提，徵税範圍廣泛，税源充足，且不受生產、經營成本和費用變化的影響，可以保證國家能夠及時、穩定、可靠地取得財政收入。

但間接税比重過高，對經濟社會轉型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視。

“流轉税體系是鼓勵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現在説要建立三駕馬車，但是很難，因為我們的税制結構不是建立在內需性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投資和出口拉動性的税制基礎上的。”遼寧省財科所所長王振宇説，“地方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籌集財政收入，就必須藉助對自己最有利的税收政策，上項目、辦企業，特別是搞產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業項目是首選。”

對企業和商品徵收的間接税過重，對經濟活動中兩個重要因素帶來嚴重影響：一方面，加重產業鏈最前端的生產者負擔，特別是在市場競爭殘酷激烈狀況下，將大大剝奪生產者利潤，削弱其競爭力和發展後勁；另一方面，大大增加終端消費者的負擔，推高物價，使得通脹成為剛性難以抑制下去。

間接税過高一頭擠壓生產者，另一頭也會擠壓消費者，最終危害的是中國經濟的健康良性發展。

從全球税制發展的歷史規律來看，從封建時代的以人頭税、土地税為主體，到商品經濟初步發展時期以流轉税為主體税種，再到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以所得税為主體，提高所得税所佔比重，適當降低流轉税在税收結構中的比重，這將是大趨勢。

儘管一季度中國GDP增速放緩明顯，財政收入也出現大幅放緩，但從結果看，近15%的增長依然超過年初確定的預算增長目標。

“不能因短期的財政收入放緩而放慢税制改革的步伐，而應該繼續加快。”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説，“財政壓力再大，税制改革還是要繼續。”

而賈康則表示，要優化税制結構，其中一箇中長期改革的目標重點，便應該是進一步提升直接税在整個税收中所佔的比重，使其與貨物和勞務税一起構成政府收入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