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慘案首犯或判死刑 中國完全司法管轄

近日，公安部通報“湄公河慘案”重大進展：該案重大嫌疑主兇，“金三角”特大武裝販毒集團頭目糯康，終於在中國與老撾警方的協力配合下落網，並被正式引渡到中國受審。

“糯康落網，是中老緬泰四國在安全合作領域的一項重要成果。”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馬呈元教授，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涉外警務系陸晶副教授，都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予以高度評價。但兩位專家同時提示，目前的聯合武裝執法只是臨時性、階段性的。

“為了徹底給湄公河流域的中國人‘保平安’，還有必要建立一套長效、綜合的多國聯合執法機制。”陸晶説，“其中，設立某種‘特殊執法區’進行聯合執法，是一條可以嘗試的途徑。”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警務合作”

“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湄公河慘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國有組織犯罪。”陸晶向記者表示，“而抓獲糯康行動，涉及中老緬泰四國，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國際警務執法合作。”

成功的背後，支撐它的是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打擊跨國犯罪”的共識。

“在全球化的今天，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恐怖主義、武器走私、洗錢、國際經濟犯罪和網絡犯罪等跨國犯罪，正在愈演愈烈。”陸晶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為此，各主權國都在謀求與別國的合作。中國也簽署了聯合國框架下的《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和《反腐敗公約》。

在“湄公河慘案”上，陸晶指出，中老緬泰四國警務執法合作的法律依據同樣充分。

據她介紹，老撾、緬甸、泰國等都屬於東盟成員國。2004年，我國政府就與東盟成員國政府簽署了《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還與泰國、老撾簽署過雙邊引渡和司法協助條約。

慘案發生後，據媒體公開報道，湄公河流域的治安形勢急劇惡化，河流航運量鋭減90%。沿岸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正常經貿往來“嚴重受挫”。

“13名中國公民遇害，在中國也引起了強烈憤慨。因為依據國際法和我國《刑法》，當中國公民的人身權受到侵害時，無論身在何處，我國都可以行使管轄權。況且當時遇害船上懸掛的是中國國旗，中國依法可以管轄。”陸晶分析道。

於是去年10月底，中老緬泰四國召開聯合會議，決定建立四國湄公河流域安全執法合作機制。會後，公安部成立了聯合專案組。約半年時間，在由200人組成的專案組與老緬泰三國的通力合作下，糯康集團的二號人物傘康、三號人物依萊先後落網。近日，隨着糯康落網，該武裝販毒集團遭遇摧毀性打擊，集團內部先後已有30餘人向老撾軍方投降。

“糯康的落網，標誌着湄公河流域四國聯合執法機制是卓有成效的。這次湄公河聯合執法不僅展示了中國警察的力量，也開創了中國與周邊國家警務執法合作的新模式，是我國開展國際執法合作的成功實踐。”陸晶這樣評價本案對我國打擊跨國犯罪的重要意義。

糯康中國受審不排除“死刑”可能

陸晶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國對糯康的審判“將完全依照中國的法律進行”，因此並不排除他被判處死刑的可能。

“糯康被依法移交之後，依照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接下來要對糯康進行進一步身份核查、訊問和取證工作，同時，我國的法律也會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應有權利。中國警方在完成證據收集之後，會將糯康依法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相信中國的司法機關會作出客觀、公正的審判。”她説。

“而糯康的行為涉嫌搶劫、故意殺人及毒品犯罪，根據中國法律規定，這些罪名的最高刑都是死刑。”陸晶進一步指出，“因此，從理論上説，不排除對他適用死刑的可能。”

兩位專家提示，在糯康被引渡給中國後，我國對本案便有了最高司法管轄權。“糯康的行為還涉嫌販毒，對此，世界各國的懲處都是比較嚴厲的。依據我國《刑法》規定，對類似案件的判決，判處刑罰時不會因為國籍不同，而‘區別對待’。”陸晶説。

陸晶認為，即使糯康“死罪可免”，他也只能在中國服完刑期後，才可能離開。

“從糯康被移交我國起，除非我國允許，比如在調查取證和指控方面需要外國協助，否則別國是無權介入的。”馬呈元也提示。

設“特殊執法區”保駕護航？

“從跨國犯罪發展的趨勢看，只靠‘一國之力’越來越難有作為，各國合作共同打擊和防範惡性跨國犯罪，已成首選。”陸晶表示，尤其湄公河流域作為一條重要的經濟生命線，隨着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日益密切，滋擾該區域的跨國犯罪，想必會更加猖獗。

為此，不少專家呼喚，四國聯合執法應走向常態化，將目前這種“警務合作”上升到“國際條約”層面。

“但其中最大的‘障礙’，還是主權問題你怎麼在我的領土上有執法權？這涉及別國是不是允許你這樣做，它的警方是不是願意配合，以及兩國的外交關係和默契程度。”馬呈元提示，目前還沒有一個國際條約，允許一國可以到另外一國常態化地自由追訴犯罪、行使權利。

而據兩位專家介紹，在目前的警務執法合作機制下，警察執法確實面臨諸多困境。

“湄公河是一條國際河流，流經各河段的主權‘歸屬清晰’，對任何可疑船隻的盤查與登臨檢查，都涉及和相關國家之間的管轄權協調問題。”陸晶指出，雖然四國已經簽署了區域性國際條約，但掣肘因素仍頗多。

馬呈元舉例説，目前的聯合巡邏，更多停留在中老緬泰聯合執法船的簡單組合。“比如中方巡邏船由中國的港口出發，船行到緬甸，緬甸的警方就上船參與巡邏；到了老撾，老撾警方便上船幫助執法。遇到那些毒梟、海盜在岸上攻擊的話，只能在船上還擊，無法上岸。”

如何平衡國家主權與打擊跨國犯罪的關係？陸晶認為，沿岸各國在湄公河流域設立某種“特殊執法區”，或是解決之道。

“在這個‘特區’內，各國警方可以就轄區內的各類跨國犯罪，從預防、偵查、緝捕到審判，開展全方位地密切合作。”陸晶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強調，這個“特區”應該建立在一套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各方權利義務明細的合作協議上。

據悉，目前我國已經與湄公河流域的6個國家，在“打擊毒品犯罪”和“跨國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上，展開了長效、深入地合作。近3年來，與東盟成員國協助，中方緝捕並遣返重大刑事、經濟、毒品犯罪嫌疑人53名。

“這對打擊包括‘湄公河慘案’在內的其他安全領域犯罪，具有借鑑意義。”陸晶認為，在合作的共識下，未來，中國與東盟國家不妨在進一步拓展合作領域的廣度和深度上努力。

“其中，像各國在‘執法特區’內的信息情報交流、聯合邊境管控、聯合域外調查取證、跨國追捕與遣返逃犯等，都是可供‘拓展’的合作領域。”陸晶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