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地區憂慮美中共管一旦美中對抗被迫站隊
原題:中美應避免“誰會贏”的心態
【美】詹姆斯•斯坦伯格
東亞權力交接決定未來10年
談到東亞,“劇變”是一個被反覆提及的詞彙。回想過去30年重塑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回想過去數百年太平洋兩岸諸強的此消彼長,在東亞進入大選年之際具有特別的意義。
從年初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開始,俄羅斯、韓國、美國相繼總統大選,中國即將召開十八大。這些權力交接可能是平穩過渡,也可能過渡得很突然。但不管怎樣,決定未來10年各國政策的關鍵因素已在交接過程中就位。
2012年亞太新領導人的抉擇將不是“孤獨”做出的,而是同時評估其他國家的戰略和發展軌跡——美國考慮中國,中國考慮美國,韓國考慮朝鮮,同時考慮美國、中國和日本。各個國家正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或許今日之東亞最明顯的特徵是該地區經歷的相對安定。一個曾被20世紀血腥衝突纏繞的地區,目前儘管面臨不小風險,但其環境相對穩定。這種穩定是過去30年該地區取得驚人增長的主要推手,並關乎該地區未來的發展。
討論新領導人面臨的抉擇時,有必要思考同時期我們緣何有一個很穩定的戰略環境,什麼因素會威脅這種穩定,該地區的領導人,特別是美中領導人採取何種措施維繫穩定和繁榮。
該地區面對的最危險境況是懸而未決的國家雄心及其相關領土主張。不過我們看到,在朝鮮半島,朝韓雙方鮮有人支持維持現有劃界,也鮮有人支持在改變遊戲策略上碰運氣。同樣的模式出現在東海和南海,儘管那裏有偶發衝突和密集軍演,面臨危機升級的危險,但各方都表現出尋求和平解決分歧的意願。
因此,需要再次叩問這種穩定性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維繫它。答案有二:一是該地區日益加深的經濟融合,二是中美領導人致力於打造建設性合作關係。而後者更為重要,因為歷史證明,雖然經濟融合有益於和平,但對於維繫和平是不夠的。
中美需要更強大的戰略互信
誤解和誤判,特別在權力過渡時刻,將威脅這個極度依仗和平的東亞地區。美中如何管理雙方關係不但對兩國意義重大,對整個地區也是。
二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的歷史見證着管理美中關係的至關重要。在美中嚴重不和的時代,戰爭和衝突肆虐東亞。上世紀70年代美中邦交正常化後,東亞開始變得穩定。儘管緊張局勢依舊存在,大規模衝突卻得以避免。儘管在貿易和經濟政策、人權和民眾治理等一些重要領域存在分歧,美國兩黨的領導人在言辭和行動上表示:一個強大和繁榮中國的崛起有利於地區和全球的發展與穩定。中國的領導人接受美國一如既往在東亞扮演中心角色,承認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同樣有利於和平與穩定。這兩個基本原則在中美間得以確認。從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到反恐、打擊海盜和公共衞生等全球主要問題,雙方努力擴大共識和利益匯合點。
然而,近年來美中兩國有一些人開始向主導我們兩國合作關係的假設發難,拿出所謂的歷史和理論教訓,宣稱即使以最樂觀的看法,美中註定成為對手,甚至變成敵手。在美國,這種看法的支持者認為,中國崛起從一開始就是美國的威脅,國家關係是零和遊戲。在中國,這種看法的支持者視美國在東亞的存在,天生就是中國安全的威脅,而我們和該地區其他安全夥伴的關係,是平衡和圍堵中國的偽裝。
基於這些判斷,慫恿者得出清晰的政策措施:對美國來説,反對和抵抗中國崛起;對中國來説,嘗試削弱並最終消除美國在東亞的存在。我深信,這些論斷有瑕疵,由此做出的政策選擇不僅錯誤,而且以一種危險的方式實現。如果中國領導人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圍堵或者削弱中國,肯定會採取反制措施,包括努力消除美國在東亞的存在,這樣一來又印證美國的中國懷疑主義者的觀點。同樣,如果美國領導人發覺中國試圖削弱美國在東亞的積極參與,恫嚇其朋友,會不遺餘力地加強同傳統盟友的關係予以反擊。
如果那樣,即使兩國相信衝突並非不可避免的人很想採取策略預防糟糕的結果,但雙方互信的惡化恐怕在所難免,從而導致“行動-反制”的惡性循環,並可能引發最糟糕的恐懼。我認為,沒有什麼“鐵律”註定讓美中成為敵手。同時,我也不認為有一雙仁慈的“無形之手”,會出於彼此依賴的緣故,幫助美中避開礁石林立的淺灘。要規避這個危險,需要的不僅僅是雙方的善意良言,更需要建立更強大的戰略互信。
以“戰略再保證”加強中美互信
建立這種互信的第一步就是對話。過去三年半我們在一系列議題上舉行了廣泛而深遠的對話。但對話只是一個開始,沒有行動支持,對話的後果是幻滅。我建議行動需要以“戰略再保證”的形式進行,雙方都需要證明其意圖和口頭承諾一致。經濟上,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是“戰略再保證”的例子;1998-1999年亞洲經濟危機和2008-2009年全球危機中,中國領導人採取的行動彰顯了他們對共同繁榮的承諾。今天,美國希望中國承擔起其經濟再平衡和貨幣自由化的責任,同時中國有理由期望美國管理好自己的財政問題,使之不損害中國對美國證券的投資。
安全方面,我們可以採取措施,確保一方對太空的合法利用不會危及另一方的太空資產,採取措施讓彼此相信網絡空間活動不會妨礙或削弱對方的合法安全關切和經濟利益,採取措施規避海上意外風險。
實施這一過程並非易事。我們在重要問題上存在實實在在的分歧。美國認為,對台灣防務需求的謹慎支持可以促進穩定,中國強烈反對這種論調。同樣,美國認為對中國人權進步的支持非常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但很多中國人認為那是對中國事務的非法干涉。美國反過來質疑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與和平解決爭端不相符。
我們需要找到方法確保中美坦誠的分歧不被惡意相待。我們要認識到,在管理雙邊關係時,需要考慮東亞其他各方的利益和關切。擔心“美中共管”令我們不解,但東亞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確是這麼想的。類似擔心還有,很多國家都希望和美中維持良好關係,但一旦美中擦槍走火,它們就會被要求選邊站。我們管理雙方關係的能力,也會增進美中共同致力於建立多邊經濟、政治和安全框架。這些多邊途徑為處理大國和小國的廣泛利益,以及為避免很多雙邊關係中“誰贏”的心態提供了藍圖。▲(作者James Steinberg是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美國雪城大學麥克斯韋爾學院院長,本文是5月26日作者在“上海論壇2012”上的演講節選,由王渠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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