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阿富汗兩戰成二戰後美最嚴重戰略錯誤

原題：美軍亞太戰略重心: 實現新戰略平衡

提示：近期多會議，而且很多會議與地區戰略安全有關。例如，5月20日至23日在芝加哥舉行的北約成員國領導人峯會集中討論了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和2014年北約從阿富汗撤軍問題；與此同時，美日韓三國在首爾舉行會談，就近期朝鮮半島局勢進行緊密磋商；在巴格達，令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伊核問題“六國加伊朗”談判，5月23日至24日連開兩天卻毫無進展。進入六月後，月初將舉行的兩個重要安全峯會---新加坡年度“亞洲安全峯會”（也稱“香格里拉對話”）和北京“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12次會議”，前後登場，而聚焦的主要議題，自然還是離不開亞太安全及中亞局勢。

撇開這些會議的具體內容暫且不論，如何看美國對外戰略政策大調整後的角色，以及美國未來在亞太和中亞地區如何發揮影響力以構建新的地區戰略平衡框架，顯得十分重要。對中國來説，瞭解“轉舵”後的美國，包括它的意圖、策略和目標，對建立中美兩大國全新關係，尤為關鍵。

美國國防政策的天性是“擴張”

雖然從表面上看美國國防政策仍立足於本土防禦，但由於美國堅持在全球範圍內推行美國價值觀，崇尚保護人類“民主、自由、公平”的“天賦責任精神”，因此，美國國防政策帶有強烈的“外延”內涵，即對世界上所有認同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民族、團體乃至被美國視為極具價值的個人，都願意承擔起保護其安全的責任。顯然，“擴張性”的國國防政策，既為美國帶來巨大政治與經濟利益，但同時也帶來極大的困擾。例如，儘管傳統的世界秩序與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充滿矛盾和摩擦，但整體上大局之所以仍得以維繫，這與美國的全球戰略不無關係。人們幾乎很難全面否認美國充當“世界警察”對穩定大局具有積極作用，但國際社會同時也對美國過多地干預他國內政感到厭惡。這正是世界即需要美國、但同時又想減少“美國因素”的干擾最糾結之處。

美國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美國得以長期充當“世界警察”提供了必要基礎。 “9.11事件”後，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卻犯下了二戰後最為嚴重的戰略錯誤：先後對兩個伊斯蘭國家發動兩場大規模地面戰爭。這兩場戰爭不僅曠日持久，消耗了美國大量國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戰爭並未達到美國預期的目的。伊拉克亂局正朝向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發展，而阿富汗前景更是令人堪虞。最可怕的事，美國今後仍將在較長時間內被這兩場戰爭拖住後腿。於是，改革美國全球戰略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突出。

毫無疑問，“9.11事件”對美國的打擊是慘痛的，當時小布什決定對伊拉克動武也得到了來自國內外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原因很簡單，恐怖主義的真相一時的確無法辨偽，而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又難以質疑。例如，“9.11事件”是真實的，但薩達姆支持恐怖主義組織、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又是欠缺證據的；恐怖主義已經構成了對全世界的威脅，這是實實在在的，但是説，用大規模戰爭推翻一個國家政權的做法，又絕對欠缺法理支持，特別像薩達姆政權那樣的“被”貼上“恐怖主義政權”標籤的國家，更是如此。世界正是在這種真假混淆、是非難辨中，聽從了唯一強大的美國的呼籲，由美國主導的戰爭當然也就在所難免。

從五角大樓戰略改革入手

2008年夏天，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賴斯在《外交事務》期刊7/8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是《重新思考國家利益：新世界中的美國現實主義》(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in a New World)。這是賴斯對小布什政府八年外交政策思路的詳細分析。文中極力把小布什推行的單極強權主義政策淡化成在新安全形勢（恐怖襲擊）下，為維護自身安全利益及推行民主價值觀，美國必須以強硬手段解決棘手問題的不二戰略選擇。文章中不僅毫無掩飾地為五角大樓“鷹派”主張的“同時在全球打贏兩場戰爭”戰略作外交解讀，甚至堅持認為美國實力並沒有因兩場戰爭而倒退，指出“美國經濟基礎是強大且能夠保持下去的”、“美國經濟毫無疑問仍舊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然而，這一説法很快就在當年底美國爆發金融海嘯後不久就不攻自破了。

2009年初奧巴馬上任後不久，就開始着手全面“改變”小布什的治國政策，其中包括外交和軍事政策。如果説在外交政策方面，奧巴馬史無前例地提出“國際問題要靠美國與國際社會共同分擔解決”的主張，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全面檢討外，那麼，美國展開重建新的軍事戰略平衡架構，則是其軍事戰略思路的徹底轉變。這個轉變源自於當年連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蓋茨的思路。儘管在小布什執政期間曾擔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邁爾斯就曾對“同時打贏兩場戰爭”深表懷疑，但毫無疑問，真正推動美軍戰略改革的是蓋茨和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等人。2009年1月，蓋茨在《外交事務》期刊1/2月號上發表題為《平衡戰略：在新時代重新規劃五角大樓》（A Balanced Strategy: Reprogramming the Pentagon for a New Age）的文章，詳細闡述了新政府未來的軍事戰略改革構想。蓋茨在文章內所講的“平衡戰略”主要包括三大內容，即“在試圖贏得當前的衝突以及着手準備應對其他突發情況之間尋求平衡；在強化打擊叛亂及對外國軍事援助制度化、以及維持美國現有的而其他軍隊沒有的常規戰略技術優勢之間尋求平衡；在保留那些使美軍得以成功的文化特徵，以及摒棄那些妨礙他們有能力去做且需要去做的文化特徵之間中尋求平衡。

細心的讀者一定能夠發現，蓋茨的主張幾乎一一實現了。例如，今年1月份美國國防部發表的題為《維持美國全球領先地位：21世紀國防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報告中提出的“在打贏一場戰爭的同時可以有效地干擾、阻止另一場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策略，就是“第一個平衡”;在利比亞動亂中，美國成功地利用北約對利比亞實行轟炸，而自己則在背後提供必要的軍事和策略支援，這是美國“新幹預主義”策略成功的典型實例。美國通過間接介入爭端，避免派出地面部隊捲入戰爭，而把主要資源用於其它關乎美國重大利益的地區或研發更先進武器，以確保美軍的絕對優勢，這正是“第二個平衡”；至於在軍隊文化建設方面，奧巴馬去年簽署法律允許軍中同性戀生存，徹底改變了過去長期存在的“不問不説”傳統，以及嚴懲軍中種族歧視、更加重視改善現役軍人待遇並提高退伍軍人的社會地位等，就是在美軍文化建設上消除不利於凝聚軍心的文化做法，這就是“第三個平衡”。

亞太戰略平衡：五大重點

問題是，單靠調整軍事策略就能夠實現新的戰略平衡嗎？美國還需要進行哪些更加具體的行動促使新的戰略平衡，特別是在亞太地區實現新的戰略平衡？實際上，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在今年3月份上任後不久，就已經透露了美軍的新戰略指導方針。根據美國國防部的明確指示，美軍新亞太地區戰略方針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加強和推進美國與軍事同盟國和戰略伙伴國間的關係；二是改善並促使美中軍事關係更加穩定且可持續發展；三是積極發展美印戰略伙伴關係，推進美越兩軍交流向更深入層面發展；四是繼續積極應對朝鮮半島可能出現的緊急狀況，保障韓國、日本的防衞能力；五是打擊跨國犯罪和重點應對網絡安全威脅。

美國實現亞太新戰略平衡的基礎是加強與軍事同盟國的合作關係，這既是傳統遺留下來的戰略資產，同時也是美國遏制軍事崛起中的中國的戰略需要。為實現這一點，美軍今後的具體做法是：在並不一定增加駐軍人數但一定要調整美軍基地的前提下，逐漸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例如，在澳洲的達爾文基地部署海軍陸戰隊、在新加坡部署濱海戰鬥艦和協助菲律賓特種部隊提升特種作戰能力等等，都是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戰略平衡的具體做法。

當然，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軍力的日益快速崛起，是“威脅”美國在亞太建立戰略平衡的最大潛在威脅。但從美國外交層面説，強大的中國和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卻又是美國繼續保持其在解決複雜、敏感的全球或地區熱點問題上發揮影響力的合作對象。正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所説，美軍戰略重點轉亞太地區也不一定意味着“美國決意要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努力是要避免出現“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臘戰略學家修昔底德在其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ucydides: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中敍述了兩個強盛聯盟---斯巴達領導的新興伯羅奔尼撒聯盟與雅典傳統的提洛政治聯盟之間，因各自實力此消彼長而爆發戰爭，最後斯巴達取得勝利的歷史。這裏意指中美兩大強國應避免爆發戰爭）。儘管美國的意願是好的，但中美兩軍卻因美國對台售武等原因而不斷出現“機械性和重複性”摩擦，兩軍戰略關係也時常受兩國意識形態對峙影響，因此，美軍對華政策毫無疑問仍將堅持“圍堵與遏制”雙重戰略，防止出現地區戰略失衡。

從上任國防部長蓋茨到這任的帕內塔，美國對印度和越南表現出了越來越濃厚的戰略興趣。帕內塔在參加完6月3日的“香格里拉對話”會後，隨即到印度和越南訪問也再次證明了這點。美國五角大樓對印度的評價是：這是一個地區民主大國和經濟大國，其軍力發展對維護地區穩定能起到關鍵性作用。同樣，無論是對印度、越南、新加坡、印尼或菲律賓的支持，美軍似乎毫無掩飾地展現了對中國南海安全局勢的擔憂，也試圖通過對海洋國家的軍事幫助向中國發出了這樣的訊號：維持現狀和保持戰略冷靜，是美軍對中國的最直接忠告。

在朝鮮半島實現新的戰略平衡，戰略和技術上都並不太複雜，但“中國因素”卻讓美軍從未掩飾過對朝鮮半島安全局勢的擔憂，而現在，由於平壤不斷叫囂發動特別戰爭行動和隨時進行第三次核爆炸試驗，這令美國難以遮掩戰爭焦慮。洛克利爾就説：“如果有任何情況讓我晚上無法入睡，那就是（朝鮮）這個特定的情況。我們必須保證儘可能地維持半島的安全穩定。”為此，美軍通過與韓軍頻繁、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試圖以武力震懾讓平壤切身感受並非只有他們才最注重戰爭，而在必要時，用“戰爭制止戰爭”也並非只是理論空談。

網絡安全是近來美國談論最多的安全話題之一。為應對網絡安全威脅日益加重，美軍從國防預算中拿出近四分之一經費加強網絡防禦體系建設。最新的動作就是，太平洋司令部網絡部(Cyber Pacific)與美國戰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美國網絡司令部(US Cyber Command)“三部協調聯動”，不僅在技術、情報、指令、預防和攻擊上完全配合，而且在策略制定與戰術運用方面，也做到完全協調一致，必要時“三部”還將與亞太主要盟國進行網絡支持聯動，打贏涵蓋更為廣闊、驅動更為快捷、延展更為自由、操作更為便利的“網絡戰役”。正如鄧普西在今年4月份為美軍迎接新型作戰要求而撰寫的《任務命令白皮書》(Mission Command White Paper)中所指出的那樣：“最重要的是，在《聯合部隊2020》中，每個層級的指揮人員都必須為通行的操作系統有所貢獻，實現在行動過程中及情況有所變化時的‘共同創造’局面。”而鄧普西始終堅持認為，“外空及網絡”對美國安全的威脅正逐漸加大，美國必須迅速做出反應以消除這種威脅。

戰略調整的原因：財困和新安全形勢

毫無疑問，美國五角大樓正在全面地、大力度地調整國防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有四個：

第一，歷時十多年的兩場戰爭消耗了美國大量人力、財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經濟發展，是當前美國經濟陷於長期蕭條的主要成因之一。這既是説，美國確實因財力衰減而無力繼續堅持“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戰略，所謂“國力不濟，奈何為之”即如此。從6月2日美國防長帕內塔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演講的題目《緊縮年代中的美國國防政策》（US Defense Policy in an Era of Austerity ），可見一斑。

第二，美國軍事戰略並非獨立於美國政府政策之外，其轉變主要還是為了配合美國整體外交策略的轉變。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美國外交政策轉變始於奧巴馬上台之初的2009年年初，奧巴馬政府主張美國與世界各國“共同分擔國際責任”，所謂“美國不可能單獨解決所有國際問題，而國際問題的解決也離不開美國”。在去年2月發表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事戰略報告中特別強調了“美軍戰略必須符合並與其他美國各項政策一同完成美國政府的承諾”這一點；其二，美國的外交重心已經轉移至亞太地區，面對中國的崛起、朝鮮半島和南海局勢日益敏感，美國需要調整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在去年6月初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蓋茨已經就美國軍事重返亞太作了詳細闡述。

第三，“新幹預主義”模式的成功，讓美國能有機會實施戰略收縮，在借他人之力完成美國的政治目的同時，集中資源用於其它更迫切需要的領域。

第四，美國需要集中精力、財力規劃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重點是如何應對中國、俄羅斯這些“正處在戰略十字路口”的新興大國；同時，也有必要堅持長久不懈地打贏反恐怖襲擊戰爭。美軍的戰略重點已經不在於如何進行大規模地面戰鬥，而在於研發更先進的電子網絡戰、無人空間戰和遠程遙距戰技術，以及作戰部隊向小單位、高效率和分散行動方面轉化。

（鄭浩 鳳凰衞視時事評論員、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