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中美向敵性對抗蜕變是中國安全最大挑戰

資料圖 正在中國南海艦隊訪問的美國海軍“朱諾”號兩棲船塢運輸艦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來到中國海軍陸戰隊某旅綜合訓練場，與中國海軍陸戰隊員進行軍事交流活動。中新社發 張勤 攝

原題：中國崛起進入更嚴峻磨合期

警惕中美關係向敵性對抗滑落

自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種種事態顯示，中國與外部關係的緊張程度明顯增高，這標誌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渡過了崛起起飛階段，進入到崛起磨合階段。對成長中的中國來説，這不是偶然出現的困境，而是國家崛起、民族振興必然要跨越的門檻。此種局面才剛剛開始。今後五到十年，我國在國際安全上將面臨複雜困境和更多挑戰。

首先是國際總體安全環境惡化對我現代化轉型造成不利局面。2011年國際社會釋放出了強烈的動亂信號。一是全球持續惡化的經濟危機與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動疊加發生；二是國際力量對比舊的平衡被打破；三是全球性的貧富兩極分化加劇，中和層分化，政治極化導致對抗因素顯著上升；四是西方國家陷入多重危機，並把危機轉嫁到發展中地區;五是伊斯蘭國家對社會現代性的訴求出現無序化狀態，正在釀成地區規模級的持續動亂並嚴重外溢;六是全球普遍工業化進程推動海洋工業文明時代開啓，基於物質資源利益的海上爭奪與對抗凸起；七是地球生態持續惡化，自然危機正向社會危機演化；八是網絡傳媒的消極作用發酵，網絡戰爭與核擴散危險雙雙升級，並列成為最現實的大規模殺傷性威脅；九是美國霸權穩定體系動搖，缺乏管理的國際權力真空地帶增多；十是國際公共認知能力嚴重滯後，國際社會的理性穩定遭致擾亂與破壞。

2012年這種動亂的趨勢仍在擴展和延續。未來五年，也是我國的“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面臨重大轉型和深度改革，轉變發展方式（擴大內需等）與調整經濟結構（產業升級等）兩大任務同擠一座獨木橋，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都顯得急迫，而以往國際社會為我內政改革提供的總體趨緩和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卻在逐步收緊。

第二，地緣戰略重心東移、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推高我和平發展的風險。冷戰結束後，美國推行超越遏制戰略。其基本路徑是沿着整肅伊斯蘭———擠壓俄羅斯———重點對付崛起中國這個軌跡展開的。美國在亞太地區動作頻頻，從而加劇了雙方的戰略互疑和戰略競爭傾向，使中美之間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前景充滿變數。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軍事和戰爭行動與它的戰略重點目標之間存有某種內在聯繫。冷戰後每一個十年，美國與其要整治的對手之間都發生過直接或間接的戰爭衝突。再往前延伸來看，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推行其全球戰略，也沒有少打仗。

歷史警示我們，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至亞太地區的大背景下，美中之間出現間接甚或直接軍事衝突的前景是不能排除的。如果走到這一步，也就是中美不能走出一條大國關係的新路，那麼，我國總體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地區環境就將難以為繼，中國的和平崛起道路就可能中途夭折。因此，防止中美關係向敵性對抗蜕變滑落，是當前和未來五年我國安全最大挑戰和最重要課題。

經濟低迷助長海洋爭端

第三，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能源供給波動嚴重衝擊中國經濟走勢。此輪世界經濟危機自2007年年中爆發5年以來，西方國家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復甦，今年又呈現全面下行的趨勢。西方社會5年來對危機的治理並未觸及根本，導致危機的結構性經濟失衡迄今未得到修復。而西方選舉政治在大危機面前的表演又暴露了制度體制的弊端，左右翼政治力量為不同利益集團所綁架，互相推諉扯皮拆台，難以貫徹統一、有效和富有遠見的危機治理政策。

而另一方面，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經濟下行趨勢“脱鈎”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外溢效應已嚴重波及拖累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整個世界經濟陷入長時段的發展低迷和停滯之中完全是可以預期的。

第四，海洋主權爭端凸起給我睦鄰安邊形勢帶來重大變數。從2010年開始，中國周邊海洋戰略競爭不斷升温，黃海、東海、南海形勢同時趨緊，三海局勢的聯動效應增強。導致出現這種情勢的原因有三個：從大的趨勢看，海洋商業文明正讓位於海洋工業文明，後者直接把海洋作為工場進行開發，與我相鄰相向的瀕海國家如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均相繼進入工業化的高速成長階段，急需通過加速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為其工業化找到新的增長點。從近期因素看，一些瀕海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受到來自國內的巨大壓力，遂將目光轉向海洋經濟或大肆炒作海洋爭端，藉此找到一條擺脱危機的出路。從我周邊特殊的環境因素看，美國的背後支持在中國當前的海域爭端中扮演了興風作浪的角色，加上我國海洋方向上的地緣戰略態勢原本就先天不利，近海海域處於多層島嶼鏈的封鎖之下，環伺的海洋鄰國眾多，且都與我存有海洋權益爭執，在海洋博弈的現實態勢上，我們又不佔優勢，致使海上爭端的剛性很強，相互妥協的餘地較小，加之又有複雜的大國背景攪局和國內民意助推，爭執糾結的化解難度很大，形成對抗和演化為武裝衝突的幾率較高。

西方新幹涉主義有借民主化擴大的趨勢

第五，民主化訴求與新幹涉主義交集危及我國內政治穩定。2011年爆發的西亞北非事變正在整個大中東地區擴大蔓延。這次事變凸顯了西方干涉主義的新發展：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之上又打出了支持民主變革、推翻獨裁暴政的旗幟，並以地區多數國家的意願為標榜，大力營造干涉的合法性身份；在行動策略上實行外戰與內戰相結合，利用目標國的內部矛盾擴大事態。西亞北非國家民主變革的內生訴求與西方新幹涉主義的交集，在全球治理的旗幟下，具有在世界其他地區複製的傳導性。新興國家由於自身轉型矛盾被全球性抗爭風潮傳染，其維穩壓力上升。

進入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社會羣體性事件多發、高發的趨勢有增無減。不排除在特定情況下，西方國家利用我國社會面臨轉型、內政深化改革、利益發生調整之際，藉機挑動社會矛盾和紛爭，施以新幹涉主義介入，破壞我國政治穩定局面，以此牽制我快速發展勢頭。

此外，自然生態持續惡化在我國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比重將進一步上升。中國前期的發展模式，並未完全避免以自然生態破壞性損毀為代價的增長。這種模式已不具有可持續性。未來5—10年它的負效應將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中全面浮現，將出現極端天氣、空氣污染、旱災與洪災交替肆虐以及大面積疾病流行四大生態危機。我們不可低估未來自然生態對民生安全威脅日益增大的嚴重性，更不可對自然災難催生社會危機，甚至危及國家安全穩定掉以輕心。▲（作者 江凌飛 國防政策研究中心、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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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中美兩國海軍陸戰隊交流時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