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頻動武只聞譴責之聲 西方到底在保護誰？

今年3、4月份發生在西非大陸上的兩場軍事政變，讓馬裏和幾內亞比紹這兩個出鏡率不高的國家頻繁見諸報端。但令人遺憾的是，國際媒體的關注並不意味着國際社會的重視。兩場政變危機的外溢效應仍在不斷釋放，特別是馬裏深陷憲政、國家分裂和人道主義三重危機，對地區和平與安全造成重大威脅，而國際社會特別是近年來高舉“保護的責任”大旗四面出擊的西方國家對此卻表現得相當“淡定”，只聞譴責之聲，未見在制裁政變軍人和人道援助方面有何實際動作，相較其去年在利比亞和科特迪瓦問題上大肆動武的表現，可謂天壤之別。

西方對“保護的責任”肆意曲解

根據聯合國有關文件，“保護的責任”是指各國負有保護人民免遭滅絕種族、戰爭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類罪之害的責任，國際社會應酌情鼓勵和幫助各國履行該責任。同時文件明確“保護的責任”落實應由當事國負首責，國際社會通過援助和能力建設幫助當事國履行義務，只有當事國顯然無法保護其人民時，國際社會方可作出集體反應。時至今日，“保護的責任”還只是聯合國認可的一項政策主張，而非新的國際法規則。

可以看出，國際社會代替一國履行“保護的責任”有着嚴格適用範圍和程序。而在現實國際關係中，西方國家往往把“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干預”等概念演繹為“保護的責任”，這種肆意曲解有時甚至是蠻橫無理的。在利比亞問題上，北約隨意擴大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授權，把建立“禁飛區”保護平民的措施直接變為幫助反對派打垮卡扎菲政權的戰爭。北約轟炸利比亞，其保護平民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造成了大量無辜平民傷亡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保護的責任”在多數情況下，只是西方干涉的一個新藉口罷了。

西方“保護的責任”，實是保護一己之利

西方“保護的責任”是有選擇的干預，保護當地人民是虛，維護自身利益是實。當符合其重大利益時，哪怕有關國家沒有出現上述四種罪行，西方也會想方設法穿上“保護的責任”外衣強力干預。在去年的科特迪瓦選後危機中，法國多次挑頭向安理會提交決議案，法駐科“獨角獸”部隊不惜直接軍事介入。如果瞭解法在科有1.5萬名僑民，在科的600多家法資企業產值超過科GDP的三分之一的實情，就不難理解法在科問題上的“積極有為”了。

西方國家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活菩薩，既不是逢亂必管，也不是見問題就上。當不涉及其重大利益時，哪怕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和平穩定遭到嚴重破壞，並出現重大人道主義危機時，西方也懶得管。當前馬裏北方面臨饑荒、戰亂和武裝犯罪團伙的肆虐，35萬難民流離失所，出現嚴重人道主義危機，但當西共體尋求具體援助時，西方國家或找藉口拖延，或要求將有關問題提交安理會由聯合國埋單，其卸包袱、撇責任的意圖一覽無遺。原因很簡單，馬裏能源資源量不大、地緣戰略價值不高。而像幾內亞比紹這樣動亂頻發的窮小國家，西方更是避猶不及，正所謂“無利不起早”。

西方的“保護的責任”，實際上是不負責任

西方“保護的責任”，無論表現為以保護平民為藉口、張牙舞爪的強行干預，還是事不關己、虛與委蛇的袖手旁觀，都不是真正為了保護他國人權和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西方這種所謂的“責任”其實是真正的“不負責任”，到頭來必然是害人又害己。去年，西方對利比亞的軍事幹預造成的直接後果是，2萬多人在衝突中喪生，利國內形成多個不受控制的武裝組織，暴力、衝突、平民傷亡成為家常便飯。而其長期的外溢效應是造成撒哈拉-薩赫勒地區安全形勢惡化的重要原因。大量武器流散,特別是數千名受僱於卡扎菲政權的圖阿雷格族僱傭兵在利戰亂後攜先進武器裝備返鄉，促使馬裏北部的圖族分裂勢力、極端伊斯蘭宗教勢力和薩赫勒地區恐怖組織急劇膨脹。面積達80多萬平方公里的馬裏北部面臨“阿富汗化”和“索馬里化”的危險。如果西方繼續坐視上述三股勢力坐大，不僅地區國家沒有安寧，恐怕西方國家自身也會成為恐怖主義、暴力和有組織犯罪等活動的受害者。（作者系國際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