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稻盛和夫

姬康

稻盛和夫作為一個日本二戰後經濟奇蹟的締造者、見證者和泡沫破滅的經歷者，締造了京瓷集團和KDDI兩家世界五百強企業，並在退出商界十三載後，以耄耋之年，重新出山，僅用一年時間就拯救了同樣是世界五百強的日本航空。

頭頂“唯一健在日本經營四聖”的光環，稻盛的傳奇人生和卓越成就近年來為國人所津津樂道，一股“稻盛和夫熱”席捲中國。於是，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各種講壇上，充斥着各式各樣稻盛哲學的佈道者，大有“當年鑑真東渡，今昔稻盛西來”之勢。

但我們真正瞭解稻盛哲學嗎？稻盛哲學的核心到底在哪裏？我們應該怎樣學習稻盛哲學？

我們生活在一個概念高度泡沫化的時代，幾乎所有的知識都在被高度概括和凝練，變成一道道“文化快餐”，雖然便於食用，但卻加進了太多的添加劑，不利於消化，甚至有害。演講者們樂於向渴望成功的聽眾們滔滔不絕地講述稻盛的“成功方程式”（成功=能力×熱情×思維方式）和阿米巴經營。

結果，稻盛和夫的成功被等同於他成功的事業——這也許恰恰是對“成功”的最大誤解。一個人之所以偉大，絕不是因為他本身偉大，而是因為他按照偉大的要求和原則去思考、去行動，以完善自己的人格。成功是一種結果，而不是一個原因。對稻盛和夫而言，成功不僅需要技巧，更需要強大的精神動力，這個就是稻盛哲學。

東方人並不善於抽象和概括。《論語》中多次提到“仁”，通篇卻沒有對“仁”做出概念化的定義，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卻充滿了“仁”的思想。稻盛白手起家，長期深入第一線，摸爬滾打，根據其獨特經營管理體系進行總結出來的，絕對不能夠原路指導實際。其哲學體系也許只能用來體會，稻盛可以説，但旁人一説就錯。

有人將稻盛哲學的根本概括為——“敬天愛人，自利利他”，認為這不僅是他的經營哲學,也是他人生哲學的根本。這沒有問題，但稻盛也提到“答案永遠在現場”，這是説要將具體問題放到其獨特的背景中去分析。因此，學習稻盛哲學也要從它的源頭入手。稻盛的“敬天愛人”的思想源於日本明治維新幹將西鄉隆盛，而中國的王陽明才是西鄉隆盛的精神導師，其在日本擁有眾多的擁躉。改變近代日本命運的日俄海戰指揮官東鄉平八郎就在作戰時胸前掛了一塊木牌“一生伏首拜陽明”。

中國的企業家可以大談稻盛的“尋找做人的正道”，卻很少有人通讀過王陽明的《大學問》；中高層管理者對“六項精進”倒背如流，卻幾乎沒有人知道王陽明的“四句教”。稻盛本着一份“致良知”，堅持着天天的反省，成就了自我，而中國企業家卻守着自家的思想寶庫而不自知。

稻盛虔誠的佛教信仰也廣為人知，甚至中國企業家也紛紛開始“參禪悟道”，認為稻盛是將佛教作為企業管理的基礎，渴望從“看似一張紙，深似一口井”的禪宗機鋒中找到企業利潤最大化的途徑。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可以滌盪世俗的浮躁，但絕對不可能帶來塵世的財富。

稻盛和夫和安德魯•卡內基都是站在登上世界之巔之後散盡家財，反哺社會的。但我們很難説，卡內基是在用基督教思想指導自己的企業經營。宗教信仰雖然不可能直接轉變為企業經營技巧，但卻可以成為企業的經營目的。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就曾論述——虔誠的新教資本家積累了大量財富並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享受，而是為了證明自己是上帝垂青的“選民”，只是在客觀上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進步。當稻盛和夫把自己1700份股票無償分給員工的時候，絕不是在進行又一次身體力行的企業凝聚力培訓，而是在實踐佛教中的“利己利他”，在獲得社會的尊重之後對社會的回饋。這是一份對社會的“擔待”，而不是簡單的“慈善”，這才是我們要向稻盛學習的根本。

稻盛和夫的經營哲學建立在稻盛的哲學基礎之上，沒有深刻理解稻盛哲學就無法應用稻盛的經營哲學。稻盛關於市場、效益、定價、會計核算等企業經營技巧無不根植於其對王陽明哲學和日本佛教的信仰和體會。稻盛並沒有“創造”哲學，他只是一個傳統哲學和宗教倫理的實踐者和堅守者，無時無刻不在督促自己成為一個純粹的人。把他的人生和經營理念概念化，就流於表面；將其無限擴大，則過度詮釋——這造成我們對稻盛哲學最大的誤讀。

（作者為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