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臨近消失轉折點 中國遭遇未富先老尷尬

高考年復一年，但2008年以來，4年間參加高考的人數減少140萬，而且還將繼續減少。

6月5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此表態隨即引發廣泛討論。

兩件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前者的背後是從1987年以來人口出生率逐漸走低，後者的背後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產生巨大的社保基金缺口。對應到當下則是，中國當前正處在人口紅利消失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的關鍵轉折期。而這將對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資本市場等有着潛移默化但又很深刻的影響。

人口趨勢：三低態勢和三大高峯

近來一張動態圖在微博上傳播頗廣，這張圖號稱讓你看懂中國人口百年變化（1950年~2050年）。

隨着這張圖從1950年起金字塔般的人口年齡結構逐步向不規則的鋸齒形演變，觀者能鮮明地感覺到勞動力人口的迅速減少，同時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增長。

2011年4月發佈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至2010 年11月1日，全國13.71億人，0~14歲人口占比16.60%，15~59歲人口占比70.14%，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8.87%。

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對比兩次人口普查數據，可以發現我國自1950年以來的三次嬰兒潮後，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再結合生育率等數據來看，當前我國人口增長模式已是三低態勢，即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態勢。

三低態勢在今年4月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中體現無遺，該文件指出：我國人口增長勢頭減弱、主要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峯值、老年人口出現第一次增長高峯、城鎮人口歷史性超過農村人口。

那麼，在目前人口增長的三低態勢下，中國人口頂峯會是多少，又將何時出現呢？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估算，中國人口將在2032年達到高峯，為14.6億。而中國國家統計局預測，中國人口峯值在2035年，為15億。

再結合一些學者的預計，中國未來40年內，將先後迎來勞動年齡人口、總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峯，即總人口將於2035年左右達到峯值，總勞動人口2013年左右達到高峯，而2050年老年人口將出現峯值。

2013年：人口紅利消失轉折點

這幾年人口話題中討論最熱的莫過於人口紅利，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正比預計的要快。

2006年公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指出，15歲～64歲總勞動力要在2016年才達到高峯。但是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總勞動力在2012年達到頂峯後將開始負增長。

“根據人口預測，我認為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其實，根據最新的人口數據，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個轉折點目前已經到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財商》。

在蔡昉的研究中，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變量，即依賴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

同花順數據顯示，我國總撫養比（0~14歲兒童、65歲及以上老人）從1995年的48.8%降至2010年的34.2%，少兒撫養比（0~14歲兒童與勞動人口之比）則在同期從39.6%降至22.3%，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老人與勞動人口之比）則在同期從9.2%上升到11.9%。

業內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並無太大分歧，但在衡量人口紅利的標準上則存在着一些分歧。

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博士看來，真正的人口紅利是人口數量紅利、勞動力紅利，而不是低撫養比。

“兒童撫養比是投資，老年撫養比是還債；生育率下降越快，兒童撫養比下降越快，今後老年撫養比上升越快。將兒童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混為一談很容易掩蓋人口與經濟之間的真實關係。”易富賢在12日第一財經學院舉辦的人口專題論壇上表示。

不過易富賢也認為，2013年後中國經濟兩個瓶頸同時到來，總勞動力開始負增長，老年撫養比超過12%，中國經濟增長率將跳躍式下降。

關於勞動力數量是否達到頂峯，業內還有一個數據，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基於聯合國人口署的數據預計，我國全部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2015年左右見頂。

也就是説，雖然業內在衡量人口紅利的標準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對於目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持相同態度。

對於人口紅利的消失，蔡昉認為，人口紅利期結束並不一定是壞事。恰恰是不發達的經濟才有人口紅利，發達經濟都沒有這個意義上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了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挖掘一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蔡昉認為，譬如政府在不斷擴大公共教育投入規模，加快推進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社會保障制度覆蓋率，推進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為重點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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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加速：未富先老的尷尬

除了目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更嚴峻的問題是老齡化，而且是未富先老。

所謂人口老齡化，國際上有個通用的指標。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一國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

如果按這兩個標準衡量，中國1998年左右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而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為13.26%，總數為1.79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佔比為8.87%，絕對數接近1.2億，這意味着中國的老齡化進程正在加速。

瑞銀證券在《亞洲結構性主題——老齡化的亞洲》報告中預計，2010年後中國老年人口加速上升，老齡化加速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 2010~2030年其間60歲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66%，2030~2050年年均增長速度下降到1.26%。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佔到總人口的31.1%，大大高於屆時世界21.9%的平均水平。

易富賢認為，“生育率水平和預期壽命的變化是決定人口老齡化的兩大主因，前者又比後者影響大得多，中國老齡化的過程二者兼有之。”預期壽命的提高會使人口金字塔的頂部相對加重，即頂部老齡化，而低生育水平則使人口金字塔的底部相對縮減，即底部老齡化。

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毫無疑問和我國從1980年開始實行積極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同花順數據顯示，從第三次嬰兒潮之後，1987年起我國人口出生率開始從2.33%逐漸下降，2009年起人口出生率更是開始低於1.2%。

其實不僅中國，就全球而言，老齡化導致的人口負增長已經成為一個魔咒，諸如日本、德國這些發達國家也都無法擺脱人口負增長的命運。

不過，相比於其他國家，我國老齡化過程具有速度更快、間隔更短、發展水平更低的特點。

有數據顯示，按照國際標準，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完成人口老化（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7%提高至14%）的時間跨度通常在40～100年，日本為25年。

而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此外，根據聯合國的保守預測，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最早將在2025年達到甚至超過14%。即是説，中國和日本一樣，25年間也將完成人口老化。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正面臨“未富先老”的尷尬。一些發達國家乃至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的人口紅利窗口關閉時，人均GDP均已達到2萬～3萬美元，而中國目前人均GDP尚不足1萬美元。

衝擊經濟增速、資本市場

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以及老齡化加速勢必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等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首先是社保基金缺口，中國銀行研究團隊近日發佈的《重塑國家資產負債能力》測算，20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達到16.48萬億元，在目前養老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往後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設GDP年增長率為6%，到2033年時養老金缺口將達到68.2萬億元，佔當年GDP的38.7%。

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口老齡化會導致經濟增長系統性下滑，其中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日本從1990年開始進入一個“失落的二十年”階段，1995年~2010年GDP年均只增長0.9%，固然1990年的資本市場泡沫破裂是日本經濟走向低迷的重要因素，但人口因素不可小覷。 易富賢認為，由於長期的低生育率，20世紀90年代後日本15歲～64歲總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非常緩慢，1995年之後開始負增長。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增長目標為7.5％。放棄延續多年的“保八”目標，既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也肯定考慮了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影響。

根據一些研究者的測算，我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在過去十幾年的年均GDP增長率基礎上，分別降低1~2.5個百分點。

除了經濟增速受到影響，人口快速老齡化還將導致通貨膨脹率走低，甚至會出現通貨緊縮，日本和部分歐洲國家曾出現類似的情況。例如日本在1990年撫養比下降階段，勞動力人口見頂而通脹率下降。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儲蓄率變化，進而影響到資本市場。

彭文生指出，過去10 年，年齡在35~64歲之間的高儲蓄人羣佔總人口的比重從33%上升到42%，高儲蓄人羣佔比上升意味着整體投資的風險偏好增加，而未來10 年，年齡在55~64歲間快退休人羣佔比將逐步上升，他們的風險偏好將降低，更傾向於固定收益類投資，而不是風險較高的權益類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