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個省份相繼掀起新一輪幹部上山下鄉運動
幹部下鄉潮
今年4月，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第四次來到他“下鄉住村”的點——山西省武鄉縣磚壁村。
袁純清現在是磚壁村的“第431個村民”。幹農活、睡土炕、吃土菜、聊家常、出主意……他關心“自己村”的長遠發展，每次來都會就農民致富的問題和村民們來一次大討論。
兩年前，磚壁村人均收入僅2600元;去年5月30日，袁純清第一次“住村”;年底，村人均收入達到3600多元;今年，這個數字有望突破5000元。而按照袁純清的規劃，到“十二五”末，這個數字要漲到1萬元。對於這個目標，磚壁村的村民很有信心。
“到基層去，到羣眾中去!”2011年起，一句響徹全國的口號成為各地轉變幹部作風、密切幹羣關係、帶領農民脱貧致富的共識。山西、河北、廣東、湖北、新疆、甘肅等眾多省份相繼掀起新一輪的幹部“上山下鄉”運動。
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1997年以來黨員幹部和大中專學生“三下鄉”，再到這次席捲全國的新“幹部下鄉”運動，“‘幹部下鄉’一直是我黨密切聯繫羣眾的法寶，過去是，現在還是。”
從前下鄉的重點在基礎設施，兼顧產業開發。如今，工作的重點已轉向幫低收入農民增收。
“減少會議，精簡文件，騰出時間常下鄉看看。不怕山高不怕路遠，帶上真情常下鄉看看。”2012年，一首改編的歌曲《常下鄉看看》在山西許多農村傳唱。
如今，農村依舊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可以“大有作為”，“讓農民儘快富起來”成為經濟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關鍵。而對於新時期的各級領導幹部而言，新“上山下鄉”將是一次更為嚴峻的考驗。
不脱貧不脱鈎
今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2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投入擬安排12287億元，比上年增加1868億元，再創新高。此前，第9次聚焦“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剛剛發佈。全國各地亦開始有針對性地實施“解困工程”。
煤炭大省山西，農民人均純收入只佔全國平均水平的80%，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村有6063個，3500元以下的村有1萬多個，增收任務艱鉅。2011年起，山西重點突破，率先對6063個村實行住村幫扶。
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曾表示：“全省6000多名主要幹部，一人包一個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左右的村子，一包到底，標準就是收入翻番，不翻番任務就沒完成，這要作為領導幹部考核的一個重要標準。”
這種“不脱貧不脱鈎”的模式在全國並非個例。
內蒙古通遼市是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欠發達地區。年開始，通遼市選派各級幹部1651人，實現全市所有貧困蘇木(即鄉鎮)、嘎查(即村)全覆蓋。
今年2月10日起，歷時8個月的“幹部下鄉運動”在河北全面推開，1.5萬餘名幹部進駐5000多個貧困村。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明確提出：“幹部下鄉不搞錦上添花，主要是雪中送炭”。
河北承德市共篩選出398個貧困村並制定了扶貧攻堅實施規劃，全市市級領導一人對口幫扶一個貧困村，要求在2013年前解決這些貧困村房、水、路、電、訊等羣眾生活中的難點問題，同時還要落實好產業扶貧的規劃，為百姓找出一條自我發展的致富門路。
對於各地大規模的幹部下鄉活動，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仝志輝認為：“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和諧，關鍵在農村，重點難點也在農村。對貧困農村給予更多的幫扶與政策傾斜是必要的，這也是縮小收入差距，讓農民共享改革成果的一條路徑。”
重拾“魚水情”
提起改革開放之初的下鄉經歷，年近七旬的郭文斌有些懷舊。上世紀80年代，郭文斌在山西省平魯縣(今朔州市平魯區)擔任縣委副書記、宣傳部部長。“大包乾”之初，郭文斌長期在農村蹲點調研，率先試行的“黨員聯户制”曾受到中央高層的關注。
“天天和老鄉們在一起勞動，一盤土炕上，老鄉吃什麼我們跟着吃什麼，每天給老鄉交3角5分錢和1斤2兩糧票。時間長了都成了無話不談的哥們弟兄。”
雖然已離休多年，但郭文斌能感覺到，現在經濟高速發展，交通、通訊更加便捷，但幹部與羣眾卻疏遠了。
事實上，從中央到地方，重塑幹羣“魚水情”已成當務之急。在新一輪的幹部下鄉熱潮中，全國眾多省份重新將“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甚至“四同”(加“同學習”)作為幹部下鄉的鐵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曾對“山西7萬幹部下基層”高度評價：與人民羣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體現了把人民羣眾放在心上，到人民中去，拜人民為師的執政理念……
從去年10月開始，西藏在全區開展了為期3年的“深化創先爭優強基礎惠民生”活動，從自治區、地、縣、鄉四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及駐藏中直單位和武警部隊選派了兩萬多名幹部，組成5451個工作隊，進駐西藏所有行政村和居委會開展工作。
如今，在西藏廣袤的鄉村牧區，各族幹部正紮根基層，與羣眾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建立起魚水深情。
為了讓下鄉扶貧工作不擺架子、不走過場、不給百姓增加負擔，河北省委、省政府對工作隊作出“自帶行李、自辦伙食，每月在村莊工作時間不少於20天”、“對口幫扶一定5年，不脱貧不脱鈎，不致富不撤離”等硬性規定。
“過去幹部下鄉，陪同人員多，成本高還聽不到真正的聲音。現在，幹部們如果能長期紮下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將會對幹部作風轉變以及密切幹羣關係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國寶表示。
“下鄉帶着真感情，何須專門去維穩”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農村改革掀開大幕，“大包乾”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農村生產力得到空前解放，規模宏大的幹部下鄉住隊(生產隊)工作也在這一時期宣告結束。
郭文斌告訴記者：“幹部下鄉一直是我黨密切聯繫羣眾的法寶，過去是，現在還是。改革開放前，幹部下鄉力度比較大，主要是抓生產。(上世紀)80年代後期力度就有所弱化。”
即便如此，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全國各地仍將幹部下鄉視為農村工作的重要抓手。
為了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改善農村社會風氣，密切黨羣、幹羣關係，1996年12月，中央宣傳部、國家科委、農業部等十部委聯合下發《關於開展文化科技衞生“三下鄉”活動的通知》。次年，“三下鄉”活動在全國正式開展。
着眼於農村文化、科技、衞生的“三下鄉”，是為了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改善農村社會風氣，密切黨羣、幹羣關係。其中，各級幹部和大中專學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仝志輝的印象中，“三下鄉”活動是中央層面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下鄉活動，中央各部委雖然每年也會派出扶貧工作隊到貧困地區，然而，“三下鄉”的規模與力度有限，下鄉幫扶仍是地方“唱主角”。
《中國經濟週刊》從山西省委下鄉辦瞭解到，從1990年山西省委派出第一批農村工作隊至今，已經累計派出23批工作隊，但前期工作隊的重點工作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兼顧產業開發。如今，新“幹部下鄉”的工作重點已轉向幫低收入農民增收。
對於當前席捲全國的新“幹部下鄉”運動，外界大加讚賞，但坊間也摻雜有“維穩”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