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稱中國版門羅主義咄咄逼人讓戰爭不再遙遠
前不久，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舉行年度戰略論壇。在會議上，多名學者提出，中國正效仿19世紀的美國，推行自己的門羅主義，指責中國的近海政策“咄咄逼人”。
“中國門羅”讓戰爭不再遙遠？
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和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提出一項新的外交原則，宣稱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的大部分海域和島嶼是美國的“後院”，美國隨時準備為維護這一“核心國家利益”進行戰鬥。門羅和亞當斯還要求，英國等地區以外的海軍勢力不得在美國近海活動。此次講話的核心思想日後被稱為“門羅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早在2010年7月，美軍前海軍指揮官、中國問題專家保羅·吉亞拉和新美國安全中心亞太安全項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羅寧便在《外交家》發表文章稱，北京將南海問題上升到國家的核心利益，意味着“其隨時準備為維護東南亞的海上主權開戰”，同時，中國對美韓在黃海的演習反應“尖酸刻薄”，這一系列的舉動都讓人聯想起19世紀美國的門羅主義。
今年5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國際事務學教授史蒂芬·沃爾特也在《紐約時報》發表《應對中國的門羅主義》一文。文章稱，19世紀，正在崛起的美國提出了門羅主義，並逐漸將歐洲列強趕出西半球。同樣，一個有力的中國不會希望美國在自家門口拉幫結派並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因此“毫無疑問地會努力將美國軍隊逐出亞太地區”。但美國並不會心甘情願地退出亞太，因為中國在該地區一旦形成統治，北京將會把觸角伸向更遠的地方。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就很有可能與美國展開激烈的安全競爭。
沃爾特認為，“國性本惡”，國家間往往會對最壞的情形做準備。北京目前已從不斷增長的財富中取出一部分發展軍力，未來還會這樣做，並“肯定會為自己營造有力的周邊安全環境”。
文章稱，目前中美緊密的經濟聯繫使得“雙方都有足夠理由把競爭控制在可控範圍內”，但這種現象並不能長久。因為從根本上來説，中國的經濟是外向型的，不同於冷戰時期自給自足的蘇聯，中國“依賴海外的市場和原材料”，這將成為“北京日後插手國際事務、建設藍水海軍的強大誘因”。而中國的發展只會帶來更多的中美摩擦。
為防止衝突發生，美國正不斷鞏固現有的亞洲同盟關係並大力發展新夥伴。作為回應，中國將鼓勵鄰國“遠離華盛頓並接受北京善意的霸權”。但“大多數鄰國還是對中國充滿恐懼並與美國結盟”，這使得中國“感到被孤立”，從而導致衝突發生的幾率進一步增加。
當然，中美戰爭並非無法避免。沃爾特指出，兩國都有核武器，且雙方政府都明白，戰爭將會是災難性的。如果領導人一直能夠保持理智和謹慎，將能夠維持和平。一旦有一方出現“經驗不足、莽撞而過於自信”的領導人，戰爭將一觸即發。而歷史不幸地表明，“兩個競爭國家的領導層能夠一直保持理智的幾率並不高”。
中國版門羅主義更“霸道”
對於北京是否在推行自己的門羅主義，美國學者觀點不一。6月22日，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詹姆斯·霍姆斯在《外交家》雜誌刊登《中國的門羅主義》一文，稱所謂的中國版門羅主義要比原版“霸道得多”。
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國和19世紀的美國存在巨大差別。雖然門羅主義允許歐洲列強維持在新大陸的現有利益，但明確反對其繼續擴張。美國宣佈，任何“試圖恢復對美洲國家帝國主義統治的行為”都將被看作對美國的不友好行為。這意味着一旦拉美各國掙脱枷鎖、從列強統治下獨立出來，它們就可以獲得永遠的自由，故而很少受到反對。而中國的表現讓其他亞洲國家“有很多理由擔憂其將如何使用不斷擴張的軍力”。如今，“很少有人否認北京對周邊海域的影響力”，但究竟發揮出何種影響力卻很關鍵。
文章聳人聽聞地指出，中國近海政策“好戰、愛管閒事的程度比任何時期的門羅主義都要高”。首先，“華盛頓從未像北京對於南海那樣對加勒比海宣誓主權”。其次，“美國從未限制別國海軍在近海的活動，而中國卻連航母在黃海的常規活動都反對”。文章稱，中國指責美國航母在近海活動使北京處於美軍戰機的打擊範圍之內，這種理由“根本站不住腳”。此外，文章還抱怨“北京連空中監視等明顯合法、長期存在的國際領空活動都不允許”，“驕傲的中國”一直將近海政策上升到主權問題的高度。而在主權方面，哪個國家也不會讓步。這樣做只能“將自己推向死角”。霍姆斯認為，中國政府如此“高調”宣誓主權，就必須“一條路走到黑”，無法妥協，否則將會為國民不容。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詹姆斯·霍姆斯等部分美國學界人士將中國維護固有主權的防禦性外交政策與美國極富侵略性的門羅主義相比較，可謂牽強附會、顛倒黑白，其居心不可不防。
在發展歷程上，中美兩國存在着巨大差異。美國於1776年7月4日宣佈獨立之初，其領土僅為大西洋沿岸總面積約80萬平方公里的13個前英國殖民地。即使到1783年英國政府正式承認美國獨立時，其國土面積也不過230萬平方公里。在此後不到兩個半世紀裏，通過巧取強奪，美國領土面積呈幾何倍增長，發展成為如今的50個州、總面積超過962萬平方公里的規模。在此期間，門羅主義一度作為美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發揮出重要作用。例如，早在1852年，華盛頓眾多政治人物便叫囂援引門羅主義將西班牙人強行驅逐出美洲。在該主義的影響下，美國於1898年從美西戰爭獲勝，攫取了夏威夷羣島、菲律賓、關島等大量前西班牙殖民地，為日後進軍亞太奠定基礎。而新中國自建國之初，便基本確定了“雄雞”版圖，在六十餘年的時間裏，通過外交努力，與鄰國劃定長達兩萬多公里的陸地國界線。可以毫不誇張地説，美國的崛起過程對於其他民族和國家來説，是一部充滿辛酸的血淚史。而我國幾十年來卻一直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沒有侵犯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學者指出，在大國中，中國是“唯一一個本着維護主權、以和平談判為原則，用幾十年的時間一點點與周邊國家建立互信關係，並最終簽署邊界協議的國家”。
前文曾提到，霍姆斯辯稱美國政府從未限制別國在其近海活動，但事實上門羅和亞當斯等人在提出門羅主義時，曾明確提出，地區以外國家的海軍不得在美國近海活動，由於當時多數拉美國家剛剛獨立，幾乎無海軍可言，此舉事實上便等同於禁止任何國家進入美國近海。至於霍姆斯自我標榜的“美國未對近海提出領土主權要求”一説，在歷史面前更是不堪一擊。門羅主義提出時，美國或許沒有明確對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宣示主權。但這並不是因為華盛頓政客們的大方，而是因為當時的美國國力孱弱，根本無力抗衡歐洲列強。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美國只能任由歐洲列強在自家門口遊弋。國門尚難自保，當然無暇覬覦自己的拉美小鄰居。
19世紀末，隨着工業化的發展，美國逐漸成為西半球霸主並打造出一支現代海軍。羽翼剛剛豐滿，華盛頓便開始顯露侵略本性，於1895年干涉英國和委內瑞拉的邊界爭端，時任國務卿理查·歐恩尼更是在一次與英國的外交照會中揚言，“美國的命令便是西半球的法律”。這一宗有關主權的強硬表態很快激起了拉美國家的反感。而在老羅斯福之後，美國政府對門羅主義的濫用更是達到了巔峯。這一時期，門羅主義成為華盛頓干涉拉美國家屢試不爽的藉口，也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代名詞。
憑藉門羅主義等外交原則和“東西兩大洋南北無強敵”的巨大地理優勢，篤信“天命論”的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可謂一帆風順。而對於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極其複雜的中國來説，形勢則大不相同。近年來，部分小國出於種種目的拿本無爭議的領土問題對中國發難。我國為維護自身固有權益而進行警告抗議，這種行為本無可厚非，到了一些西方學者口中，卻轉眼成了侵略行為，而門羅主義這種赤裸裸的干涉主義行為卻搖身一變，成為拯救拉美小兄弟的善舉。
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向來喜歡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別國發展，它們以自己的發展史為參考，認為國家發展必然帶來帝國主義等擴張行為，極盡所能挑撥亞太國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猜忌。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行為只能貽笑大方。在海軍學院的戰略論壇上，一名與會學者的發言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為什麼中國不可以有自己的門羅主義？因為它是中國！”其言外之意就是，美國及其亞洲盟友無論如何都不允許中國享有美國在成為海上大國前曾經享有的特權。就連霍姆斯本人也認為，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只能讓人覺得是“明顯的虛偽”，是在“故意編造威脅”。
【注】：見6月30日《法制文萃報》4版；原題《美學界稱中國正在推行“門羅主義”》作者：徐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