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儲蓄率高達52%世界最高 養老金僅約3萬億
中國證監會主席 郭樹清
金融調結構 經濟有出路(觀點)
核心閲讀
近期，要加大對新股發行過程中各種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管和懲治力度；抓緊實施主板、中小板的退市制度改革方案；堅持“關口”前移，要在上市過程中就重點關注公司治理是否健全;引進各種專業化的機構投資者，為企業年金、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和養老金參與資本市場提供公平高效的平台;始終把保護投資者利益放在首位，強化市場投資功能，建設成熟理性的市場文化
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長，促成了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根本改變。然而，我們的成就並非沒有代價。從要素投入成本和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看，許多方面已經達到極限。所以，今年以來,國民經濟增速有所放緩,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我們不能不轉變發展方式，這正是“十二五”規劃的核心內容。在此過程中，金融體系的深入改革，承擔着全局的歷史的責任。
中國經濟中儲蓄和投資結構嚴重失衡
中國的儲蓄率高達52%，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絕無僅有
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和比較。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47萬億元，其中最終消費為22.5萬億元，資本形成為22.9萬億元，淨出口為1.2萬億元。照此計算，中國的儲蓄率高達52%，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絕無僅有。就大國經濟而言，歷史上也不曾有過先例。即使按照45%的儲蓄率計算，目前中國一年的總儲蓄也超過21.5萬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約3.4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因此，中國不能説資金短缺。
我們的儲蓄，首先是用於工業投資，佔到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40%。但是早在2009年，24個工業行業中，21個已經產能過剩。凡屬技術成熟的製造業，幾乎找不出一個產能不足的行業。其次，我們也大量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能源、交通、通信佔到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12%左右。這本來是我們的“瓶頸”，但現在已經出現局部過剩。第三，我們的城市建設佔很大比重，其中僅房地產就達到25%左右。由於種種原因，普遍存在着明顯的反覆拆建問題。第四，農村投資佔比不高，每年3萬多億元，然而，浪費的比率一點也不低。農民自己建房，反覆拆建的問題甚至更加嚴重。最後，看其他服務業，在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不到20%。其中，批發和零售2.4%;科研和技術服務0.5%;教育1.3%;衞生和社會福利0.8%;居民服務0.4%;文化娛樂1%。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水利、林業和環保合計只有1.9%。
與物質資本形成相比，人力資本形成可能更加重要。高收入國家2008年用於教育的公共支出平均佔GDP5.4%，中等收入國家4.5%，世界平均4.6%，我國今年有望達到法定的4%。醫療衞生方面，世界平均的支出佔GDP9.7%，中等收入國家5.4%，高收入國家11.2%，我國為4.3%，其中公共資金覆蓋的比率我國也低於其他國家平均水平。
儲蓄的形式也差別很大。中國人口比美國人口老化得多，60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3.7%，但積累的養老金很少。目前全部加在一起只有約3萬億元，佔GDP的比例不到7%，人均2300元。而根據OECD(經合組織)的統計，2010年美國養老金規模佔GDP的73%，人均3.5萬美元。這一比例在英國為87%，加拿大61%，智利67%。
儲蓄、投資和消費結構的偏離常態，很好地解釋了經濟產出的結構失衡。在國民經濟的三次產業中，包括金融在內的整個第三產業發展不足，2011年第三產業僅佔全部GDP的43%。這與發達國家73%左右、中等收入國家53%左右的比例差距不小，甚至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2008年世界平均的水平是69%。
結構失衡的問題有着深刻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政治體制背景。一個重要原因是要素市場未能充分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需要我們繼續深化改革，打破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長期存在的體制性障礙，顯著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金融服務業體系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
中國直接融資的比重低於間接融資佔主導的德國和日本
説到金融業，大家都知道一個悖論，這就是我們特有的“兩多兩難問題”：企業多，融資難;資金多，投資難。資金多總是相對的，我們每年提供給國際經濟使用的儲蓄資源就有近2000億美元,超過了國內農業的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事實上，我國金融市場本身也存在着較為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首先是金融業內部結構失衡。最突出的表現是高度依賴間接融資體系，直接融資比重過低。今年以來，社會融資總規模中貸款及承兑票據佔80%，只有不足20%來自股票和債券融資。從社會融資存量看，2011年底銀行貸款餘額佔54%，企業股票市值和債券餘額僅佔到26%，這一比例不僅遠低於直接融資為主導的美國和英國，分別為73%和62%，也低於間接融資佔主導的德國和日本，分別為39%和44%。從居民個人金融投資的角度看，銀行存款佔總額的64%，股票、債券、基金等投資比例不到14%，而美國的居民金融資產中，股票、基金和投資於資本市場的養老金合在一起，達到了近70%的比例。
其次，在資本市場內部，也存在着結構失衡。一是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後，2011年底股票市值約為公司債餘額的4.5倍，而大部分成熟市場中，公司債的規模往往大於股票市場。二是股權融資市場層次單一，美國有紐交所、納斯達克、場外報價市場和粉單市場、灰色市場等幾個層次，大致呈金字塔狀。而我國市場的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和代辦轉讓系統正好呈現“倒金字塔”形。三是期貨及衍生品發展不足。成熟市場的期貨、期權、掉期等衍生工具品種十分豐富，交易規模很大，與經濟發展的關聯度很高，而我們的衍生品市場發展還很不夠。四是投資者結構很不合理。A股市場的專業投資機構持有市值的15.6%，而發達市場這一比例大致為70%。更為不合理的是交易結構，A股市場個人投資者持有市值佔比26%，但卻完成了85%的交易。
第三，面向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存在結構性失衡。在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大企業、政府相關企業佔有的金融資源優勢比較明顯，中小微企業和創新企業獲得的服務非常有限。
直接金融具有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天然優勢
發展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產業、完善民生保障，都需要利用好資本市場這一平台
我國經濟中目前最尖鋭的問題是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難。我們固然應該挖掘銀行的一切潛力，而且也要積極推動民間信貸的規範發展。但小型微型企業往往需要的是本金，或者是時間稍長一點的債務融資，這種服務只能由基礎的直接融資來提供。
發展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產業，實現產業升級，需要我們更多地利用好資本市場這一平台。在對大量現有產業的整合過程中，應該更多發揮併購市場的作用。發達國家中，市場化併購完成的交易額，常常佔到GDP的5%以上，甚至超過10%，即使新興市場國家也佔到了3%以上，我國卻只有1%左右。在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現和推動過程中，同樣應該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真正的新興產業往往孕育於小微企業之中，其極大的不確定性和輕資產的特點，決定其往往難以獲得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而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債券，以及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等等，提供了一套融資方和投資方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機制，可以成為推動創新型企業成長的基礎平台。
事實上，每一輪全球新興產業競爭的焦點，都在於各國經濟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發端於上世紀80年代的高科技浪潮中獨佔鰲頭，緣於其高效的資本和科技的對接機制。近年來美國的蘋果和臉譜等公司取得了令人讚歎的成功，引領了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社交網絡等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都得益於其資本市場在危機後敏鋭地捕捉到了這些產業並推動其快速成長。今年4月5日美國出台了中小企業促進法，簡化中小企業上市流程，降低上市准入門檻，也是為了進一步為創新型、成長型企業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環境。
完善民生保障，從根本上要求資本市場能夠充分發展。預計到2020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到全體人口的12%，而社會保障和養老體系建設嚴重不足，社保資金和企業年金等長期資金面臨投資渠道狹窄和體制建設落後等挑戰，保值增值壓力巨大，需要通過專業機構投資者的發展，科學合理地參與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於分散金融體系的內部風險。直接融資體系提供了融資者和投資者直接對接的場所，在降低社會成本的同時，也對融資主體的誠實守信和投資者的風險認知提出了更高要求。歐洲早期荷蘭、英國和法國三大資本市場相繼發生泡沫和危機，正是與當時的信息高度不對稱和市場的盲目追捧有關。資本市場發展也與其他要素市場的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民主法治高度關聯。不斷提高市場效率、優化資源配置是個永恆的主題。美國臉譜公司上市的“打新”和“炒新”現象説明，即使是成熟市場上也存在很多不理性行為。摩根大通“倫敦鯨”事件則警示大家，即便是危機中表現最好的銀行，其風險控制仍可能存在着很要命的薄弱環節。
推進資本市場的科學發展需要下苦功夫
“世界一流”的目標不可能輕鬆實現，必須腳踏實地向前推進
中國的資本市場，沒有理由不成為世界一流。但是，我們不可能輕輕鬆鬆地實現這個目標。相反，必須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近期來看，我們面臨着如下艱鉅任務。
堅定不移地深化發行和退市制度改革。加大對新股發行過程中各種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管和懲治力度，增強行業機構的責任意識和法紀意識。抓緊實施主板、中小板的退市制度改革方案，做好新老制度執行的銜接工作，加強對具體實施過程的監控，及時發現風險，改進措施，確保平穩過渡。
加快發展多層次、多產品的資本市場體系。大力發展債券市場，積極推進統一監管的場外市場，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穩步發展期貨及衍生品市場，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增強資本市場的涵蓋面和包容度。加大產品創新力度，認真做好中小企業私募債試點，推出石油期貨和國債期貨，拓寬居民理財的渠道。
狠抓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堅持“關口”前移，要在上市過程中就重點關注公司治理是否健全，是否具有清晰的權力制衡和有效的制度約束。要更加註重監督上市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的運行情況，確保治理機制有效發揮。只有上市公司的質量靠得住，股票市場的基礎才能扎得牢。
以更大決心和更細緻的服務培育機構投資者。壯大財富管理行業，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引進各種專業化的機構投資者，為企業年金、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和養老金參與資本市場提供公平高效的平台。當保險行業還排在全球第六名，共同基金還排在全球10強之外時，我們很難有一個強大成熟的資本市場。
不斷提高市場效率。始終把保護投資者利益放在首位，強化市場投資功能，建設成熟理性的市場文化;加強中介機構建設和資本市場司法制度建設;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推進市場化改革;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強化懲戒機制，健全誠信體系。
堅決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在國務院統一部署和領導下，加快清理整頓不規範的交易場所。金融危機表明，除了要加強市場微觀主體的監管以外，還需要強化宏觀審慎監管，特別是要防範系統性風險。次債危機前，美國房地產貸款餘額與GDP的比率高達90%，遠高於其他國家30%—40%的水平，這可能是當時最直觀的先行預警指標，但未引起監管者的足夠重視。這個教訓應當汲取，必須加強宏觀經濟分析，加強不同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協作，共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