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部分農民因拆遷一夜暴富後無度揮霍返貧

拆遷後“一夜暴富”是福是禍？(鄉村觀察)**杭州城郊村農民生存狀況調查王慧敏 馮益華前不久，一名在浙江杭州城郊生活長大的大學生來編輯部反映説：自家所在的小村，村民們原本種菜為生，雖談不上富裕，但小村寧靜祥和。前幾年，村民們因拆遷補償而富起來後，村裏的祥和被打破了，不少人終日無所事事，有靠打麻將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癮，村裏的各種矛盾也多了……他很困惑：“財富，帶給我們的究竟是福還是禍？”就此問題，筆者展開了調查。財富是柄雙刃劍：拆遷讓農民一夜驟富，無度揮霍也讓人一夜返貧杭州江乾區某鎮，原是錢塘江北岸的一個農業鎮。2003年以來，隨着杭州城市東進步伐的加快，這裏建起了客運中心、地鐵站，迎來拆遷高潮。這裏的農民除了得到上百萬元的房屋拆遷補償款之外，還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標準分配了安置房，户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最多4套。“祖祖輩輩地裏刨食，哪天不想過好日子啊！沒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萬富翁，該好好犒勞一下自己了。”買高檔數碼產品，吃山珍海味，穿貂皮大衣……一位王姓拆遷户的消費觀並不是個例。還沒拿到拆遷款，老王就把原來自己抽的十幾元一包的“利羣”換成了四五十元一包的“中華”。錢一到手，他給自己和剛學車的老婆各買了一輛30來萬元的小轎車。這兩輛車子，現在多數時間只是在家裏的車庫待着。村裏一位幹部説，大筆的錢盲目消費掉後，村民中有些已“錢袋空空”，靠房租度日。財富確實是一把雙刃劍！拆遷補貼，讓農民過上了從未有過的幸福生活；然而，面對從未有過的鉅額財富，不少農民不知所措，只顧眼前，得過且過。還有部分人沉湎於賭博，甚至染上毒癮。某社區的許某原先做豆類生意，經濟情況在當地屬“上乘”。拆遷後，他拿到上百萬的拆遷補償款和兩三套房子，就停了小生意，從此吃喝嫖賭、醉生夢死，沒幾個月跌落為村裏的“破落户”。債主天天上門要債，許某東躲西藏，耄耋之年的父母每天以淚洗面。這個鎮目前記錄在案的吸毒人員比2003年翻了一倍。一位鎮幹部説，當地拆遷户一夜暴富後又因為賭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貧者，保守估計有10%。據瞭解，因拆遷安置款引發的財產糾紛、家庭糾紛這兩年也在大幅增長。去年，鎮司法所調解的因安置引發的分家析產糾紛就多達20來起，佔調解總數的兩成。農村的婚姻相對比較穩定，但面對拆遷帶來的鉅額利益，不少拆遷村出現了“閃婚”、“閃離”、“閃孕”等怪象。有村民反映，有人到外村入贅，離婚後回到村裏，分走錢，立即復婚，還有的人正好相反，拆遷前結婚，拆遷後又立即離了婚。這些亂象不僅危及家庭穩定，也影響社會和諧。管理失位、生活方式劇變，讓拆遷農民無所適從“拆遷農民”問題頻出的背後，反映的是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受到衝擊甚至被顛覆，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亟待重建過程中出現的陣痛。一方面，與農民自身素質有關；另一方面，有關部門管理失位也不容忽視。村民們普遍反映説，這些年，村一級組織的管理職能在弱化。拆遷前只知道要他們配合，催他們拆遷；拆遷後村變成社區了，忙着通大路、造高樓，村民們的素質教育無人過問，社區的文化活動也乏人張羅。一位老村幹部説，一切都已經變了，以前的那一套已不適合新形勢，工作該怎麼抓，確實是懵懵懂懂。江乾區一位街道幹部也坦言：“由於拆遷，社區800多户居民都分散在各個地點租房住，要找到人都很困難，甭提幫他們組織一些活動了。搞文化建設也要等完全安置後才有精力，時間起碼兩三年。”“學好三年，學壞三天”，拆遷後的頭3年恰恰是引導失地農民步入社會發展正軌的關鍵。採訪中瞭解到，有不少拆遷户不甘心坐吃山空，想做些投資，然而由於缺乏理財經驗，有些人把錢投給了私募基金、企業，結果“錯誤投資”，一輩子的心血付諸東流。一位拆遷户向記者透露，鎮上一個包裝廠以高額的利息從農民手中借來拆遷款進行融資擴張，但是剛好碰上了金融危機，企業垮台。這家企業欠下了7000多萬元債務，其中欠拆遷户5000多萬元，保守估計，上百個拆遷户遭了殃。多少年了，習慣於稼穡耕耘；而今，這一切都成了過去。手中呢，又攥着大把的鈔票，該怎樣去生活？不少拆遷農民感到迷茫。一位鎮幹部介紹，當地被徵地拆遷的農民中“4050”勞動力佔近四成左右，但有固定職業的不足1/3。囿於拆遷農民的能力，政府能為他們提供的就業崗位只能是一些清潔員、保安之類的服務型崗位。但是，幾百萬元的拆遷款再加上幾套回遷房，靠房租、靠村集體經濟分紅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就業心態發生變化也就在所難免。拆遷農民中，許多人寧願失業也不願幹保安保潔工作。“難道開着好車掃大街去？丟不起這人！”有農民這樣説。沒有固定的職業，難免精神空虛。而精神空虛，便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那些放高利貸的人知道你是拆遷户，手裏有錢，便開始打你的主意，引誘你去賭博、引誘你去吸毒，手頭錢不湊手就先借你5萬、10萬，爽快得很。開始還讓你嚐點甜頭，可一旦踏上這條路想回頭，就很難了。”一位社區幹部説。當地警方對於城郊村一帶的“黃賭毒”現象先後開展了好幾次打擊行動，但效果並不理想。杭州城郊一所小學的家庭情況調查表上，父母職業一欄，有的孩子竟寫：“打麻將”。*要讓農民不是“富裕一陣子”，而是“幸福一輩子”*拆遷農民的生存狀況已引起了社會學界的廣泛關注。浙江省社科院一位楊姓專家深表憂慮：“支付補償款徵地，是讓農民交出了世代擁有土地的權利，一夜暴富表面下，實質是一夜頓失永久立身之所。一旦拆遷農民因為揮霍徵地補償款而返貧，許多問題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隨着城市化進展，新一批的農轉非人口正在各地誕生。如何把拆遷農民的短期富裕變成長期收益、讓他們不是“富裕一陣子”而是“幸福一輩子”呢？有專家指出，目前，我們的社會對徵地補償還大多是“一錘子買賣”、“一次性買斷”，普遍缺乏對徵地農民正確的消費和投資引導意識，甚至對失地農民的警示教育都做得還不夠。對此，他呼籲：地方政府要完了地，還要從頭到尾管好人。該怎麼管？某鎮有個拆遷村為了防止村民一夜暴富後揮霍一空，村委會研究後決定，將每個村民7萬元的房屋預期購置款由村裏代為保管。但是，這個做法遭到了村民們的堅決反對：“我的錢為什麼要你管？”去年，這個村2000名安置人員聯名寫信，要求返回這筆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過去重"孃舅"，現在能重啥？”一位拆遷安置村的村書記焦慮地反問。不少專家呼籲：拆遷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設迫在眉睫。這種制度，既要涵蓋他們的精神生活，也要涵蓋他們的物質生活。既要幫助他們轉變思想、提高綜合素質，也要關心他們的就業狀況、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同時，這種制度還要幫助拆遷農民完成從農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轉變。欣喜的是，杭州已經開始就此進行探索。在拆遷人口眾多的杭州江乾區，區政府已經發布了一份關於加強失地農民管理工作的專門文件，對如何幫扶失地農民提升素質、增強創業就業能力、完善就業服務平台建設等等均作出了詳細的規定……這些政策會帶來怎樣的效果？我們期待着！*徵地拆遷何太急(話説新農村)*趙永平徵地拆遷不是與農民做“一錘子買賣”，而是要保障好農民的長遠生存權、發展權。通過制度設計，讓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於農民前些日子到中部一個縣調研，問起地方最頭疼的事，當地幹部的回答竟如此一致農村徵地拆遷！幹部們倒出苦水：“發展要佔地，你徵不下來地，沒法交賬；可是一徵地，就免不了上訪，弄不好會被問責，甚至丟"帽子"。”據介紹，縣裏每年徵地拆遷引發的上訪佔了70%以上，許多幹部都得包村包户，防“上訪”。徵遷這麼難，仍壓不住一些地方政府衝動。當地幹部説，發展是硬道理，大項目不落地，發展無從談起。看看縣裏的規劃，每個鄉鎮、街道都有大手筆：國際商貿城、現代工業園、休閒度假島……推土機轟隆隆一過，城郊的地被推平了，房子拆了，許多農民被“進城”了。於是，一幢幢漂亮高樓拔地而起，GDP增速噌噌上漲，地方經濟財源滾滾。然而，亮麗的成績掩蓋不了背後的問題。一些失地農民抱怨：“一畝地補給我們幾萬元，賣給開發商卻上百萬，不公平。”“過幾年補償款吃完了，生活怎麼辦？”部分失地農民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的羣體，引發諸多社會矛盾。令人憂心的是，當前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許多地方在GDP崇拜和土地財政的推動下，低成本徵地拆遷的動力不減。城市發展缺地，就瞄向農村土地；城市建設缺錢，就去農村經營開發，處處是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土地增值收益一味向城市傾斜，犧牲農民利益換髮展。據測算，近20年來各級政府向農民徵地約1億畝，徵地補償費與市場價的差價約為2萬億元。只顧經濟利益，漠視農民權益，許多地方打着“城市化”、“公共利益”的旗號拆村騰地，趕農民“上樓”，甚至不惜暴徵強拆。光鮮的城市建設背後，農地非農化、農民失業化和無產化日益加劇。這種違背規律的發展，註定是潛藏風險的發展、不可持續的發展。專家測算，目前全國失地農民人數有4000—5000萬人，而且每年還以300萬的速度增加。總體上看，他們既有別於農民，又不同於城市居民，就業能力弱，社保水平低，發展能力差，成為一個邊緣羣體。失地農民的生存狀況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下決心推進徵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緩。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徵地拆遷不可避免，關鍵是要明確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對農民的徵遷安置不應是簡單的經濟補償，與農民做“一錘子買賣”，更應該考慮如何保障好農民的長遠生存權、發展權。要從制度上規定，把土地收益主要用之於農民。制定合理的補償機制，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促進失地農民生產性就業。充分尊重農民意願，讓農民平等地參與到農村土地市場的開發中來。地方政府沒有了暴利，自然就不“起早”了，徵地動力就會大大減少。徵地拆遷何太急，多替農民長遠生計想一想，也許許多矛盾就能提前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