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對於南海的原有戰略愈來愈不現實

巴爾幹被稱作歐洲的“火藥桶”，幾百年來巴爾幹人民遭受無盡的戰爭衝突折磨。

*香港《信報》7月14日文章，原題：如何避免南海“巴爾幹化”*隨着美國宣告“重返亞洲”之後，南海爭端正向着複雜化、多邊化、國際化，甚至全球化的方向不斷升級。雖然中國一直力求在“雙邊和純主權爭端”的框架內，把南海問題與多邊的趨勢隔離開來，但在美國已調整的全球戰略下，上述的政治願望已變得愈來愈不現實了。

面對南海局勢愈來愈有可能轉變成全球地緣爭端的常態化中心，甚至成為亞洲的“巴爾幹”，中國的戰略界有必要未雨綢繆，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原有框架基礎上，積極倡導“南海共贏新秩序”。

美國軍費未來十年將縮減六千億美元，在這個大背景下，如果要繼續保持全球的軍事影響力，她必須找出可以借力補缺的槓桿戰略，這已清晰體現在“Smart Power”的戰略調整中。也就是説，美國“重返亞洲”的被動性其實大於其主動性。

如果這一判斷屬實，可以説沒有任何戰略比“令南海爭端常態化”更能確保美國利益的最大化了。美國戰略預算的公開化，客觀上令南海小國和美國“重返亞洲”都成為了六千億美元緊縮的補缺者和軍事存在的體現者。

在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更合理的新秩序之前，美國國家利益必定與戰爭和軍工密不可分，故此，即使千瘡百孔，美國仍會維繫美元在全球貿易結算體系中的“逆差型儲備貨幣霸主地位”，以便藉助國際能源（尤其是油氣能源）在內的國際貿易體系，滋生出傳統地緣政治格局之外的“美元政治”新維度。

換言之，南海爭議的各方，實際上都不能擺脱“美元政治”新維度的政治操控。

“韜光養晦”應否繼續

只要全球能源價格持續走高，或不能迴歸2004年之前每桶三十五美元左右的原有格局，南海的傳統利益爭奪就會發酵出遠大於主權物理屬性資源的倍增效應。

因為，當事各方都會因能源價格持續走高，而擁有更多的本錢，從而調動更多的國際資源來參與南海博弈。

毋庸贅言，倘若沒有1994年正式生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南海主權爭端的理據——九段線的歷史和屬性依據不會如此複雜。如果承認《公約》，那麼，南海當下的最大主導秩序就是《公約》。假設如此，就沒有“南海爭端”，只有“南海海洋法公約爭端”。其實，“南海海洋法公約爭端”只有三種結果：一、全盤否認《公約》，以求維護自身主權利益最大化（因不允許保留，只能退出）；二、在現有《公約》的框架內尋求爭端的解決之道；三、部分超越現行《公約》，意在進一步完善《公約》，構建可進一步確保各方和整體利益的新體系，例如補充植入《南海共贏新秩序公約》，以求更有效解決南海爭端。

像一切政治的本質一樣，地緣政治首先是利益政治，其次才是權力政治，利益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共贏。當下所構建的中國地緣政治體系，存在誘使“南海爭端常態化”的風險。中國地緣政治體系中不穩定的因素，必須給予及時的有效調整，否則，在大國博弈的背景下也有可能陰溝翻船。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出頭、不稱霸，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座右銘。埋頭髮展經濟、專注國內事務的政治方略，似乎已被過去三十年的快速發展佐證為金科玉律。

但“韜光養晦”和“政治不作為”之間缺乏“識別體系”，無法區別兩者之間的差異；故此，“韜光養晦”實際上掩蓋了中國缺乏“軟實力”的事實。

中國過往三十年快速崛起背後的理論，如果不具可供他國借鑑的普遍性，就無疑不能產生影響力，也隨之喪失話語體系。那麼，中國在處理地緣政治與國際政治議題時，又可以依據什麼政治原則扮演角色？有鑑於此，中國有必要積極且全方位地開展“中國模式”的理論探索，以便在地緣政治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發揮與大國地位相稱的領導者作用。

政治經濟如何互補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會以降，以主權為國家政治單位的國際體系，多是領導國所締造的；沒有領導國的存在，全球地緣政治秩序、現代國際政治秩序都蕩然無存。想當大國，卻又無力擔當領導者的國家，無法在崛起道路上不與其他國家發生利益衝突；領導國實際上須要分配區內各國的政治利益，並化解紛爭。

是與西方走過的發展道路一樣，藉助政治促進經濟利益，還是藉助經濟利益來緩解政治矛盾和衝突；抑或是兩者齊頭並進相互促進，已經成為化解南海困局的一項重大戰略議題。倘若沒有新的政治框架安排或新秩序體系的出現，南海困局的可解性似乎渺茫大於希望。

在《公約》作為主導秩序的當下，南海爭端的利益機制近乎純粹零和型。即使作出重大的經濟利益讓步，也無益於扭轉南海困局不斷趨向“常態化”。畢竟，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無限追求自己的政治夢想，但卻可以無限追求自己的經濟夢想。

所以，如何在零和型秩序框架下尋找出“共贏新秩序”，並建立相應的制度，恐怕已成為破解南海困局和可能的南海“巴爾幹化”的最佳戰略選擇。

有鑑於此，南海爭端是中國與當前國際社會“國際公約”之間的爭端。所以，如何認清當前南海爭端的戰略，對中國的南海戰略新判斷而言，至關重要。在上述三點中，退出《公約》和框架內解決爭端對美國最為有利，而建構“南海共贏新秩序”則對中國最有利。

（作者系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特邀撰稿人、廣東共贏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