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日本若對華戰略誤判將釀無可挽回災難

縱觀2011年以來的國際形勢，美國高調“重返亞太”非常引人注目。奧巴馬政府高調推出“重返亞太”的口號，揚言要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鎖定亞太地區”，打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其實“重返”這個詞語是不準確的，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始終奉行“兩洋”戰略（大西洋和太平洋），從未放棄過對亞太地區的經營，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針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排序、資源投入、策略手法不斷地進行調整。

美日同盟一直是美國介入亞太地區的基石和把手，此次美國重返亞太更是把美日同盟擺在突出位置。2011年，美日印首次召開了三邊安全會議，會議以海上航道安全、人道主義援助以及全球反恐為重點，對“有共同利益的地區與全球性問題”進行了磋商，這次會議被媒體解讀為美國高調“重返”亞太的最新註腳。香港《大公報》2012年1月刊文説，伴隨着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作為忠實盟友的日本又到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而戰術上的失誤可以修正，戰略上的誤判將釀成無可挽回的災難。

後冷戰時代蘇聯這個安全參照系不復存在了，美日同盟也一度處於漂流狀態，但是由於中國崛起速度的加快，美國遏制中國的論調迅速抬頭，促使美國、日本合唱“中國威脅論”，併為美日同盟尋找到了在亞太地區存在的理由。1996年，美日達成“美日防衞合作指針”，是美日軍事結盟並重新定義的重要戰略步驟；1999年日本通過《周邊有事法》，擴大了日美安保防衞範圍，公開將台灣海峽納入“周邊有事”區域，企圖在軍事上介入兩岸問題。2000年10月11日，美國前任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等人發表了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報告，明確提出了在美國的全球安全政策中，日本處於核心地位，特別是在美國參與亞洲事務時，日本是美國重要的據點，以及要求日本完成有事立法、未來的日美同盟應向美英同盟發展等，隨後，日本政府的主要外交官員也都承認阿米蒂奇報告已經成為指導美國對日政策的基礎。事實上，鞏固美日同盟有利於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關係的領導地位，美國一直鼓勵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作用，以分擔美國防務壓力。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逐步向日本派駐了超過5萬名士兵。日本則要支付大約50億美元的駐日美軍日常開銷，數額十分龐大。2005年2月20日，美日安全磋商會議發表共同聲明，首次將台灣問題列為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之一，一度給島內“台獨”勢力發出了錯誤的信號。

2009年8月，日本民主黨上台之後，鳩山內閣由於普天間基地搬遷等問題影響了日美關係，但是菅直人內閣上台後修正了鳩山內閣的外交路線。野田佳彥上台後繼續菅直人內閣親美的路線，非常重視與美國的關係，被稱為“親美派”，在首次施政方針演説中將日美同盟定位為日本外交與安全保障的基軸。當前，對於日本來説，調整其外交政策以應對崛起中的中國和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成為首要的戰略選擇，特別是野田內閣已將“深化日美同盟”作為構建日美關係的核心內涵。2007年7月，日本政府公佈了2007年版《防衞白皮書》，白皮書中除了表示對中國軍事發展方向的擔憂外，還強調要繼續加強日美安全保障體制。

2012年4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華盛頓舉行會談，並發表標題為《面向未來的共同藍圖》聯合聲明。該聲明呼籲進一步強化安全保障及經濟領域的合作，深化美日同盟以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聲明稱“為了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美日將會運用一切能力來完成任務與責任”。立足於美國“重返亞太”路線，雙方明確表示美日將聯手主導該地區的新秩序。日方與美軍加強合作，將提高日本政府在2010年發表的《防衞計劃大綱》中提出的“動態防衞力”，以加強在沖繩與南西諸島等地的警戒監視活動。

日本輿論普遍認為，美國“重返亞太”是為了制衡日益崛起的中國。而對於一直擔憂中國軍力增長的日本來説，盟國美國要擴大在亞洲的存在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日本從政府到媒體無不欣喜若狂，展開豐富的聯想，認為美國要聯合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結成對華大包圍圈。於是，日本為配合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不惜在許多問題上做出妥協，卻給自己留下了諸多棘手難題。

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特徵是“以利益為重，與強國為伍”，所以日本對美安全政策成為日本對外戰略的核心內容。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國內以新保守主義為代表颳起一股對美國説“不”的浪潮，1988年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了《日本可以説“不”——新日美關係的對策》一書，主張日本應該敢於對美國説“不”，在日本國內引起轟動。但是，不久由於“中國威脅論”的出籠，務實的日本外交立即由嘗試“敢於説不”轉到“唯美是從”的一貫立場。在冷戰後多極化的浪潮中，日本實用地選擇了“搭便車”戰略，即藉助美國提升在亞太安全格局中的地位。由此，日本的安全戰略完全圍繞着日美同盟展開，日本對美安全政策成為美國部署全球戰略的重要抓手。東京國際大學武器控制與安全問題教授前田鐵男認為，在安全合作方面，美國希望日本扮演類似於英國的角色。日本自身也希望日美同盟在亞洲發揮類似北約在歐洲所起到的作用，日本同英國一樣成為美國的最親密盟友。

近年來，面臨中國崛起、中日關係因釣魚島問題緊張，以及朝鮮半島局勢，日本也歡迎美國重返亞洲，並希望通過參加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來表明支持美國亞洲戰略和亞太自由貿易戰略的立場，藉以修復因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所造成的日美關係的裂痕，重新修好和鞏固日美同盟關係，增加其與中國抗衡的砝碼。對於因少子、高齡化而面臨國內市場縮小的日本來説，通過環亞洲太平洋區域經濟自由化，進一步促進擴展顯著成長的亞洲市場，謀求構築能抵禦嚴酷價格競爭的國際性供應鏈是日本加入全面廢除關税以及非關税壁壘、謀求亞洲太平洋地區經濟自由化的TPP的意義所在。但是，日本若參加包括廢除農產品關税在內的TPP，日本國內農作物生產將會大幅度減少。根據日本農林水產部的估算，日本糧食自給率也會從40%跌落至14%。而其他諸如醫療團體，勞動團體、消費者團體等也為了避免現有的制度被過度貿易投資自由化所打破而持反對態度。因此，日本在是否加入TPP問題上一直處於兩難境地。

新世紀，國際社會和大國關係的主流是求合作，對於中美日三國而言尤其如此，在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代國家安全戰略的導向下，任意兩個大國（包括國家集團）之間的對抗都會得不償失。目前美國重返亞洲作為一種現實情況發生，其戰略重心適時發生東移，但是對於中美日而言並不是簡單的三邊零和遊戲。“和則兩利，鬥則兩傷”這個大國間關係的普遍規律同樣適用中美日三者之間。儘管美國因素在中日之間時隱時現，但美日同盟的進一步密切不應以犧牲日本的對華關係作為代價，因為從長遠看今後三國還是要走向合作，這關乎世界的和平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