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消除“中國威脅”根本在於讓中國分裂解體

趙景芳：中國和平崛起被誤讀的原因

2012年6月5日，美國再次發表《涉華軍事力量發展報告》，6月16日、18日神九飛天並與天宮一號對接，也引起美、日、韓等國的嫉妒和新一輪“中國威脅”的論調。可以説，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社會關於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不絕於耳。最初，中國覺得這是由於對外解釋不夠造成的，因此加大了對外宣傳的力度和範圍，但若干年過去了，有關“中國威脅”的論調依然大行其道，不時甚囂塵上。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堅持認為，“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誠意，對外部表現出足夠的寬容與耐心，中國就一定能夠打動國際社會，最終實現和平的崛起。這既是中國的鄭重承諾，也是中國堅定信念。然而，跳出中國人的慣性思維，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外界關於“和平崛起”存在如此大的認知差異，而我們的真誠是否真的能夠打動國際社會呢？

第一，中外關於“和平崛起”的認知重點不同，是造成“中國威脅論”無法根除的重要原因。對於“和平崛起”概念，中國與外界的感受和關注點完全不同。對於中國來説，它強調實現“崛起”（後改稱為“發展”，但二者實質內涵一樣）的方式是和平的，而非戰爭的，這對於中國來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對於外界來説，中國“和平崛起”的關鍵是崛起，只要是一個大國的崛起，就必然給國際體系帶來變化和衝擊，這客觀上構成了中外對中國崛起的不同認識視角。至於中國以何種方式實現崛起，其重要性倒是次要的。可以説，只要中國持續發展，就會持續拓展海外市場、繼續增加能源進口、不斷積累財富和發展軍力，西方等國家的原有市場與能源份額就會相應減少，中國大量的財富和強大的軍力最終會改變國際權力架構態勢，使它們的生存與發展更多地受到中國的影響甚至支配。這是它們內心最為恐懼的事情。特別是對於當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最大的受益者西方來説，中國發展和做大做強就是對其秩序的威脅，而“中國威脅”的消除根本上在於中國經濟的停滯、異化甚至崩潰，國家的分裂、解體，以及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垮塌。毫無疑問，這些情況必然是中國政府竭力避免和堅決防範的。因此，可以説，正是由於中國與西方這種利益的不可調和性，導致中國無論怎樣對外宣傳，都無法獲取國際社會對“和平崛起”的真正認同。

第二，由此可知，實現和平崛起不應是中國“單相思”式的一廂情願，而必然是中國與國際體系特別是與美國等西方力量戰略互動的結果。概括來看，我們在對外宣傳中，堅持中國能夠實現和平崛起的理由在於：一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決定了中國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二是中國面臨艱鉅複雜的國內問題；三是中國擁有“和合”文化和防禦性戰略傳統；四是由中國汲取大國興衰的歷史規律，不會重蹈“艦炮政策”覆轍；五是中國軍力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至少 20年，無力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應該説，這些觀點言之鑿鑿，但是其關照的主要是己方的意願和能力，忽略了國際體系接納中國持續發展的意願等外部因素。無疑，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一羣富裕文明的人民，對國際社會最起碼也不能説是一件壞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關鍵是中國如何説服西方，從本身意願和最終結果上真正能夠實現和平崛起。筆者認為，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不僅在於中國自身努力，還在於中國能夠實現與美國的良性互動以及能否充分利用合適的外部因素。從根本上説，預測中美之間互動結果是危險的和不可靠的，其正如摩根索曾指出的：“國際政治的複雜性使得簡單的解決方案和可靠的預言成為不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綜合實力發展得越強大，美國自身遇到的國內外麻煩越多，中美之間越可能實現良性互動，中國越可能和平崛起。

第三，處於深度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國，切記不要把個人層面的道德與國際層面的道德混為一談。從目前中國把和平崛起描繪成自身一種道德訴求來看，我們對於國際政治遊戲的規則瞭解並不深。當今國際政治是西方國家在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對於擁有迥異文化背景且新近融入國際體系的中國來説，關鍵要區分兩種層面的道德標準。即個人層面的道德標準是仁、義、禮、智、信，而國際政治層面的道德標準是以領土、主權、統一、安全與發展為核心的國家利益。個人有權利為道義原則而獻身，國家卻無權為道義原則而犧牲領土、主權、安全和發展的各種利益。領導人的道德水平取決於是否促進國家利益，而不是實現某種抽象的道義目標。

總之，中國在與外界溝通時顯然需要用外向的而非內向思維思考自身崛起的意義，要懂得東西方關於國際政治的道德邏輯錯位，努力避免國家按照個人層面的抽象道德原則行事。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不在於主觀願望以及單方面的表白與誠意，更在於他者的認同與接受。中國和平崛起的最終保障來自自身捍衞和平能力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