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日韓暗中較勁軍備競賽從未如此激烈

2012-08-22

呂曉波：中日韓領土爭端的背後

紐約時報中文網8月21日文章最近中日韓三國之間因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大有乾柴烈火一觸即發之勢。釣魚島、獨（竹）島和北方四島都是由來已久的爭端，為什麼會在今天爆發這樣嚴重的衝突？梳理一下這個亂象背後的原因對於冷靜分析、理性處理、安定局勢很有必要。事件的直接導火索不必細究，我認為它們背後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是東亞經濟和戰略實力對比的變化。拋開外來勢力不説，百多年來，東亞從來都是一國強，他國弱。中國在晚清衰落日本明治維新之前曾經是東亞強國，後來被日本超過打敗。二戰日本戰敗，但依靠戰後的經濟發展，很快就在亞洲成為第一經濟大國。韓國雖小，戰後經濟發展奮起直追，到了90年代也開始逞強。最大的變化莫過於中國的崛起。當兩年前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時，中日經濟力量對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目前，應該説雖然三國的力量平衡出現變化，但還沒有出現一國特別強的局面。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一個漸強、一個漸弱，一個不示弱。這種結構性變化，在東亞地區近年來的國際關係中是一個新變數。誠然，中韓等亞洲國家一向對日本不願對戰爭中的施害於他國的暴行作出反省不能接受，但如果沒有這個力量結構的變化，三國間的對類似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以及領土主權的反應和處理不會如此強烈和不信任。這種變化使三國間的互動出現變化：涉及雙邊的問題上更多地被視為零和競爭。這使三國政策制定者們都戒心重重。

這種力量結構性變化的另一個結果是三國都開始投入資金進行軍事現代化，東亞的軍備競賽從來沒有這樣激烈過。雖然都不説以另一方為假想敵，但三方實際上都在暗地裏較勁，擔心對方的軍力，加強海空實力。海島主權的爭端加劇更加強了三國對軍力的重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力量結構也使三國都在海洋資源，特別是能源上越發重視保護自己的利益，開發海洋能源越來越被重視。三個資源貧乏的經濟大國誰也不願意落在後邊。這使東亞的海洋成了競爭的重點。曾經擱置的海洋領土主權問題不得不浮上水面。

在這種情勢下，東亞三國之間的互信越來越少，猜疑越來越多。加上外來勢力的連橫合縱，戰略上的合作空間變得狹小。甚至像在朝鮮這樣的問題上，三國似乎也在各做各的，協調合作不多。雖然東亞三國真正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不大，但地區結構性變化使得本來就因歷史原因而少的互信變得更加脆弱，合作變得困難。

二是各國國內民意變化。這不僅是民意內容的變化，也有影響力的變化。在三國的外交關係中，民意已經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以前中日韓之間的糾紛，多是政府之間，民間影響甚小。在中日關係還沒有正常化的時候，中日民間的互動很多，而且沒有太多的敵意。中國民間對日本多是因為歷史而沒好感，但對日本產品、文化和日本人還是尊重的。日本人對中國則多少有些看不起，有些負罪感，但無惡感。這在民意調查中可以看出。近年來，大大小小的事件使中日雙方對對方的看法越來越壞，特別是日本人對華看法。説來難以令中國人置信，日本人對華的看法急劇惡化跟2008年底的毒餃子事件有很大關係。今年早些時候的《中國日報》和日本言論NPO共同主持兩國民意調查表明，高達8成的日本人不喜歡中國，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7成以上的日本人喜歡中國。同樣，表示不喜歡日本的中國人也有6成以上。去年中國社科院研究人員對韓國人對華態度調查表明，韓國人對華負面看法也很高，反之亦然。感性的成分在東亞三國關係中佔了很大比例，這在國際關係並不特殊，但是在這個地區顯得尤為突出。

民意對外交政策的影響，與媒體的影響力以及缺乏有遠見、敢於決斷的政治家無不關係。當年中日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雙方的政治家有過很多私下交往，一些人私交很好。很多事情是在松村謙三、二階堂進、廖承志、孫平化這樣的半官方“知華派”“知日派”背後溝通搞定的。當然，當政的毛澤東、周恩來與田中角榮、大平正芳這樣有遠見能決斷的政治家以“求同存異”的原則，擱置爭議，實現了邦交正常化。領土問題那時候不是沒有，只不過當時被擱置，算是存異之一。在今天，有遠見的有膽量的政治家幾乎不再，多為眼前利益所驅，為民意所縛。外交已成為大庭廣眾面前的辭令，而鮮有私下溝通談判。為解決問題而採取妥協讓步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民意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三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都在日益高漲。民間的推波助瀾已經成為中日韓糾紛的一大因素。日本國內本來除了右翼的極端分子以外，大部分民眾對民族國家主義不太感冒。近年來出現變化，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中國日漸崛起都對日本國民心態產生影響，態度上愈發擔憂國家前途，加上石原慎太郎、小泉純一郎這樣的右翼政治家，以改革為旗號，仇外為主張，批評國人消極，激發日本人的民族情緒。這次中日因釣魚島再次衝突升級很大原因是石原今年4月突然拋出要東京都購買釣魚島的主張，並得到民間大量捐款支持。而在日本政府不得不回應石原主張、把釣魚島地位“國有化”的同時，中國民間則越來越擔心日本的實際控制權等於中國無法實現主權。

在香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被日本警方扣押遣返以後，令釣魚島實際控制權的重要性凸現。比之韓國控制之獨島、俄羅斯控制之北方四島，中國民間愈感無控制權的無奈，更加憤怒，主張用武力聲音在網上此起彼伏。日本方面，民間右翼夥同一些政客上百人以祭悼亡靈名義在中國保釣人士登島後兩天，乘船前往釣魚島示威。同樣，韓國民間在李明博登獨島後，發動數百人游泳到獨島，表達捍衞主權決心。

中日韓三國政府都受到民意的壓力。某種程度上政府的強硬與民意壓力無不關係。韓國李明博的登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的“國有化”計劃和縱容閣員參拜靖國、北京的派海監船到釣魚島海域巡視都是在民意壓力之下強硬政策的體現。對於國民來説，政府的立場仍然不夠強硬。儘管野田採取了對保釣人士扣押遣返的措施，很多日本人認為政府“弱腰”，應該把登島者付諸法庭。北京同樣被國民罵對日本軟弱，除了抗議沒有更多的辦法。如何順應民意但又不被民意所俘是三國政府面臨的巨大挑戰。

三是經貿合作的需求和可能仍然巨大。儘管政治外交上冷若冰霜，三國經貿關係卻十分熱絡，可謂政冷經熱兩重天。中日韓經濟規模總和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0%、佔亞洲經濟總量的70%，跨國投資份額也位居全球前列。中日韓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緊密地步。去年中日貿易額達340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預計今年將達3500億。中韓之間貿易額達2200億美元，也是歷史最高。中日韓三國在各自的貿易裏都是最重要的夥伴，互相依賴性很高。

正因為如此，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的條件已漸成熟。今年五月份三國已經宣佈將在年底前開始FTA自由貿易區談判。這個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想法由來已久，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拖到今年才終於進入實質性加速階段。建立東亞共同體的一個提高區域經濟的巨大發展空間就是增加相互投資，2011年中日韓對外投資分別為676億美元、1156億美元、204億美元，但三國之間的相互投資，僅佔三國對外投資總量的6%，三國之間的貿易也僅佔三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1%。

本來啓動FTA談判將是對三國都利好的大事，也將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產生重大影響。但是，近幾個月來的政治戰略關係發展，卻令這個計劃蒙上陰影，出現變數。為了報復韓國總統訪問獨（竹）島並公開要求天皇道歉，日本已經決定要取消原定舉行的兩國財長會議。顯然，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是相互影響的。雖然政經在東亞呈現了雙軌分行的趨勢，長遠上看，經濟合作離不開政治戰略上的合作，戰略上的分歧也會受到共同經濟利益的彌補。地緣政治上三國雖然不是共贏共衰，經濟貿易上卻是難捨難分。正是後者在東亞亂象的今天給了人們以和平合作的希望，是上述三個因素中三國政府最能駕馭的。

（作者呂曉波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政治學教授、前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