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進化
飄揚的米字旗下，流光溢彩的倫敦碗中，燈光拼成的孩子笑臉圖案，變換成了NHS三個字母縮寫。倫敦奧運會的開幕式上，600名醫生和護士們載歌載舞，向世界展示當代英國的驕傲：“童話和國家健康服務體系”。硬場面與軟實力的爭論，成為這16天以來，媒體特別是微博上火熱的討論主題。
“如果哪位納税人，在看到如此壯麗和激動人心的情景時無動於衷，那他顯然不是愛國者，也不是真正的公民。”這段評論，來自115年之前的英國報紙。
曾幾何時，英國人才是真正的“場面專家”。在上一次女王登基60週年的閲艦式上，日不落帝國的戰艦一眼望不到邊。艦上飄揚的旗幟，一直延伸到天際。1897年的那次龐大集結中，“165艘皇家海軍的戰艦中，甚至都不需要從本土艦隊以外的其他分艦隊中抽調一艘。”英國《每日電訊》的記者托馬斯·哈丁，如此追憶女王統治萬里波濤時的“十全武功”。
“而現在，需要重新定義我們在世界的角色。”開幕式的導演博伊爾這樣解釋。國力的此消彼長是一個表象，長久以來以物質上進取，經濟上擴張為基調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經轉入一個更加內斂的新階段？“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並不是為了討好別人，而是為了安靜而有尊嚴地活着。”這是英國電影《女王》的經典台詞。或許當今的英國人眼中，文化、保障和社會建設，同樣是由大而強、引以為豪的成就。
童話背後的角力
覆蓋全民、按需分配、由國家税收支持，僱傭了150多萬醫護人員——這樣的醫療體系，聽上去確實像個童話。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也最早面對了養老、失業和疾病等嚴峻的社會問題。
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二戰後國民保險與國家健康服務，構成了英國福利體系的兩大支柱。按經合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其人均醫療費用僅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在健康公平性方面，還超過了一向以“平等博愛”為豪的法國。
“不同政策模式的背後，一直是思潮的角力。”李玲是北京大學教授，長年研究醫療改革。在醫療政策上，開始是德國於1883年領先一步，其所實施醫療保險制度，被後世稱為“俾斯麥模式”。
而到了1942年，與英國在二戰中對峙的德國正如日中天。一年前閃擊蘇聯的勢如破竹，讓希特勒預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在1945年結束。為了鼓舞士氣，他的想法包括將柏林重建為宏偉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
此時的英國，則公佈了一份由貝弗裏奇爵士主持撰寫的報告。這份稱為《貝弗裏奇報告》的綱領，被後世稱為資本主義改良，走向福利國家的憲章。“它解除了英國民眾在健康方面的後顧之憂。”李玲這樣評價其歷史貢獻，“不僅給了戰爭中苦苦支撐的英國人以希望，還為戰後的重建奠定了基礎。”英國上世紀50到60年代的經濟繁榮，靠的不僅僅是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援助。“如果沒有健康的人，援助再多的錢又有什麼用？”
觀念的輪迴
“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老先生在黑板上列了17項經濟與治理指標，逐一對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這樣回憶老師宋承先最得意的一堂課。“還有我的博士導師王傳綸，他在當年求學時，選擇的是英國的格拉斯哥大學。”這座亞當·斯密的母校，到1949年時，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思潮的重鎮。
資本主義，或者説亞當·斯密所説的“商業社會”，一直在發生着劇烈的改變。“反思靠的卻是幾次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兩次世界大戰，幾乎搞得家破人亡。”按李揚的梳理，經濟史的背後其實是思想史。涉及政府與市場，發展與治理，是反思推動着改良。
“一個社會的觀念，大約每隔二十年左右就會出現一次較大的轉變。有的階段，社會時尚是思想和政治；而過了一段時間，人們又沉湎於財富的追逐。”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員何帆，專業是世界經濟與政治。“今後隨着中國經濟增長的平緩，可能會從埋頭做蛋糕的時代，轉變為關心分蛋糕的時代。”
幾乎是作為印證，近兩年來，中國大陸的各類“思想庫”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涉及經濟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討論，開始從學術界、業界更多地走向大眾。“政府派”和“市場派”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辯，從傳統的公共輿論一直延伸到“粉絲們”的微博。在北京，各類思想性主題的讀書會明顯活躍起來，場地紛紛從最初的會所擴到更大的報告廳。為了緩解擠破頭的問題，最近的流行規則，是在微博上進行答題報名抽籤。
科技也深刻改變着當今世界。倫敦奧運開幕式的表演中，兩位青年男女通過社交網絡相識相戀。此時萬維網的發明人蒂姆·伯納斯李，敲擊出一句話：“為了每一個人”。其後的15天裏，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經歷了一輪的喧囂，年輕人們相互測試：“你對倫敦奧運上的種種爭議怎麼看？”從體育判罰爭論到各種公共話題，或大或小，其實都與中國崛起與社會轉型有所聯繫。“價值觀不同的人怎麼能談好戀愛，走到一起？”調侃的背後，透射出一個社會尋求共識的過程中，觀點與思潮間的相互競爭。
世界性的反思
不單是中國如此。金融危機和衰退的世界背景下，西方各界也在進行着激烈的爭論。現有各派學説不僅對這輪危機的爆發缺乏預見，其後的政策應對也乏善可陳。主流經濟學家不僅幾次誤判“復甦的綠芽”，也無法解釋很多新出現的困局，比如為何會是“緩慢而沒有就業的復甦”。
“答案是強健的經濟需要聰明的政府，”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新書中給出了自己的意見，書名在英文中一語雙關：“重振就業、重回正軌”。
克林頓在書中寫到：“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一味反對政府履行角色，可以使美國在21世紀取得成功。這一意識形態的基礎在於‘個人理性、責任自負’的理念，而非‘同舟共濟，攜手並進’。”
他批評了關於“政府還是市場”僵化的意識觀念鬥爭，認為其嚴重分散了社會的注意力。只有私營部門與明智政府之間通力合作，使所有人之間分享機會、分擔責任，才能使美國恢復繁榮與進步。
在其新書出版之前幾個月，也有一批經濟學家聚首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佈雷頓森林公園”。
67年前這裏進行的一次會議，奠定了二戰後國際經濟體系的基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運而生。此時，這些經濟學家在“新經濟思維研究所”號召下，就各國對金融危機的應對進行了回顧。而這個智庫的發起人，是當年曾在歐亞翻雲覆雨的“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
他堅信，“要改變經濟，必須改變教學課程。”經由《凱恩斯傳》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建議，其智庫成立了經濟學課程委員會，希望“對大學經濟學教育進行大規模革新，以培養新經濟思維”。對現狀的調查結果是，目前美國大學的初級或中級經濟學課程，大多選定的是格里高利•曼昆的教材。後者不到30 歲就成為哈佛大學教授，曾擔任克林頓之後小布什政府的經濟顧問。
年輕人們直接付諸了行動。2011年11月2日，約70名學生起身離開曼昆此前火爆一時的“經濟學十講”課堂，以“罷課”表達他們“對於這門導論課程中根深蒂固偏見”的不滿。他們發出公開信表示：“如果哈佛不能使學生們具備更廣博與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們的行為將會危及全球金融體系。”作為呼應，一週後“佔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走進大學，打出了“佔領哈佛”的橫幅。
發源地的辯論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正確也罷，錯誤也罷，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認識不足。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除了思想幾無他物。那些相信自己能夠遠離任何智識影響的實務者，自己常常就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思想的奴隸。”英國經濟學大師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這樣提醒。要進一步理解觀念碰撞背後的思潮源流，需要回到現代經濟學的發源地英國。
回到那份影響歷史的《貝弗裏奇報告》。贏得二戰後，戰功赫赫的邱吉爾卻未能連任。他在1945的大選中，被高舉福利國家政策的克萊門特·艾德禮擊敗，英國工黨50年來首次以多數執政。此後從貝弗裏奇到凱恩斯的思潮，支配着英國戰後社會保障、全民就業等大政方針，被稱為“戰後共識”。
在克萊門特·艾德禮的背後，是一個有百年曆史思想流派：“費邊社會主義”。作為英國工黨的重要創始力量，他們以對抗漢尼拔的古羅馬名將費邊命名，信奉漸進改良。代表人物中，包括了中國人所熟悉的作家喬治·蕭伯納和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等等。
就是這批人，1895年創立了“思想庫”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LSE），推動以科學方法研究經濟社會問題。這座坐落於大英博物館旁，沒有圍牆的大學，在20世紀迅速崛起，成為比肩牛津和劍橋的社科頂級名校。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正是倫敦政經和劍橋學派的辯論和交融，影響着二十世紀的主要經濟政治思潮：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與新古典學派、新自由主義。或者可以非常粗略地概括為，政府與市場的永恆爭論。
一條脈絡，大致從凱恩斯，到拉斯基，再到吉登斯。
凱恩斯一反新古典學派自由放任學説，認為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的角色，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對抗衰退蕭條。而在20世紀前葉那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大論戰中，哈羅德·拉斯基是哈耶克主要的辯論對手，他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選擇。到了90年代的安東尼·吉登斯，他曾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的幕僚，創新地闡述了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並幫助工黨在野18年後重新贏得大選。
而另一條脈絡，則源於“劍橋學派”的阿爾弗萊德·馬歇爾，他開創了後來被不斷發展的“新古典經濟學”。而後上世紀50年代，哈耶克告別倫敦政經，前往芝加哥大學，其所成立的“朝聖山協會”復興了新自由主義。隨着來自倫敦政經的羅納德·科斯、西奧多·舒爾茨等人輾轉匯集芝加哥大學，直到米爾頓·弗裏德曼的橫空出世，芝加哥學派終於在60年代成為自由主義的思想聖地。
芝加哥的男孩
如果自由主義是個宗教的話，芝加哥大學就是其聖地麥加。如今雖然弗裏德曼教授已辭世，但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和羅伯特·盧卡斯等還在執掌着大旗。不久前，他們帶領400位經濟學家聯署，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的經濟主張背書造勢。
此時經濟學研究的重鎮也從英國轉移到了美國，這根源於世界經濟版圖的變化。在二戰結束以後，美國的GDP曾佔到全世界的一半。國內“自由派”經濟學家如果要引經據典的話，出處大致不超過這裏；而芝加哥的影響，其實遍及全世界。
1953年，智利首都聖地亞哥。
美國國際合作署的智利部主任帕特森，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西奧多·舒爾茲擬定了一項培訓計劃。此前這裏是“粉紅經濟學家們”提倡政府主導的大本營，實行的是“結構主義”產業政策：政府謀求建立自主產業，進行“進口替代”，以改變僅僅依靠礦產出口、從發達國家換取工業製成品的局面。
得益於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大批智利學子得以去芝加哥朝聖。而70年代陸續學成歸國的他們，擔任了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行長等要職，被稱為“芝加哥男孩”。此時思潮的風尚變成了新自由主義：國企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廢除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政策，對外國貿易和投資開放。除了匯率政策，這和20年後在蘇聯和東歐施行的“休克療法”、“華盛頓共識”如出一轍。
結果事與願違。1976至1983年，智利破產企業增加了7倍，失業率達30%，特別是金融政策的失誤，導致國家要用80%的出口收入償債。其實智利在1971年人均GDP就突破了1000美元，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則在這個梯隊裏呆了近30年，成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範”。“直到今天，其引以為豪的新產業，包括‘趕超挪威’的三文魚和‘來自新世界’的葡萄酒，基本上是在70年代以前那些政府主導建立的產業。”林毅夫雖然也畢業於芝加哥，但對於這些教訓的研究反思，讓他開始重新思考發展理論。
凱恩斯的復興
另一條思想脈絡，則從英國的劍橋市延伸到了到美國的劍橋市，這裏有另外兩所頂尖大學：哈佛和麻省理工。
1919年，年輕的陸軍中校艾森豪威爾，驅車從華盛頓前往加利福利亞州的奧克蘭。這段糟糕的旅程中，平均每天開10小時也只能行駛58英里，而走完全程花了56天的時間。後來成為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在提出1956年版《聯邦助建高速公路法》時展望，“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它將在製造業和建築業產生的崗位，它將開闢的農村地區——是無法估量的。”即使在強調“自由市場”的美國，提倡財政刺激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凱恩斯主義”也在發揮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下的今天。
“如果為了理解目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你只打算向一位經濟學家請教，毫無疑問那就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那位遭遇“罷課”尷尬的曼昆教授，雖然被公認為是共和黨的旗手，其實卻是一位“新凱恩斯主義”者。
而不少執掌美國乃至世界金融體系實權的人物，都有類似的思想烙印，何帆對此做過細緻的梳理：英國的中央銀行行長默文•金恩，與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曾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而後者與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是同學，師從於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斯坦利•費希爾。他們的校友，還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前歐洲央行副行長盧卡斯•帕帕季莫斯和前美國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等等。他們共同的思想淵源，正是保羅•薩繆爾森，當代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美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
不少剛從美國旅遊回來的人，最新的感觸之一，就是美國好像也開始到處搞基建刺激經濟了。而為了推動產業不斷升級，領導人們要做的，往往不止羅斯福、艾森豪威爾那時的修路那麼簡單。
1996年，哥斯達黎加首都聖何塞。
幾個月以來，哥斯達黎加的投資促進協會，都在頻繁接待來自美國芯片巨頭英特爾的調研。後者正在考慮進行鉅額投資，設立芯片封裝和測試工廠。這裏是一個此前以生產香蕉出名的中美洲小國，面積只有5.11萬平方公里，人口僅360萬。而英特爾選址時，也擔心過“把鯨魚塞進了浴缸”的問題，他們最初看重的其實是智利。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並非一無是處，按照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的評分，智利排在41位，在發展中國家裏遙遙領先，而哥斯達黎加在100名開外。但英特爾設廠需要很大的土地，對基礎設施有相當多的要求，還要求專門培養的人才。“對此智利的答覆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政府要一視同仁，不能給任何產業給予特殊優惠，否則就是干預市場。”林毅夫仔細研究過這個案例，“哥斯達黎加知道後則主動出擊，政府和企業相協作，一同克服困難。”哥斯達黎加在談判中為了提高效率，由總統直接協調參與談判的7個政府部門。這個原來經濟產出八成為農產品的小國，現在八成靠的是電子和製造品，成功完成了產業升級。
“產業政策正在迴歸，或者説，它從未過時。”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還希望凱恩斯主義能更進一步，“為什麼經濟學家們對於教育、健康、科研等方面的政府政策都比較認同，而偏偏對於產業政策就有着先天的歧視和懷疑呢？”
重塑全球治理
中國目前的挑戰，不僅包括在國內積累共識，還包括參與到國際經濟政治的對話中去。而其後的大背景，也是新世紀世界經濟版圖的持續變化。
2000年，七國集團在世界上所佔GDP比重達到三分之二，但之後出現了“金磚國家”，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比過去快很多。“真正的交流，不能是你講我的不好，我就講你的不對。”林毅夫認為，思想界的任務不是去打口水仗，而是“幫助世界真正瞭解中國的成就，也幫助中國更好地學習國外的經驗教訓。”
2010年10月，美國首都華盛頓。
世界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行了一場名為“全球經濟治理”的研討會。時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致閉幕詞，題為“應對全球經濟失衡”。出席者中，值得一提的包括丹麥福利國家的理論旗手、歐洲社會黨的現任主席波爾·拉斯穆森，以及意大利前總理、歐洲進步研究基金會現任主席馬西莫·達萊馬都。
他們在思想的譜系上，與1998年前後美英德法的領導人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若斯潘相聯繫。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吉登斯那裏，“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經濟主張，已經延伸到了國際社會中，變成了“全球治理”。
林毅夫貢獻了自己的看法：為了應對發達國家產能過剩這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需要超越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古老爭論。前者為了刺激需求，“今天挖坑而明天又把它填上”的短期政策收效甚微；而後者迷信經濟的“自動穩定效應”，認為最終增長能夠讓財富自動溢出，通過“涓滴效應”惠及窮人。
必須進行創新探索新路，他暢想了一個“全球版的馬歇爾復興計劃”：由持有儲備貨幣的發達國家，對面臨增長瓶頸的發展中國家進行“造血式投資”；前者獲得了訂單，後者則獲得了基礎設施，能幫助其釋放增長潛力，反過來又給發達國家帶來更大的市場需求。
迴歸經濟學的本質
看完奧運會的開幕式，北大的經濟學教授海聞上網更新了一條信息，“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也是中國目前經歷的寫照。不要怕亂，這只是個過程。”從圈地運動的“羊吃人”，到引以為傲的國家健康體系，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確實在走向秩序和文明。只是這個過程，並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達成的。
因為從近60年的發展績效看，大部分國家其實一直處在“又亂又窮的陷阱”裏面。從1950至2008年間，世界上只有28個經濟體——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不在西方——能夠以至少10個百分點的速度縮小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
再往前説，惠及普通人的普遍富裕和經濟增長，不過是近300年前，在少數幾個西歐國家發生的事。為了解釋其奧秘，亞當·斯密出版了鉅著《國富論》，從而開創了現代經濟學。
但《國富論》只是簡稱，書的全名叫做《對國民財富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林毅夫談起這本書時，特別強調“富”只是結果，關鍵是其“性質”和“原因”。不同學派與思潮的爭論，往往要回歸到什麼是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是一個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
所以針對意見的龐雜、觀點的對立、意識形態化的爭吵，完全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梳理，為下一步的改革找到“重疊的共識”。其實中國的傳統哲學，一直講究超越兩個對立極端的“中庸之道”和“不二法門”。
真正的經濟學，不管是左是右哪個學派，按照林毅夫的理解，背後的出發點都是一樣的——決策者是理性的。“人面臨權衡取捨的時候，會選擇他認為最好的方案。”這一點，林毅夫將其稱之為經濟學的“本體”，“道”或者“無為法”。“而不同學派的區別，在於其對經濟運行中限制條件的理解不一樣。”對於這一點上的“有差別”，要時刻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能簡單地生搬硬套、先入為主。
“西方有那麼多學派，我們到底學哪一個？而且一直在變在創新，原來的理論都不適合它自身了，又怎能套用到中國？”林毅夫強調，“我們真的應該有信心，瞭解自己的問題，創新現有的理論，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張森、陳菲菲對本文采訪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