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者林毅夫
7月21日星期六，北京暴雨如注。王志浩一身西服，穿着高級皮鞋，撐着傘頂着雨，在沒過腳踝的水中趟行。雖然有一箇中文名字，但他其實來自英國，是渣打銀行的中國區研究主管。他參加的那個研討會沒有取消。與暴雨同樣牽動人心的，是國際國內的經濟走勢。
不少學者和金融業人士與他一起，擠滿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裏的三個會場。沒人理會暴雨警報，因為這次主講嘉賓裏，有不久前從世界銀行回國的林毅夫。
同一時間，王錦俠正在深圳機場，一次次改簽去北京的機票。從下午4點開始，他執着地前後過了4次安檢，“今天死也要趕到北京”，他和安檢員這樣打趣説道。
王錦俠來自深圳前海，中國南方新一輪產業升級的示範區。新的制度設計“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來北京，他希望就此請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們的關切，偏向宏觀經濟與金融危機，經濟學能否為其成因和對策提供解釋；而王錦俠們的問題，涉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這是“重構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四年前林毅夫臨赴世行上任時説，自己是抱着“再讀一個學位”的態度去世界銀行的。四年後，這個自稱“考上大學的農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畢業論文”。
5月17日，林毅夫臨別世行的“畢業歡送會”。當中贏得最多掌聲笑聲的，是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自編自導的一個節目。他別出心裁地做了一組“迴歸分析”，題目是“林毅夫的一躍”：面對海峽，從台灣一躍來到大陸；之後幸運去芝加哥大學留學，直到學成歸國；而後又作為第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一躍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將離別。他在林毅夫的幾次來去，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之間尋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這幾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個百分點。”這是經濟學家們之間的幽默。
舉辦這場歡送會的，是世界銀行的發展研究部。其字母縮寫為DEC，在英文中與“甲板”同音。而首席經濟學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負責“設定研究議程，引領發展經濟學討論”。五個局、200多位學者和分析師，林毅夫領導着來自不同國家的一個高智商羣體：他們的分工幾乎涵蓋各個經濟領域，其中還包括80多位高級經濟學家和區域首席經濟學家。
發展研究部門和業務運營部門，是世界銀行的左膀右臂。在其願景中，“為了給這個世界帶來改變”，需要將“財政的手段，與思想和知識的力量結合起來”。如果説前者是風帆，後者則要靠舵手與海員。
“別人是不是服你，靠的還是學術，而不是職務。”王斌濤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認為在世行整個科層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卻有着自由爭辯的學術氣氛。在這裏，領導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滅貧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來自喀麥隆，是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非洲事務的高級顧問，為了和林毅夫討論經濟結構調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過一條馬路。世行有近一萬名員工，分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數幢巨大的辦公樓裏。在這條街上，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華盛頓的喬治敦。兩層小樓旁，有一片鬧中取靜的樹林。“樹林美麗、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諾言尚待實現，還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句，其實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狀態。
“我個人能動用的調研差旅經費，就有200萬美元。”剛上任一週，他就趕赴非洲。離任前不久，還在代表世行出訪南美，進行“二十一世紀的產業政策”的全球對話。
四年間，林毅夫走訪了60 多個國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據世行的同事説，其間沒有休過一次假。他告訴記者，工作中唯一的遺憾，“是一天只有24小時”。不過，因為經常在數個時區間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幾小時。
不出差的日子裏沒有倒時差之苦，這時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時到達世行，參加每早8:30的行長例會。但如果趕上經濟形勢和政策建議的定期交流，還得更早趕到會議室參加視頻連線。那一端的首席經濟學家們，來自被稱作“掌控世界經濟話語權”的國際組織：除了街對面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還有位於巴黎的經濟合作組織（OECD）、位於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位於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BIS）以及各大洲的發展銀行等等。
夫人開玩笑地説，“他連上廁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進行。如此奔波辛勞的背後，是因為世行確有“諾言尚待實現”：追求“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鋒
世界銀行並非一般意義的銀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國際復興與開發”。減貧和發展的目標偉大，但是工作卻充滿挑戰，也充滿爭議。
最富戲劇性的背景是，從1981年到2002年，全球貧困人口從19.4億下降至16.4億；而同期中國的貧困人口從8.4億下降至3.6億。這意味着如果把中國的發展奇蹟排除在外，全世界貧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約2億。“我能夠去世界銀行，是因為水漲船高。”林毅夫這樣解釋個人命運和中國崛起之間的聯繫。
林毅夫到來以前，世行這條“大船”的航海日誌，都是由西方人書寫的。不僅消除貧困的效果欠佳，對於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國家，世行所開出的藥方，帶來的問題甚至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華盛頓共識”主導着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受援國家推行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結果那些發展中國家發現，與以前相比他們的經濟增長反而更慢，不穩定性更大，陷入了“失去的數十年”。
“華盛頓共識已經喪失信譽，而林毅夫的貢獻，將成為重新思考發展問題的一座里程碑。”世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此評價林毅夫的“畢業論文”——《新結構經濟學》。
在歡送會的致辭中，斯蒂格利茨坦陳，林毅夫在世行做到了他當年未能做到的事情。陳斌開作為世行訪問學者，對斯蒂格利茨感慨的神情記憶猶新，“那不是場面上的恭維”。斯蒂格利茨是美國的“左派”，一直在試圖推動世行對新古典自由市場的反思。但這條“大船”此前卻形成了一些並不明説、但根深蒂固的航海禁區，比如説討論如何“加強政府的作用”。
所以林毅夫的這四年裏，其實伴隨着激烈的思想交鋒。“人們都知道他將做什麼：向世界展現中國的成就。”“華盛頓共識”的執筆人約翰·威廉姆森，此前這樣評價林毅夫的到任。“並非所有人都對此深信不疑”，世行經濟學家安·哈里森曾對媒體説，“他必須做大量的説服工作，才能使人認可國家的作用。”而對於那些第一次接觸林毅夫學説的普通人，他的主張聽上去似乎很像上世紀中葉的一股發展思潮：國家主導。
增長的求索
東亞那些成功的經濟體，“既有市場的自由，也有政府的干預；但既不是華盛頓共識中激進的自由市場，也不是更早的國家主導的趕超。”東亞的奇蹟是林毅夫的理論起點，為了向世界解釋，他把這些國家比作“飛翔的雁陣”和“引領的龍羣”。
上個世紀，世行還曾一度認為，非洲比亞洲有希望，拉丁美洲更有希望。而今東亞繁榮的秘密是什麼？能否撥開經濟增長的迷霧？一旦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按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的説法，“其他問題就顯得黯然失色了”。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正在預售林毅夫的英文新著《繁榮的求索》。書名的用詞，讓人想起哲學家杜威的經典著作：《確定性的尋求——關於知行關係的研究》。
知行關係是中國傳統儒學的核心問題，林毅夫很喜歡王陽明的學説，他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做了一個註解。當理論與實踐出現不一致的時候怎麼辦？“當然是反思理論，而不是否認事實。”為此，林毅夫把半個世紀以來發展經濟學做了一個梳理，指出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工具箱”，經歷過幾輪軟件升級：
1.0版本的思潮在二戰後出現，強調市場失靈，信奉國家主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2.0版本的思潮佔據主流，吸取了屬於“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關注政府失靈，偏好類似“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政策。
“市場一直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機制，但在經濟向更高水平的轉變中，政府需要發揮積極的、因勢利導的作用。“2009年6月2日，林毅夫在到任世界銀行一週年舉行的高級經濟學家研討會上，提出了自己醖釀已久的主張。
在此後的時間裏，從墨西哥城到倫敦，從東京到巴黎，從開羅的烈日、到斯德哥爾摩的大雪，林毅夫在世界各地“巡迴演講”，與學者和智庫交流自己的學説。
“林的觀點引發了爭議，但極具啓發性。”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82歲了，仍欣然參與進來。其間相互交鋒的，包括幾位世行的前首席經濟學家，近十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更多的優秀學者、政府和商業的領袖也參與進來。在這個新媒體的時代，林毅夫還通過世行博客“讓我們談談發展”，把討論擴展到更廣泛的人羣中去。
因為發展經濟學的思潮討論，已經沉寂太多時間了。2.0版本之後，修補漏洞的小補丁越打越多，但思想層面上缺乏重要更新。背景是令人灰心的事實：“從1950至2008年間，150多個國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狀態中。“換句話説，所謂“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什麼某種潛藏的“風險”，相反其實是大部分國家所處的“常態”。沒有比這更令人感到沮喪的了。
但具體怎麼做？在2008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中，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教授這樣感嘆：要成功做出“發展”這道大菜，我們大概知道需要哪些食材，但是沒有食譜，怎麼結合在一起不知道。這要其他發展中國家怎麼學習呢？
之前的經濟學難以令人滿意。2005年，世界銀行《九十年代的經驗》總結的成果是：但凡發展轉型比較好的國家，政策都有些特殊性，不同於“華盛頓共識”那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處方。林毅夫打趣説，“如果非洲一個窮國總統問應該推行什麼政策，我回答説沒有一個政策是普遍適用的，這在現實中沒有任何幫助。“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不僅要知道沒有一個政策是萬能的，還要懂得如何量體裁衣，指導實踐。”
發現你的優勢
“在哈薩克斯坦，人們會問你，除了石油之外還有什麼能提振經濟。”印德米特·吉爾此前同樣負責過世行的《發展報告》，是歐洲與中亞局的首席經濟學家。在接受《德國週刊》採訪時，他回憶了林毅夫的一次中亞之行。
“我會幫他們尋找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那些領域。”林毅夫這樣回答，並請吉爾幫助準備此行的細緻材料。
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現在，就可以發現你的優勢。中國的奇蹟，其他國家如何分享？
林毅夫此前曾被稱為“林比較”，“比較優勢”、“稟賦結構”這些概念，國際貿易領域之外提得並不多。為了講清楚這套學説，從1998年開始，林毅夫在北大最大的教室，專門開設有一學期的課程。講稿的英文譯本以《解讀中國經濟》為題，被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現在，經過世行的歷練之後，面對決策者和公眾，林毅夫可以講得更通俗。“一個國家有多少勞動力、多少資本、有多少自然資源，就是他的稟賦結構；與別的國家相比，他最適合做什麼，就是比較優勢啦。”
林毅夫的書桌上放着孫子的照片，而一個國家的發展理念，和對孩子的教育理念，有着異曲同工之處。
中國傳統的教育，講究“彌補缺陷，趕上別人”，而不是尋找和發揮優勢。不少年輕人戲稱，從小就生活在和“別人家的孩子”相比較的陰影之下。優點不説跑不了，缺點不説不得了。工作後，繼續羨慕別人身上他們認為含金量更高的優勢，關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努力去當別人，而不是做最好的自己。
同樣，按林毅夫的總結，此前發展經濟學的主要關注，也是“以別人為參照系”：彌補自己欠缺、但發達國家有的“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或是希望學習發達國家所擅長的市場秩序，如“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治理方式；或是從事人道主義等重要、但卻難以直接導致結構性變化的領域，如去非洲發蚊帳，安裝攝像頭以監督教師出勤率——如同給孩子吃吃補品打打吊瓶，以求能提高考試成績。
“應該看發展中國家現在有什麼，幫助他們把現在能做好的發揚光大，有了競爭力以後才能積小勝為大勝。”林毅夫在《經濟學人》發表文章，他這樣概括主旨：“小步快跑”。
在這方面，中國的奇蹟並不唯一。非洲的毛里求斯曾被世行認定是“毫無希望之地”，引入上述原則後，已成非洲人均所得最高的發展中國家之一。
“經濟學中最強大的觀點之一就在於，無論一個國家現在的狀態有多麼糟糕，它在某些部門或產業上，總是能找到一個比較優勢。”林毅夫這樣總結。
穿越金融海嘯
“要對發展經濟學發動一場革命，我是有準備的；但一上任就遭遇金融危機，確實始料不及。”4年後，林毅夫這樣回顧世行任內最大的挑戰。世界銀行街對面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首席經濟學家，都是給全世界博士生寫教材的頂尖宏觀經濟學者。此前一直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能對全球宏觀與金融問題發出聲音嗎？
2008年10月24日，林毅夫第一次從世行回國，在國家行政學院做了一場關於國際金融危機的報告。經濟學家沈明高依舊記得，勞頓的林毅夫看上去“非常疲憊，印堂發黑”。其他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同事，也都為林毅夫捏把汗：要是趕上一個太平盛世，能專注於扶貧和發展問題該有多好。林毅夫面臨着雙重挑戰：除了要在發展思潮的中心反思發展，還要在金融風暴的中心反思金融，給出對危機的判斷和應對。
兩個月之前，林毅夫去了美國中西部的度假勝地傑克遜霍爾小鎮。這裏因美聯儲每年在此組織宏觀經濟會議而得名，而世界銀行的前任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也會在自己的避暑別墅組織更小規模的頂級討論。受邀的人除了林毅夫，還包括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克洛德•特里謝、以及前IMF的常務副總裁斯坦利•費希爾。
那時雷曼兄弟還沒有破產，席間有人提出一個問題，“三十年以後人們還會記得次貸危機嗎？”討論的結果是，除了林毅夫，大家都認為以後都會忘記，“因為次貸才7000億美元，頂多是以後教科書上面一個很小的專欄。”
回憶細節時，林毅夫本人並沒有透露具體的姓名，“誰都有犯錯的時候”。但這些名字在國內媒體出現頻率如此之高，以至於財經問題的報道，幾乎變成了對這些權威一言一行的追蹤。那是2008年8月底，距雷曼兄弟倒台只有三個星期，執世界經濟之牛耳的決策者們，心裏根本沒有準備。這不是某個人的判斷問題，而是説明，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迷信實無必要。
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信心，來源於此前被伯南克稱為“大緩和”的30年。通過改革克服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滯脹”之後，全球主要經濟體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GDP、通脹等經濟波動大幅緩和。
經濟理論從自由市場和凱恩斯主義，經過理性預期革命，發展到新凱恩斯和新古典宏觀學派，“這時主流觀點認為已經對宏觀政策運用自如，可以抗衡任何經濟波動了。”林毅夫當時曾向西方頂級的金融和財政決策者提問，“但回過頭來看，每一次危機都是不同原因觸發的，怎麼能保證不會有新的原因呢？”
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判斷將決定應對的行動。這場危機的深度有多深、長度會多長？“當時世行和IMF普遍內部認為是3到7個季度。因為二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所有的危機，都是最長到7個季度。”林毅夫再次唱了一個反調，“我當時説會不會是7年？大部分人認為我在開玩笑。”事實證明林毅夫的憂慮是對的。而且由次貸危機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現在有了一個和1929年“大蕭條”對應的新名字——“大衰退”。
繁榮的博士
林毅夫7月21日的報告，會場在未名湖北面古色古香的朗潤園。這裏曾是晚清內閣軍機處，諸多變革草議於此，以求挽狂瀾於既倒。在萬眾樓上，他反思了此番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和教訓。
林毅夫上一次的“取經歸來”是在15年前。作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第一個留學歸國的經濟學博士，那時的聽眾迫切希望請他去講講西方的“前沿理論”。“那時我也以為西方有一套經書，拿回來就能運用。1987年學成後參與國內的改革，當時滿腦子是西方這套理論，認為讀的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原汁原味的經典。”林毅夫回憶道。
這次歸來給人最直觀的印象，是他的講演更通俗了。打比方時伴隨着有力的手勢，目光照顧到全場，更像是國際化的演説而不是沉悶的報告。在世界銀行的四年，讓林毅夫更多地走出象牙塔，和政府決策者、業界領袖和普通民眾進行溝通。
而爭議並不會就此消失。歸國後，林毅夫重複了一個以前觀點：通過不斷挖掘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後發優勢，“中國還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長潛力”。迫不及待的媒體記者在起標題轉載推廣時，漏掉了重要的兩個字：“潛力”。
很快就有人把這與“唱好”或是“唱衰”中國的話語博弈聯繫起來。的確，“末日博士”魯比尼、“崩潰專家”章家敦，為了新書的銷售都在不斷修改“中國崩潰的時間”；而老牌知識分子雜誌《紐約客》，則將林毅夫稱為“繁榮博士”。其實此前金融危機時，就有人批評其“唱衰西方經濟體”，而這四年裏，隨着微博等新媒體的崛起，圍繞經濟走勢的爭議也越發激烈。
“其實經濟運行自有規律，一個國家哪是經濟學家能夠唱好或唱衰的？”林毅夫微微一笑，平靜地解釋自己的想法。“但對於長期潛力的認識非常重要。如果是一頭小毛驢，你給它吃得再多，也長不成一匹馬。但如果一個小馬仔，你不瞭解它，給它吃小毛驢的飼料，它真的可以長得像一頭小毛驢。”
創新的自信
回到王志浩的問題：來到中國後，對宏觀調控的幾次預測偏離，讓他發現要理解中國經濟，自己的老鄉凱恩斯和哈耶克都幫不上太大忙。他曾在老牌自由主義雜誌《經濟學人》工作過，此次與會發言的主題是，在官方數據可能有問題的時候，“如何解讀中國宏觀經濟的短期走勢？”
其實海外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中，統計數據不準，政府幹預過強，都是反覆出現的話題。現場還有更尖鋭的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否一定由政府主導？離開了刺激政策，是否還能保持20年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的回答是：短期數據可能有偏誤、風險與挑戰一定存在，“但要有能力捕捉主流，形成對長期相對準確的判斷力。如果沒有問題需要克服，那就不叫發展中國家了”。而為了把短期政策和長期增長結合起來，“改變發展理念非常必要”：如果一國具有真實的潛力，就可以跳出短期刺激的輪迴，用反週期政策為長期發展創造條件，併為制度性改革注入資源，解除今後增長的瓶頸。
回到王錦俠的問題：他所在的“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既不是公務員序列的政府機構，也不是一般的企業。為了設立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他們既要深化市場改革，制度上與香港對接；又要強化政府的引導作用，制定產業政策和戰略規劃。
前海位於深圳和香港兩地機場連線的中點上，原本大量是物流倉儲用地，現在則承擔起引領深圳向金融、法律等現代服務業升級的重任。深圳已經高速發展了幾十年，前海的狹小土地能支撐起持續發展的雄心嗎？既不依賴房地產、也不依賴製造業，會不會遇到政府“挑選贏家”，主導資源配置的批評?
林毅夫的回答是：當然首先要以市場為基礎，才能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解決競爭和激勵的問題；同時也需要政府進行協調，才能有效引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是兩隻手，都要發揮作用。”只要有好的理論框架，識別潛在的比較優勢，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通過挖掘後發優勢和潛力，產業升級速度會比發達國家更快。
這樣看來，林毅夫四年前去世行時，“農村高中生考大學”的自謙，背後其實也是一種優勢。“如嬰之未孩”的開放心態，成為發展中國家創新的後發優勢。
“把西方理論背得滾瓜爛熟，也成不了第一流的經濟學家，最多隻能是教授而已。”陳瑞華是北大的法學教授，但卻對林毅夫的研究充滿興趣。他早先在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時，也曾整箱整箱地複印英文資料，希望能夠取回真經。“但現在發現，立足於本土的改革實踐，中國學者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論。”
（陳斌開、王斌濤、陳思對採訪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