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若落入陷阱 中美開戰只是時間問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文章自從美國宣佈“重回亞洲”以來，亞太地區局勢在發生變化，而且變化的廣度和速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這裏有美國的努力，也有一些亞洲國家的努力。美國本來是個世界警察，在世界範圍內“維持秩序”。不過，最近幾年美國在大力縮減其它地區“維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時，把注意力放在了“維持亞洲秩序”上。同時，亞洲一些國家也感覺到了來自中國的“威脅”，要求美國回來，希望美國能夠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區域國際秩序。無論是美國的“重返亞洲”還是亞洲一些國家的擔憂，中心角色就是中國。結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議題諸如經貿合作所掩蓋下的所有矛盾，都紛紛浮上台面。

亞太局勢的急劇變化，可能是中國根本就沒有預期到的。中國一直相信其能夠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會給周邊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帶來莫大的好處，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就會接受中國。不過，今天的局面和中國的預期顯然相差很遠。因為不如預期，中國內部的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經亂了方寸。儘管外交系統還是一如既往，其它包括軍方在內的很多部門和社會都動起來了，至少在情緒上如此。在民間，民族主義更趨向於再次成為國際事務主題，好像要和美國迎頭相撞。

中國改革以來的外交政策，可以説一直是以美國為軸心的。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外交必然圍繞着其它大國，大國外交成為重中之重不難理解。這一點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已經開始，當時中國和美國結成“聯盟”來應付蘇聯的擴張主義。毛澤東之後，這種政策更趨明顯。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永不當頭”等政策話語是針對美國的。鄧小平之後，針對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中國發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等政策話語。最近還專門就中美關係，中國提出了要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對美政策意向。

人們並不懷疑中國對和平的渴求，中國的種種話語表達的是中國對世界秩序的理想。不過，理想主義不僅往往和現實有巨大的鴻溝，而且也可能導致理想的反面。要實現亞太和平，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必須對對方放棄理想，而轉向現實主義。換句話説，只有着眼於現實的理想才不會成為空想，才不至於走向自己的反面。

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如何能夠實現自己所希望的國際和平？在哲學層面，就中美關係來説，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是否能夠避免國際關係文獻中所説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這一命題，是由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闡述公元前5世紀在雅典和斯巴達兩國發生的戰爭時提出來的。簡單地説，故事是這樣的：到公元后兩國之間爆發了戰爭，在長達30年的戰爭之後，最終雙方都被毀滅。修昔底德總結説，“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修昔底德陷阱”翻譯成當代語言就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係的“鐵律”。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最顯著的就是德國。德國統一之後，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在亞洲也有類似的經歷。日本崛起之後，就想挑戰歐洲殖民地在亞洲建立起來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最終爆發了日本以反對西方列強為名而侵略亞洲其它國家的戰爭。

現在，“重返亞洲”表明美國的中國政策的現實主義性質。儘管美國人説，其“重返亞洲”的目標是亞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圍堵”中國，而是要“威懾”中國，防止中國破壞亞洲的現存秩序，但實際上很清楚，美國是出於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亞洲的一些國家為了克服自己對“中國崛起”的恐懼，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另一些國家則在觀望。這種情形，又和修昔底德當年所觀察到的希臘其它國家的行為何其相似：“雙方（指雅典和斯巴達）都竭盡全力來備戰；同時我看到希臘世界中其餘的國家，不是參加了這一邊，就是參加了那一邊；即使那些目前還沒有參戰的國家，也正在準備參戰。”

美國和亞洲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恐懼已經成為事實，其行為已經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清楚，中國如何反應，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戰爭。中國如果也陷入這個陷阱，戰爭不可避免，只是時間的遲早問題。

從一定意義上説，中國針對與美國的關係所發展出來的種種政策話語，就是為了避免陷入這個陷阱。中國的領導層也一直在重複中國並不相信這種陷阱。但是，現實地説，要避免戰爭，光有主觀上的政策話語並不足夠，而是要找到確實的方法來避免陷入這個陷阱。從現實的情況看，正是因為這些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策話語，並不具備導向任何能夠實現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勢惡化，中國感受到外在的“威脅”時，就必然出現另外一個極端的話語。從今天中國各方面所表達的情緒性語言，或者所進行的各種政策爭論時，人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要避免陷入這個陷阱，中國必須拋棄對美國的理想主義認知，而對其（或者任何一個其它國家）有一個清醒理性的認識。無論是對自己本身的國家利益，還是對他國的國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為的感情。越現實，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戰爭的方法。畢竟，從歷史上看，國家之間也有和平的權力轉移。

認清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如何避免中美之間可能的亞太戰爭？這就要從認識美國在亞太的戰略位置和其國家利益的相關性開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地緣政治位置，人們會傾向於説，亞洲是中國的亞洲。但在實際層面，情況並不是這樣。中國當然是亞洲大國，不過自近代以來，其和亞洲其它很多國家的關聯和影響力甚微。很多美國人和亞洲人會説，亞洲首先是美國人亞洲。

近代以來亞洲的塑造首先由歐洲殖民地主導，後來是美國人主導。日本曾經想取代歐美來主導亞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敗告終。從近代到冷戰，美國和亞洲一些國家的各方面的關係高度制度化。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尤其是主權政府之間的關係，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有了發展。在後冷戰時代，因為美國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戰爭，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也就是説，中國在亞洲區域的國際空間擴展迅速。這不僅導致美國人的恐懼，也導致亞洲一些國家的擔憂。不難理解，在亞太地區，美國最為擔心的，就是中國是否會像當年美國把英國趕出美洲那樣，把美國趕出亞洲，也就是人們所説的中國版“門羅條約”。中國並沒有這樣的意圖，也不相信中國本身的崛起會有損於美國的利益。但這並不能在任何程度上減少美國人和亞洲一些國家的擔憂。

但不管怎樣，中美兩國如果在亞太地區迎面相撞，激烈的競爭必然導致衝突。這既和一個國家的“良好願望”無關，也和一個國家的“邪惡用心”無關，而是和這裏所説的“修昔底德陷阱”有關。近年來，亞洲局勢的劇變正好説明了這一點。如果中國恐懼於美國，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為敵人的陷阱，最終沒有一家會是贏家，就像雅典和斯巴達一樣。

如何重新思考中美關係？中國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在亞太地區和美國競爭為了什麼？有幾點很清楚，第一，中國是亞洲國家，只要中國在發展，其影響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國或者一些亞洲國家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調整政策來適應這個新環境。中國政府如果政策得當，影響力擴大會快一些。第二，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仍然會繼續，但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影響力會逐漸減少。美國政府如果政策得當，影響力衰落會慢一些。第三，中國並無意願把美國趕出亞太地區。儘管中國的影響力在提高，但並沒有能力獨家來履行國際甚至是區域責任。美國的存在合乎中國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間還是巨大的。

從最糟糕的結局來説，假定美國能夠在亞洲把中國“遏制”住，使得中國不會挑戰其在本區域的利益，但這並不能在任何意義上保障美國可以維持其世界霸權的地位。如果美國把中國視為是“敵人”，這個“敵人”過於龐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資源與精力。這必然導致美國所構建起來的支撐起世界霸權的大廈的解體。今天的美國霸權地位，是美國自一戰之後尤其是二戰以來精心構建起來的。“重回亞洲”必然要求美國減少其在其它地方（包括歐洲、非洲、中東等地）的存在，其在這些地方的影響力也必然衰退。實際情況也如此。美國在其它地區的霸權地位，動搖速度之快也超出人們的預料。即使在亞洲，美國也今不如昔，説得多，做得少。美國“重回亞洲”的戰略要求亞洲有關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和美國冷戰後通過“馬歇爾計劃”和營建“北約”的戰略，營造一個歐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實際上，人們可以再次回到修昔底德所觀察到的另一個現象：“如果沒有充裕的財庫，要想支撐一個長期的戰爭是不可能的。”這也可應用到中美兩國的關係上。如果美國要單純從戰略上圍堵中國，其很難有可持續性。

對美國的“重返亞洲”，中國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但顯然沒有必要恐懼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亞洲，兩國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間；而在美國力量急劇衰落的中東、非洲，甚至是美國傳統勢力範圍的歐洲，中國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不僅太平洋兩岸能夠容得下中美兩國，這個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兩國。既然中國沒有意圖挑戰美國，實在沒有必要恐懼，所需要的僅僅是理性。（作者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