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和平崛起不是一味拒絕合法地使用武力

在一個“全球化”、“民主化”和“再國家化”同時激盪的東亞，中國的核心利益正面臨着冷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如果説主權、制度、安全、發展以及國內穩定構成了中國的核心利益，那麼，今天這個時代，中國的核心利益確實正在遭受近20年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沖擊。

正確理解中國核心利益受到挑戰的主客觀原因

這一新的歷史過程的出現是必然和正常的。國際關係中國家的崛起，猶如社會體系中人的成長，當中國開始表現突出、進步明顯而又活力充沛時，一個不斷吸引全球眼球的中國、一個成績優異但又內在問題成堆的中國，不管我們如何將善意寫在臉上、合作的誠意落實在行動上，由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必然帶來的心態與情緒的變化，其他的國家並不必然給與中國鮮花、鼓勵和掌聲，相反，更多的是懷疑、挑剔、指責、非難，甚至是限制。

特別是中國崛起所處的國際環境，仍然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所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國崛起所存在的國際體系的基礎，依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權力結構和財富結構;中國崛起所面對的國際社會，更是以“西方經驗”為核心的價值與規範系統。中國崛起的過程，其本質不僅是一箇中國的國家實力興起和壯大的過程，更是一箇中國需要在這樣一個三維的“國際空間”中被認同、接納和融合的過程。更準確地來説，中國的崛起，是中國的實力、價值、文化、體制和行為等方方面面都難以避免地要完成的一個新的“社會化”過程，是中國重新牢固地樹立在國際體系中結構性的地位、榮譽，並贏得相應尊重和話語權的過程。無論是從國際關係理論還是從國際關係歷史來看，大國崛起之所以常常引起戰爭，就是因為崛起的大國無法改變自己，或者只是單純地相信實力原則可以迅速地招致國際權力再分配的決定性變化，或者是主導性的國家根本不“包容”崛起中的大國而準備“扼殺”挑戰者。權力對抗的升級常常導致戰爭。

對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這種對外關係的新變化，我們要有清醒和準確的認識;對於中國崛起進程中“外在因素”的複雜化，我們更要有健康和積極的把握。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失敗案例，常常要麼是將崛起的過程簡化為單純的實力增長的過程，並迫不及待地對外“逞強”、急於想要通過自己簡單的實力地位的上升而要求相應的國際待遇;或者因為將崛起過程中必然受到的各種限制、甚至“打壓”，轉變成整個國家和民族對既有體系、秩序和環境的“不滿”和“仇恨”。結果是急於通過戰爭這種極端方式來改變現狀。

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決不能成為中國人積聚對外在世界的“憤懣”和“仇恨”的過程。正如孟子所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中國崛起的過程，是一個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必定遭受磨難、考驗和挑戰的過程，國人需要坦然面對。

從主觀因素來説，中國崛起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後來者”從“邊緣”向“核心”行軍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中國如何“改變自己”、“進步自己”、“完善自己”是中國能夠實現可持續崛起的根本保障。《詩經·大雅》所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的未來，不是簡單地埋怨、擔心，甚至憎恨其他國家如何給中國“設限”。作為國際關係中的“後來者”，急於擺脱各種“限制”是正常的，但中國擺脱所遭受的各種限制的最好方法，始終是“健身強體”和“勇於革新”。

既有治理模式已越來越不適應已發生鉅變的中國，面對各種內在挑戰、壓力、甚至危機，中國需要能夠維持高效、公平和可持續地崛起。要想更好地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需要政府與民眾同心協力，重新將中國推入體制改革和創新的模式。否則，一個總是忙於在國內“維穩”的國家，是無法長期在國際競爭中有效地“維權”的國家。

維護核心利益需要中國有“大戰略”

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對外關係的複雜化是正常的，即便局部區域出現衝突和對峙上升的不利局面，也不是什麼“邁不過去的檻”。由於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和平崛起”的對外方針，對外關係的複雜化並不必然等同於中國外交形勢的惡化。相反，今天的國際大環境，依然有利於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進程中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依然有利於中國在和世界的合作與交融中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變了，世界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變了。中國人認識和把握世界的觀念、價值、心態需要變，中國處理與世界關係的戰略、政策和手段需要變，支撐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想法和做法更要變。因此，中國更加良好、有效和成功地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過程，不單單是面對一個越來越苛刻和“盯着我們”的人越來越多的社會環境的問題，也不是有了各種各樣領土糾紛和主權爭議就簡單地論“戰”還是“和”的問題，而是我們整個對外關係的戰略性籌劃、運作和執行力不斷建設和發展的問題，是中國自身加強制度建設、觀念建設和能力建設的問題。中國今天迫切需要一項真正的“大戰略”。

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妨礙中國思考、制定和執行“大戰略”的根本原因，一是中國朝野在如何認識“外在世界”和應對“外在世界”的手段選擇上，已經處於分裂。二是在如何調和各種意見分歧和掂量手段選擇的差異時，中國政府常常難以作出有決心的取捨。三是“外交”和“內宣”常常是“兩張皮”。“外交”不僅無法協調“內宣”，甚至常常被“內宣”所綁架。結果是，在面對各種紛繁複雜的外交問題時，國內的媒體、輿論和民意與國家現實的外交需要嚴重脱節。

中國迫切需要“大戰略”。這一戰略至少可以有助於建立起對中國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起碼的社會共識，建立起對於中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清晰、準確和科學的認識，更需要建立對於中國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手段、步驟與方法的客觀認識。例如，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中國一直強調的“和平崛起”究竟是什麼關係?一種錯誤的認識是，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為了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必要時就應該採取軍事行動。因此，不少人認為，“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限制了中國今天對維護主權利益的手段選擇，轉而主張放棄“和平崛起”的提法。這種看法事實上是一種誤解。“和平崛起”是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和平崛起”不是一味地拒絕合法地使用武力，而是強調中國並不謀求通過武力的方式實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自身結構性地位的變化。在國際關係中，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衡量標誌，不是簡單的實力提升，而是在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地位。堅持“和平崛起”與中國在維護核心利益時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武力，事實上是並行不悖的。

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必須使用武力?這一問題在中國媒體和輿論中的討論非常模糊。許多人認為，只要涉及主權等核心利益原則，就等同於合法使用武力。這一看法的幼稚就在於對外關係並不能簡化為“原則”。否則，外交就是簡單的“原則-行動”的過程。但是，今天的時代，外交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即儘可能地通過合作和對話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和途徑，即便要使用武力，也只是在外交途徑已經“窮盡”時不得已而為之的行動。更重要的是，不是原則問題就一定產生武力的授權，而是外交才會真正讓有決心的維護核心利益行動變得可能，並具備現實的條件。

今天，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大戰略”，恰恰首先就是能夠讓中國民眾的國際意識和世界眼光與時俱進的觀念戰略，是中國能夠在各種複雜和嚴峻的國際挑戰面前遊刃有餘、儘可能地擴大國家對外行為應該具有的“社會資源”和儘可能減少“維權”成本的外交戰略，更是中國在中長期的國際競爭中能夠儘可能地贏得尊重、贏得信任、贏得朋友、進而真正贏得利益的長遠戰略。

總之，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對今天的中國來説，首先是一個觀念創新的過程，其次是一個我們自身制度創新的過程，第三才是我們自己真正的能力創新的過程。在中國崛起到今天這麼一個更加複雜和嚴峻的對外關係新時期，中國自身如何面對壓力、及時調整和革新、並不斷讓今天依然還處於“青年時代”的中國更好地成長，我們任重道遠。(作者朱鋒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