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相比中日大局 釣魚島算不上核心利益

*紐約時報中文網9月21日文章 原題《國民心態與釣魚島爭端》*40年前的9月，中日兩國領導人握手言歡，開啓了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大門。40年後的9月，釣魚島的紛爭卻讓中日兩國劍拔弩張。兩國關係降至冰點的波瀾背後，中日國民的心態是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無論中國還是日本，對國家利益的考量都與國民的心態與認同有關。從兩國的發展大局而言，釣魚島算不上是核心國家利益。過去40年中的大多數時候，雙方之間在這一問題上曾保持高度默契：將這一爭議擱置起來。如果雙方都將其視為不可妥協的核心利益，寸土不讓，那麼最終可能只有訴諸武力。

4月，石原慎太郎挑起“購島”風波，在短短幾個月之中，便成為日本國內的重要政治議題，野田佳彥內閣出面表態，由中央政府購島。石原指責日本中央政府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利益，於是挑起購島，而野田害怕失去選票而不得不採取強硬立場，黨派利益壓過了國家利益。

戰後日本經過民主化改造已經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公民社會，個人權利意識成長，石原慎太郎將日本比作一條“被閹割過的狗”，對誰都沒有威脅。公眾對消費税、核電的關注要超過釣魚島，加之半個多世紀的和平主義運動，福利國家體制、老齡化社會讓日本不再有興趣發動戰爭，軍國主義已經成為歷史。

在個人權利至上的國家中，愛國主義的熱情也會漸行漸遠，也許正是如此，很多日本政客才會產生焦慮，從中曾根康弘執政期間便呼籲日本的大戰略。松下政經塾也是為了培養國家棟梁而設，無論野田佳彥還是前原誠司都是“塾生”出身。問題在於，這些“塾生”們對國家身份的定位是否準確，追求國家利益的手段是否得當？

2010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讓日本失去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身份，丟掉了東亞第一經濟大國的位子。與此同時，中國軍事現代化步伐在加快，日本憲法第九條限制了其戰爭權利，凡此種種都使日本產生了焦慮。“脱亞”還是“入亞”，對日本仍是個問題。

中國的崛起引起了日本的焦慮，而正在崛起的中國對日本也存在着複雜的國民心態。

其一，反日成為一種潛意識，一旦出現爭端，情感的力量就會宣泄出來。幾十個城市在同一天舉行規模不等的反日遊行，而且標語也是大同小異。反日情緒的背後是一種受害者的心理機制，受害者容易獲得道義的優越感，反日與愛國幾乎可以劃等號。這種心理機制之下，中日關係難有根本性的改觀，換言之，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了，中日之間的和解還沒有完成。

其二，中國經濟已經起飛，但是公民社會的建設卻處於起步階段。成熟的公民社會為政治表達提供了穩定的平台，在遊行示威活動中出現了打砸搶燒事件，不少日資企業關門停業，更有甚者，同胞的日系汽車在“愛國”的旗號下被打砸燒。法國心理學家勒龐在《革命心理學》中將人民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農民、工人、商人等，他們渴求安定與秩序，並不會扮演“革命者”；另一部分是社會渣滓，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一旦法律懲罰的約束消失，他們就會成為暴徒。反日遊行的目標是表達一種領土的訴求，而打砸搶燒則是對國家理性的挑戰。現代國家理性建基於法治與市場之上，私人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以“愛國”的名義肆意踐踏私人財產，實際是害了國家。

其三，權利社會正在興起。有恆產者有恆心，中產階級是遏制遊行暴力化的制動。在反日遊行出現嚴重的暴力之後，網上批評多了起來，理性愛國逐漸成為共識。在“九·一八”這個敏感的日子，失控的情況反而減少。“要表達，不要破壞”、“拒絕暴力”等口號折射出人們對秩序、權利的捍衞。

除此之外，反日遊行中表現出中國民眾對國內問題的關切，比如貪腐、拆遷、民主、憲政等議題，換句話説，外爭主權，內爭權利在未來是可能的趨勢。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未必不能轉換，民族主義情緒在某個時點或可成為推動改革的力量。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區域大國應該是中國多數國民認同的目標，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國當下的核心利益未必是馬上解決釣魚島爭端。而經濟低迷、債務沉重且日益老齡化的日本，也不會因為在釣魚島問題上強硬而走出困境。日本財政大臣安住淳本週還表示，在中日關係緊張的情勢之下也要堅持推動兩國金融合作，這才是中日關係的真正核心利益。

中日之間存在着發展“時代”的反差，貧窮而高速增長的中國與富裕而徘徊不前的日本多少存在着“代溝”。時代的反差與歷史的傷疤，不僅讓中日兩國民眾經常處在焦慮的心態中，也給兩國關係平添了許多坎坷。

（作者孫興傑是吉林大學國際關係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