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中國復興之時即南海釣魚島問題解決之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9月24日文章，原題：中國人要如何理性愛國日本野田政府“購買”釣魚島的行為引發了中國民眾連續一個星期的反日示威遊行活動。針對少數人在示威遊行中的“打砸搶”等極端行為，中國社會和媒體開始對愛國行動進行反思，提出“愛國不要演變為害國”、“理性愛國”等呼籲，在涉及國家之爭和民族矛盾的問題上，民眾所展現的愛國意志主要是對政府的決策提供動力和支持，而不是以一種非理性的壓力把政府逼到牆角，干擾國家的發展和外交大局。在中國，要理性愛國，四項原則必不可少。

第一，理性愛國必先理性認識世界。在當代的世界政治中，國家對普通民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愛國主義情感和行動既是必需，也極為必要。然而，如何認識和處理本國與他國以及整個外部世界的關係卻是愛國行動能否保持在正確軌道的前提。 對中國來説，近代以來的世界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殖民與帝國主義時代，中華民族睜眼看世界付出了“血與火”的巨大代價，在備受侮辱與傷害的同時，華夏文明幾次面臨生死存亡的關口。另一方面，中國從西方文明中的獲得也極為可觀，既打破了幾千年王朝更替的歷史循環，步入到正常的民族國家行列，也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走出農耕文明，開啓和推動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而科學、民主、自由、法治等價值觀的傳入，更讓中國人民受益匪淺。因此，在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中國人既要不忘歷史，更應放眼長遠。歷史悲情固然可以凝聚民心，但也容易跌入盲目排外的陷阱。在國家之間的競爭中，以延續幾千年不輟的文明底藴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國力，中國應該以更加自信、開放和包容的姿態與形象展現在世界面前。

第二，理性愛國必須要有大局觀。就今日中國而言，實現民族復興和完成現代化是發展大計，推行和平發展戰略是外交大局。在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上，從短期看，雖然中國的國力已經足以保障主權和領土不被進一步分裂，但也不具備足夠的實力和成熟的機會從根本上予以解決。而就長期而言，在中國民族復興和現代化的完成之日，必定是南海和釣魚島問題的根本解決之時。 因此，在此過程中，時間對中國有利，中國需要以時間換空間，最終贏得在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鬥爭中的勝利。這兩年來，無論是美國推行“重返亞太”戰略，還是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挑釁，都是看到了這一點，而希望找各種機會實施所謂“先下手為強”的策略或者對中國發展大勢予以干擾。對廣大的中國愛國民眾而言，必須看到這一點，切不可自亂陣腳，自毀長城。

第三，理性愛國必愛同胞。匹夫興亡、國家有責。在根本意義上，國家的存在僅僅是一種手段。保護國民的安全，保障國民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以及實現自我價值的權利才是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國民同胞是國家構成的基礎，沒有國民同胞，國家就是一具空殼。從這個角度上講，愛國的真正目的就是愛同胞。正所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對自己同胞不能體恤愛憐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愛國者。一個置同胞尊嚴和利益於不顧的人，也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由此觀之，貪官污吏者、濫權亂法者、生產毒奶粉者、製造假藥者、地溝油食品化者以及打砸搶等目無法紀者都不可能做到理性愛國。與損害自己同胞的利益相反，愛護同胞、加深同胞之間的感情、以理依法處理同胞間的利益和觀念分歧，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才是理性愛國的前提所在。

第四，理性愛國必講文明。中國正處在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關鍵階段，什麼樣的愛國主義將決定中國成長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也將對未來的世界政治產生重大影響。在這方面，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關於民族“政治成熟性”的論述具有非常深刻而重要的意義。以史為鑑，德國之所以出現納粹主義、日本之所以出現軍國主義與它們在國家崛起關鍵階段的政治不成熟有着直接的關聯。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愛國主義的文明程度將由兩個方面所決定。對內，要實現憲政並在此框架中建構自由主義的公民社會，合格的愛國者必須是合格的現代公民；對外，要以和平而不是暴力、以寬厚而不是偏狹、以良善而不是邪惡的理念傳遞給世界。只有如此，中華民族才能有望走向“政治成熟”。用馬克斯 韋伯的話説，如此才能有望以“主宰者民族”的資格參與“世界政治”。

在根本上，非理性愛國是中國公民社會建設滯後的產物。根據世界歷史的經驗，民族國家的建構與公民社會的形成具有同步性。但在中國，兩者之間卻存在較大的落差。從這個角度來看，理性愛國的落腳點就在於公民社會的建設，這便是中國需要急迫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