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蘇貞昌的“貧困的論述”與“論述的貧困”

澳門《新華澳報》27日刊載署名富權的評論文章分析蘇貞昌與民進黨當下所面臨的困境。文章指出，過去説蘇貞昌沒有論述，就呈現他的可塑性較高。但從目前情況看，這個基本理論並不適用於他，因為他並非是“手塑泥”，而是一團根本不能成形的“爛泥”。其在兩岸政策方面的論述的貧困，是引致其貧困的論述的主因。

全文摘編如下：

閩台地區有一句俗話，“越是怕鬼，鬼就越是會找上門”。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就很有可能會陷於此泥淖：他一方面老是擔心在2014年的第15屆黨主席選舉之前，就兑現調整大陸政策的諾言，將會得罪黨內“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利其主席選戰，因而將所有調整大陸政策的計劃到“凍結”了起來，停步不前，並正式否定由謝長廷提出、有可能會成為民進黨“縮短最後一里路”主要推力的“憲法共識”論述；另一方面又擔心謝長廷會藉着主持黨內“大陸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並再度與蔡英文合作，在黨主席選舉中將自己推下台，從而導致自己丟失“2016”的“入場券”，因而他擺出了“不求有功，避免犯錯”的姿態，一方面在黨中央進行“派系共治”，儘量搞好除“英系”以外的各個派系的關係，另一方面則不願冒任何風險，拒絕一切具有開拓性的建議，尤其是否定了謝長廷各項有助於民進黨縮短“最後一里路”的調整兩岸政策主張。在此情況下，蘇貞昌將會適得其反，在迫使謝長廷很可能會別投他抱，與蔡英文結盟的前景下，他首先就將闖不過“在2014”這一關。

實際上，曾記否？2011年的民進黨台灣地區領導人黨內初選，本來蘇貞昌在黨內的優勢是比蔡英文強的，但由於謝長廷暗助蔡英文，祭出“蔡馬馬”戰術，而讓蘇貞昌功虧一簣，僅以1.35%的些微差距，敗在蔡英文的手下？那麼，2014年的黨主席選舉，及2015年的民進黨台灣地區領導人初選，蘇貞昌越是擔心將會出現“蔡謝結盟”的局面，由於自己採取了“排謝”作為，就越是將會促使謝長廷將會與蔡英文結盟，亦即蘇貞昌仍將會重蹈覆轍，這就將會應驗“越是怕鬼，鬼就越是會找上門”的俗語。

蘇貞昌雖然盡力否認在扯謝長廷的後腿，更是否認“蘇謝合”破裂，但大由於蘇貞昌已正式否定謝長廷“憲法各表”的主張，也由於蘇貞昌已拒絕按照謝長廷的意願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放風即使是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也不會讓謝長廷出任“主委”。因而人們都已斷定，“蘇謝合”的破裂事在必行。由此，黨內也有人批評蘇貞昌，這根本就不符他過去“沖沖衝”的形象，並指出蘇貞昌做為一個黨主席，應當要有自己的主張，大家也樂見主席提出更好的看法，如果沒有自己的主張，至少要促成黨內一個辯論或討論的方向。

由此批評而逆向思考，可能也會敲醒大家：為何蘇貞昌不願進行“大陸政策大辯論”，為何蘇貞昌如此謹小慎微？就是因為他的本性就是“沖沖衝”，而不是政治理論家，從來沒有自己的論述主張，因而擔心倘是進行辯論，或是大開大闔地開創新局，就將會暴露自己“論述不行”的“罩門”，從而被黨內善於論述者奪走自己對民進黨的主導權。因此，獻醜不如藏拙，也可説要避論述之“短”，揚實幹之“長”。

蘇貞昌這樣做，或許也是總結了過去黨內的“教訓”。實際上，就以“大陸政策大辯論”來説，當年主導大辯論的黨主席許信良，提出了“大膽西進”的主張，而其以“新潮流”為首，還有“正義連線”、“福利國連線”的對立面，則主張“強本漸進”。經過辯論，最後取得原則性的妥協，經綜合各方觀點，以“強本西進”作為結論。弔詭的是，許信良之所以發起這次“大陸政策大辯論”，是意圖為自己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而“挪火煮食”；但卻陰差陽錯，成全了陳水扁，併為陳水扁改走中間路線，及度身訂做“台灣前途決議文”，打下了政治基礎。而許信良最後卻落得個遭受“邊緣化”，並辛苦一場卻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最後只得發表《同志們，讓我們在此分手吧》聲明，出走脱黨另行參選。顯然，蘇貞昌是擔心倘積極主導辯論，卻落得個“許信良第二”的下場。因而吸取許信良的這個“教訓”，既是要防止讓蔡英文好像陳水扁那樣，奪走自己調整黨的大陸政策的成果，也是為了避免自己重蹈許信良的覆轍。

當然，蘇貞昌不敢發動辯論的原因，可能也有其實際困難，就是他從來沒有自己的兩岸論述，因而將會“未辯先輸”。實際上，民進黨的幾位“天王”，大多是有自己的兩岸論述主張的。撇除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不説，謝長廷有“憲法一中”及由此而衍生的“憲法共識”；而蔡英文則先有為李登輝擬製的“特殊兩國論”，後有“十年政綱”，及“兩岸和平穩定架構”；游錫堃更是拋出堅持“法理台獨”立場的“正常國家論”。就是蘇貞昌沒有任何論述。

過去我們曾説，蘇貞昌沒有論述，就呈現他的可塑性較高。但從目前情況看，這個基本理論並不適用於他，因為他並非是“手塑泥”，而是一團根本不能成形的“爛泥”。其在兩岸政策方面的論述的貧困，是引致其貧困的論述的主因。

延而伸之，蘇貞昌論述的貧困的“罩門”，還不單止是在兩岸路線方面，而是對整個民進黨的政策路向。實際上，“英系”的羅致政昨日就“發炮”説，民進黨的創黨精神，就是“理念先行、羣眾隨行”，一直勇敢地走在人民羣眾的前面，而不是隻想討好與跟隨民意。如果民進黨的創黨前輩在提出重要主張時，都要先以民調及選票來分析計算，那恐怕永遠不會喊出帶動台灣前進的主張，因為這些訴求在當時恐怕都未必有過半民意的支持。民進黨的持續成長甚至能夠“執政”，是以理念來爭取與説服民眾，讓他們跟着民進黨前進，而不是做個乖乖站在民眾後面的“跟屁蟲”。

而蘇貞昌就是缺乏這種創意能力。他參加民進黨活動，是為“美麗島事件”的被告作辯護律師。此後的從政經歷，多是參選地方官員。這就決定了他是實幹重於理論，一味只顧“沖沖衝”，關心的多是地方事務，沒有自己的論述。後來即使是當上了“行政院長”和民進黨主席，由於自己理論功底的貧困，而導致提不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論述，因而形成了論述的貧困。

或許，蘇貞昌是因為認為，一方面“政黨輪替”可能會成為台灣地區政黨政治的常態，民進黨候選人躺着選也可當選，因而無需提出較佳的論述。倘是這樣，“貧困的論述”與“論述的貧困”之間的惡性循環，就將更為嚴重。

因此可以預見，在2014年的民進黨主席選舉中，沒有論述能力的蘇貞昌，將受到懂得“輿論先行”的蔡英文、謝長廷，還有游錫堃的連手狙擊。蘇貞昌以“不搞辯論，也不推論述”，來進行“權利維穩”的意圖，就將徹底破產，變成效果與動機不統一，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