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人民幣雲團”
11月4日剛剛結束的第112屆廣交會上，一名來自香港貿易公司的採購商DANKAJ，簽下了一份50萬人民幣的訂單。他表示該公司正在逐漸提高以人民幣結算的訂單份額，這一比例已由去年的20%提高到今年的40%。
廣交會上，越來越多來自東盟的客商願意選擇人民幣結算，這一結算方式，無論在便利性和避免與美元交換中產生匯率損失方面，均顯示了極大的好處。
除了貿易結算，今天中國遊客攜帶大量美元現金出行東南亞的現象已不多見。很多國家的ATM機上，大都貼有銀聯標識，隨時可以取現。
新加坡的一些金店，甚至貼着“歡迎用人民幣來購買黃金飾品”的招牌，可以直接接受人民幣現鈔的使用。
東亞上空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人民幣雲團”，雲團下是中國龐大的市場“綠洲”，這一綠洲極大地吸附着東亞各個國家，使各方經濟聯繫更加緊密。
即便政治、領土方面的小摩擦不可避免，中國對東亞地區經濟的引領作用仍在不斷增強，未來“雲團”或將形成氣候，推動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更長遠的和平發展。
“人民幣雲團”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最新研究發現，人民幣已經日益成為一種參考貨幣。
自2010年6月人民幣恢復浮動匯率制度以來，東亞10個國家和地區中，盯緊人民幣的貨幣種類比早先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時期（2005年7月到2008年）有所增加，而同期盯緊歐元和美元的貨幣種類卻在減少。
英國《金融時報》基於該研究結論，驚呼“東亞如今已成為一個‘人民幣區’”。
但由於目前人民幣在資本項下還不能自由兑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在接受《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所謂東亞“人民幣區”的説法還為時過早，但“人民幣雲團”的形成已經毋庸置疑。
它的集中表現就是，東亞國家的匯率波動，在客觀事實上，與人民幣匯率之間保持着非常緊密的聯繫。目前，韓國、印尼、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6個經濟體的貨幣與人民幣的關聯度已超過美元。
其中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自2010年年中以來，韓元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幅度大致相當。
“這種匯率間客觀呈現的‘聯動’主要基於中國市場的因素，”劉軍紅説。中國在東亞地區貿易中所佔比例從1991年的2%，升至現在的約22%。
目前，中國是東盟十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並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東盟第二大出口市場。
而對韓國來説，中國的市場更加重要，中國不僅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也是韓國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歐日三個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均表現不佳，市場需求乏力。相較而言，中國卻在金融危機之後，釋放出比危機之前更大的市場需求。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前中國人均GDP達到5432美元，消費能力逐步提升，內需不斷增長。
與此同時，2008年北京舉辦了奧運會，2010年上海舉辦了世博會，以及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這些都從客觀上增加了中國的需求。
中國內需的擴張，使中國周邊的東亞國家最先受益，而這些受益國如果想保持並擴大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保持其匯率的“穩定性”成為了一個必要條件。
所謂“穩定性”，就是指追隨本國最大出口市場的貨幣變動，一種選擇是跟其聯動，另一種選擇是對其貶值。
“回顧中國人民幣的歷史，更容易理解這種現象，”劉軍紅説。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市場，為了保證中國的出口份額和比較優勢，1980年至1994年，人民幣兑美元一直是貶值的，1994年至2005年人民幣與美元一直是聯動的。
在這25年間，就是中國保護幼稚產業，穩步實現經濟最初發展的階段，而這樣的階段恰恰需要這樣的匯率條件。
但他也提醒人們注意，市場“綠洲”決定了人民幣“雲團”，但這一雲團並沒有強大到超越美元，美元仍然是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儲備、貿易投資與結算貨幣。
同樣，人民幣也沒有超過日元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自2002年開始，日本對亞洲出口中日元計價比例就超過了50%，而人民幣望其項背。
人民幣雲團由於中國市場“綠洲”的存在，已經客觀“升騰”起來，雖沒有構成對美元和日元在東亞地位中的實質威脅，但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微妙的政經關係
“人民幣雲團”反映的此種市場吸引力，被很多學者稱為“市場權力”。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利用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市場的依賴性，形成了所謂的市場控制力。它是由當前很多國家在中國競爭角逐的局面造成的，誰佔領了中國的市場，誰就有可能獲得更有利的發展機遇。
圍繞着中國日益強大的“市場權力”，中國和東亞各國在政治領域卻產生了微妙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區域合作室主任王玉主，曾對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做過一次評估。他發現，伴隨着雙邊經濟合作的發展，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將會繼續深化，但經濟合作對雙邊政治互信的促進作用卻會下降。
具體表現為，東盟國家在與中國的合作方面出現顧慮，擔心對中國經濟合作的深化造成對中國的不對稱依賴，從而在未來對話合作中喪失獨立性，更擔心日益強大的中國會尋求主導東亞。
“有的東盟國家，擔心中國崛起後，解決與中國領土爭端問題時，他們會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他們可能選擇放棄長期以來堅持的‘擱置爭議’原則。”王玉主説。這種政治和經濟領域交織的微妙關係，已經開始呈現出來。
4月，菲律賓就南海領土問題與中國的關係一度變得十分緊張，引發中菲黃巖島對峙。二季度菲律賓同中國之間的貿易規模同比增速均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從5月份開始，中國中斷了赴菲旅遊線路。但這一下降勢頭並沒有持續很久，三季度菲中之間的經貿數據明顯好轉，9月份雙邊貿易環比增長13.2%，貿易總量創出歷史新高，達到34.3億美元。三季度菲律賓對中國FDI快速攀升，也創出歷史新高，2012年8月同比增速接近13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事件，引發至今尚未平息的中日兩國領土爭端。
釣魚島事件何時將會平息，目前仍是個未知數，但受中國“市場權力”的影響，這一爭端引發的日本經濟損失不小。
首當其衝，日系產品在中國境內出現滯銷。日本本田汽車11月2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份在中國市場的新車銷量比上年同期鋭減53.5%至24115輛，降幅大於9月的40.5%。豐田汽車10月在中國的新車銷量約為4.56萬輛，比上年同期減少44.1%，繼9月之後第二個月減幅超過四成。除此之外，日本航空業、旅遊業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擱置爭議”或許是當下中日兩國對於解決此問題的最好辦法。
可期盼的前景
人民幣的東亞雲團還在不斷壯大中。
10月中旬，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2012年前三季度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今年前三季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發生2.05萬億元，同比增長33.1%，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發生1766億元人民幣，超過去年全年水平，中國的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保持着旺盛的增長勢頭。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陳雨露，曾將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劃分為周邊化、區域化和國際化三個階段。目前，人民幣已經開始從周邊化向區域化發展。
與此同時，東亞的區域合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
9月27日，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最後一輪務實談判在首爾召開。它意味着，11月份，三國有可能開啓FTA正式談判的啓動。
如果中日韓自貿區成立，它將成為佔全球GDP總量24%的經濟合作區。而東亞自由貿易區建成之後，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擁有佔世界總人口約一半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佔全球年生產總值的1/3。
可以預見，人民幣的區域化將隨着東亞區域合作步伐的加快而加快，但其過程一定不是一帆風順的。
早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日本曾積極推動東亞採用日元為主的“籃子貨幣”制度，促進日元首先在亞洲實現“國際化”。
1999年，日本看到了人民幣雲團這種基於市場的影響力，將使日元無法實現其在東亞的區域化，遂在2001年春，提出人民幣低估論，要求人民幣升值。而當時國際上並沒有響應。
2003年，日本前財務官、現任亞行行長黑田東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稿呼籲人民幣升值。之後，日本在七國財長會議上建議美歐討論人民幣問題，結成對人民幣包圍圈。
緊接着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步入升值期。2005 年7月至 2012 年 9 月末，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 21.39%，實際有效匯率升值 28.76%。
國際政治壓力傳導給人民幣的影響雖然已經顯現，但是由於日本多年來經濟增長乏力，又加之“311”地震對經濟的影響，日元的國際化戰略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功。
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先後經歷了次貸危機和美歐債務危機的衝擊，全球貿易量持續萎縮。根據IMF預測，2012年，全球貿易量的增幅將從2011年的5.8%進一步收窄至4%。
而2012年前9個月，中國進出口總額卻保持了6.2%的增速，遠遠高於全球貿易量的平均值。中國市場形成的人民幣雲團仍維持着強大的影響力。
人民幣低估論仍然不絕於耳，美國對於人民幣匯率的指責聲日漸高漲。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在競選演説中甚至説，他將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人民幣這種基於市場形成的影響力是‘客觀存在，而去不掉的’”，劉軍紅對記者表示。如果未來10年，中國仍然以每年7%的增速發展，可以預見人民幣的區域化將有更加實質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