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收入差距背後：父母身份決定子女收入地位
二代收入差距背後
這仍然是一個“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時代嗎？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中心和湖南省委黨校選擇了相似的課題
——父母身份對子女的影響——結果都指向一點：
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決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務人員父母對子女收入的影響更大。
中國週刊記者 張友紅 北京報道
李宏彬遞給記者一本《大學生調查論文集》，今年5月成書，論文來源於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於2010年五六月間開展的第一輪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關注的是：什麼決定了大學生的收入和代際傳遞的問題。
李宏彬，現任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常務副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斯坦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博導。
作為這次調查的主要領導者，李宏彬參與了前期設計和後期結果討論的全過程。從調查到出論文，持續了三年。在這場調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為公務人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大學生，成為他們關注的一個題目。接受調查的有來自19所高校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其中14%的大學生是所謂的官員子女。
他翻開271頁，是一篇題為《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子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的論文。論文的結果是：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著正向的影響，公務人員子女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約280元/月)。公務人員子女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有顯著的工資溢價的情況。
李宏彬説：“這篇寫得很隱諱。”
他們只能推測，造成這種現象“可能是父母與估值之間有某種特殊的關係，也可能是父母有着更好的獲取信息的渠道。”
他們也排除了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這些子女學習成績更好、個人素質更高而直接影響了工資高？是不是他們在大學期間通過學生幹部和技術證書等積累了更多人力資本而影響了工資……研究組給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經濟學公式發現，這些可觀測到的學生自己的特徵並不能解釋這種工資溢價。
相反，“有一部分是我們(研究者)無法觀察到的，但是僱主能觀察到。”一些不可觀測到的因素與其父母的政治資本相關。
調查發現，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徵，如户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後，父母政治資本的影響甚至更大了。做這份研究，持續了三年。李宏彬説，“現在還在不斷出論文。這是一個大家熟悉的話題，做這個調查，是想從學術上做一次探討，對人們熟悉的現象做一些科學分析，數據設計，找到一些數據的證據而已。”
這的確是個再熟悉不過的話題。
2010年7月1日，《人民日報》登出一篇名為《為二代創建公平的競技場》的文章説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了階層差別，換代之際，恰恰形成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二代農民工……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有的是背影……”
另一位學者，湖南省委黨校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豆小紅，也在關注代際關係。讓他自己都感到尷尬的是，同樣是“窮二代”的自己，一路拼搏，讀完了博士，依舊沒有實現上層夢，“每個月工資才3000多，能怎麼辦呢？起點就不公平。”
在豆小紅的研究中，把二代們的境遇分為：上層、上中層、中層、中下層、下層。
他的研究結果顯示，父輩是中下層的223名受訪者中，有160人同樣居於中下層；而父輩屬於上層的30人，無一人“墮”入下層，落入中下層的只有2人，落入中層的也只有3人。他的調查似乎佐證了“收入階層固化説”。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窮二代”永遠沒有平等的競技機會。
有趣的是，在李宏彬和他的同事的調查中，公務人員子女被公務員錄取的比例遠高於其他人員。而且“這些錄取上公務員的大學生成績似乎更差”。這着實讓他吃了一驚。
對話李宏彬
給“二代們”公平的競技場
Q ＝《中國週刊》
A ＝李宏彬
二代問題的本質
Q：我關注到，在這6000多份調查問卷裏，你們並沒有着重關注和研究“富二代”問題，為什麼？
A：其實問卷涵蓋大量的信息，只是我們發表的文章是有關這個話題的。相對而言，“富二代”問題嚴重性小一點，關鍵是看財富獲得的方式。比如“富二代”的財富是其父輩通過個人能力和努力獲得的，不應該過分干涉。我們不能阻止大家去創造財富，社會最有效率的狀態是讓有能力的並努力的人們獲得應有的回報。
在我們不完全市場化的時候，權力是值錢的。譬如，孩子要上好的小學，有人需要交30萬，他們不用交就能上。為什麼？這種情況導致的最嚴重問題是，有可能降低社會經濟的效率、帶來社會不公。在法治健全的國家，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Q：在完全市場經濟狀態下，仇富的心理會不會指向“富二代”？
A：在市場經濟狀態下，富人做什麼無可厚非。你看像美國的希爾頓集團的繼承人，做很多奇怪的事。在美國沒有人仇她，仇她幹嘛？錢是人家自己的，愛幹什麼幹什麼，無可厚非，如果她觸犯了法律，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富本身並不是問題，主要看致富的方式，用權力換取財富才是問題。
給窮人更多機會
Q：二代並不是現在才有，但是最近卻被廣泛關注，為什麼？
A：所有的時代都有這個問題。以前社會資源少，大家也看不到。只不過現在信息渠道通暢，更容易曝光。權力轉移給自己的孩子，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這種轉移降低了社會流動性和經濟效率，長此以往，就會積累很多社會問題。窮人們的機會被擠壓，他們總要找個出口，就會造成社會動盪。
Q：二代問題的本質是什麼？
A：最本質上是社會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健康的社會秩序下，應該是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升，社會是流動的，而不是窮人永遠窮，富人永遠富。核心問題還是權力高度集中於政府，二代只是這種矛盾的一個體現，沒有二代問題也會有其他問題出現。
現在很多人不高興，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過去的三十年裏，迅速富起了一幫人。這裏面也有運氣的成分，趕上了機遇和沒趕上機遇的人差別會很大。如果機遇不好的人沒有機會改變自己和下一代的命運，這種社會流動性小，社會矛盾會很大。
Q：怎麼樣才能做到公平？
A：經濟學上講公平，是指規則的公平，過程的公平，所有人有同樣的機會參與公平競爭。結果如何那就要看先天基因和後天努力了，而不是結果都一樣就是公平。就像博爾特，他天賦高，後天又努力訓練，跑得最快，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和他跑得一樣快才算公平。不管你是“官二代”還是“富二代”還是“窮二代”，都有機會，都遵守一樣的規則去平等競技，這才是公平。
市場化與透明化
Q：有人認為，兼顧公平和社會效率，美國做得比較好。
A：美國也有問題，但相對比較好。當官的也都是有錢的，但他們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沒錢也支撐不起選舉。而且他們有監督，少有腐敗。
Q：怎樣讓二代們的晉升更合理些？
A：進一步市場化。比如，應該鼓勵民企辦醫院，要鼓勵民營資本進入教育等領域，壟斷是導致很多社會不公現象的根源。同時，健全法治。
Q：目前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具體的措施，譬如，公務員公示制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員子女暗箱操作錄取的事情。你怎麼看？
A：我覺得核心不是公示，而是為什麼在中國做官有那麼多好處。核心的問題是，讓大家不要爭着去做官。在美國，不會有這麼多人願意當公務員，錢賺得不多，還不能腐敗。在中國怎麼這麼受歡迎，就是有各種尋租機會，可以腐敗。
Q：針對這些症狀，最有效率和具有可操作習慣的藥方是什麼？
A：現在的問題是，權力集中，而且可交易，又缺乏監督。藥方還是要市場化，把權力交還給市場，在陽光下交易。不要壟斷，只要存在壟斷，就一定是麻煩的。官員們沒利益可尋租了，沒腐敗可言了，做官的誘惑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