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田會議的社會價值取向

［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一場徹底的社會變革運動。古田會議不僅解決了紅四軍黨內所存在的問題，而且還針對農民意識對於中國革命負面影響的深層次社會問題，提出了有效的解決辦法。既消除了非無產階級意識在黨內的影響，也通過教育將革命意識的基因注入到農民意識中，使農民意識在鬥爭中得到提升和重構，從而使革命意識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正因為如此，古田會議作為黨和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鮮明的社會價值取向和社會實踐意識。其所體現出全新的社會價值取向，對於黨領導的社會變革起到了重要的價值導向作用。

［關鍵詞］古田會議；社會價值；取向

［收稿日期］2012-08-26

［作者簡介］鍾健英（1962—），男，畲族，福建仙遊人，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三處處長，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一場徹底的社會變革運動，作為革命的領導核心，黨的先進性不僅代表着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同時，黨的先進性還必須通過具體的實踐，影響和引領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正因為如此，古田會議作為黨和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所體現出的全新的社會價值取向，對黨領導的社會變革起到重要的價值導向作用。

一、農耕社會的特點與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主體地位

20世紀初葉的中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農耕社會，小農經濟是社會生產的主要形態，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絕大部分，農業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當工人階級歷史地成為舊社會的掘墓人之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以其所特有的許多優點，不愧為最進步最革命的階級。但是，在農耕社會之中所佔的人數少是其最為突出的弱點，併成為制約其作用發揮的重要因素。為此，在中國國情之中，佔全國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就日趨被推到了中國革命的主體地位上來。

凡是有志於改造舊中國的政黨，都不能無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早在大革命運動中就把目光投向佔中國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身上。但由於受教條主義的影響，在實際的鬥爭中農民的作用並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突破了教條主義的框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立足中國國情，把中國革命明確定位於“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1]P41並開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農村的歷史性轉變。隨着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廣大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對於黨領導的土地革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當第一支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紅四軍進入福建長汀，在“長汀縣城及新橋、河田等地工作時奪取土劣分子的羣眾，一聚就有幾千”。\[2\]P52隨着鬥爭的發展，黨的土地革命政策激發起廣大農民更高的革命激情。廣大農民已不再滿足於在農民協會的領導下進行打土豪分浮財鬥爭，而是開始日趨增多地直接加入到黨的組織和紅軍的隊伍中去，為推翻舊社會而鬥爭。

農民的大量加入，使黨和紅軍的成分結構迅速發生質的變化，很快在革命隊伍中“黨員有百分之七十六是農民，僅只有百分之十是工人”，根據當年《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的統計數據，紅四軍中“葉賀到現在大半成了幹部，佔全軍十分之二；湖南農民約佔十分之四，歷次俘虜改編的約佔十分之二；贛南閩西新招募的佔十分之二”。\[3\]P504紅四軍在福建閩西擴編的第四縱隊，更是清一色由原來參加農民暴動的農軍組成。不僅在紅軍中農民成分日趨增多，而且，隨着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更多的農民被吸收到黨的各級組織和各級蘇維埃政府中來了，在此情況下，農民成為革命的主體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二、農民意識與革命主體地位的不適應因素

中國有着數千年農耕社會的傳統，長期以來積澱下來的農民意識，對於維持傳統的農耕社會有其內在的合理性。但是農民意識之中也包含着小農生產者諸多的狹隘性和劣根性，並隨着時代的變遷日趨演變成社會進步發展的制約因素。作為立志於改造舊社會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進入農村開創革命根據地後，就敏鋭地認識到由於黨和紅軍的主要來源是廣大農民，可能導致因黨和紅軍中農民所佔的比例太高，會使中國共產黨喪失無產階級的先進性的問題。所以明確提出警告：黨有可能出現“農民的意識將影響到黨的組織路線”，甚至於出現“跟着農民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尾巴主義”的危險。\[4\]P283

毋庸諱言，在黨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初期，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且顯日趨蔓延之勢。當紅四軍率先進入農村進行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時，農民意識的影響便開始在紅四軍中出現，併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由於“紅軍的來源只有收納廣大的破產農民，此種農民……有極濃厚的非無產階級意識”\[5\]P382，並很快在紅四軍中蔓延開來，成為各農村革命根據地普遍存在且亟待解決的問題。

究其根源，紅四軍黨內出現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即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殘餘等問題，大多與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除此以外，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的初期，農民意識中的宗族觀念、地方觀念、排外觀念、家庭觀念、老婆觀念、太平享樂觀念等，都十分濃厚地存在於農村之中，這不僅與農民的革命主體地位不相適應，而且其負面影響也日益顯現，出現了諸多有悖於革命宗旨的傾向和後果。1.鬥爭中的宗族觀念。由於農村中“姓氏界限甚清，常引起械鬥，永結冤仇，因械鬥而死亡者甚多”。如此牢固的宗族觀念使早期的革命鬥爭中，常摻雜一些宗族的因素，這在黨領導的農民暴動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如福建黨組織在領導平和暴動的過程中，就“已引起宗族械鬥的危機，曾姓農民懷恨朱姓農民，對我們甚反感，在豪紳指揮之下已向我們進攻”。\[6\]P1732.模糊的階級意識。由於豪紳地主多集中在城市，萌發了仇視城市的觀念，“籠統的反對城市，鬥爭一起來便要攻城，便要殺盡城內人，而傾向於‘火燒’、‘大殺’、‘大搶’的途徑”。結果導致城鄉的對立，當革命武裝攻入城市時，“一般商人都拿出槍來向我們掃射。”3.嚴重的地方觀念。不少農民黨員願意在本地工作，不願意調往外地，徵調從未離過家鄉的農民去外縣區工作，十個能工作的幹部，願去的不過一二人，有家室兒女者尤其如此。\[7\]P425有的女幹部被調到外縣工作，或則“哭得要命”，或乾脆跑回來不幹了，以至於“連調婦女部長都調不出來”。\[8\]P2214.濃厚的家庭觀念。這種觀念的存在致使初期的紅軍部隊的指揮調動困難。如閩西暴動中成立的閩西紅軍第七軍十九師，是由各縣的農民武裝組成的，卻因為這支由農民組成的部隊，大多數戰士不願離家太久，有的戰士見到開始分田了，也想盡快回去參加分田，不願到離家遠的地方去打仗。在此情況下，最終隊伍不得不分散掉，各自回到原地活動。5.組織紀律觀念淡薄。鬆散的小農經濟生產生活方式，一時很難適應嚴格的組織紀律，一些地方隊伍剛組織起來，轉而便散去，“今天五十個人，明天是否還有五十個人還成問題”。\[9\]P44長汀的農民武裝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浴血奮戰攻下汀州城後，農民武裝見稻穀正值成熟，便紛紛忙於回家割稻，城防無人顧及，結果在豪紳地主的反撲下，城池輕易得而復失。還有諸如“分明是一個貧農，一旦被選為蘇維埃執委，就要千方百計去找件長衫和馬褂穿起來”等，那些舊農民起義軍的各種思想意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上述種種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自黨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初始，便如影隨行地反映到革命隊伍和蘇區社會中來。這一問題解決的好壞，既關係到農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也成為黨領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關鍵。

三、古田會議的社會價值取向

自從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中國共產黨既對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的重視，同時對於農民意識的影響，也是頗感憂慮。為此，共產國際曾擔心中國共產黨在進入農村開闢革命根據地後，由於黨和紅軍的主要來源是農民，導致黨和紅軍中農民所佔的比例高，農民成為革命的主體，會使中國共產黨喪失無產階級的先進性。所以，要求中國共產黨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強調通過加緊在工人中發展黨員，提拔工人出身的黨員到領導崗位，以保持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在未找到有效解決辦法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只能沿用共產國際的經驗和方法，以圖儘可能地避免農民意識的影響。

當率領第一支紅軍進入農村開闢革命根據地的毛澤東，在面對踴躍參加革命的廣大農民和撲面而來的農民意識的情況下，同樣深切地感受到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並尖鋭地指出“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鬥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10\]P85並在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同時，着手解決這一不容迴避的問題。於是，在不能“幻想目前紅軍可以吸收廣大工人成分來改變紅軍的傾向”的情況下，能否緊密地結合中國農耕社會的特點，創造性地解決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的問題，便歷史地落在古田會議的身上。

古田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從歷史的現象上看是紅四軍黨內出現的問題，而由於紅四軍黨內出現的問題，大多是由於紅軍進入農村後產生的。所以，古田會議所要解決的，不單是紅四軍黨內的問題，也是中國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即農民意識對於中國革命負面影響的深層次社會問題。

革命必然導致社會的變革，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必然帶動農耕社會的巨大變革，同時，這種變革又必然在黨的引導下形成新的社會價值取向。為此，古田會議在解決紅四軍黨內的問題時，透露出鮮明的社會價值取向和社會實踐的意義。在解決紅四軍黨內的一系列問題時，首先古田會議是以解決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為前提的，即以“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為前提的。其次，古田會議解決問題的基礎是建立在農村和廣大農民之上的，即要求樹立“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羣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立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尖鋭批評那種“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不耐煩和羣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等錯誤傾向。第三，古田會議在解決的方法上，既通過堅決的鬥爭以消除影響，也通過正確的教育加以引導，做到有破有立。第四，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注重“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注意發揮羣眾的力量。“爭取有鬥爭經驗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的成分。”\[10\]P94由此可見，古田會議在解決紅四軍黨內問題時，既針對紅四軍黨內的問題，也面對黨和紅軍長期活動的整個農耕社會。紅四軍黨內出現的問題是農耕社會農民意識的集中反映，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依靠社會的力量、消除其產生的土壤。所以消除紅四軍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僅僅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面，其更重要的目標是通過教育將革命意識的基因注入到農民意識之中，使農民意識在鬥爭中得到提升和重構，從而使革命意識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這正是古田會議鮮明的社會價值取向和社會實踐意義。

革命的目的在於改造社會，革命的目的決定了革命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不僅具有革命性還必須具有社會性，只有這樣，革命才能成為社會前進的潮流。古田會議不僅在建黨建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於新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同樣具有顯而易見的作用。古田會議召開後，古田會議決議作為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後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後不等地照此做了”，而且還迅速在廣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廣實施。因為古田會議決議的核心是通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以無產階級意識消除非無產階級意識，這也正切中了各根據地中普遍存在的因為教育不夠、農民意識很深的問題。

古田會議後不久，毛澤東於1930年5月還對農村中的特殊羣體流氓階層的社會影響，進行針對性的剖析：“我們是同情於流氓的階級地位的，我們是承認流氓有革命性的，在農村鬥爭初起時流氓還是革命的先驅者。我們所反對的是流氓的思想──流氓的政治主張，他們是火燒大殺大搶的，他們是個人享樂主義──大嫖大賭大吃大喝的，他們是流寇主義的遊擊政策，他們忙的不是建設政權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紅旗到處亂跑。這些主張和行動都是與我們的主張行動不對的，所以我們堅決的反對這些主張和行為。”隨後紅四軍前委和中共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又專門通過了《流氓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對於由流氓組織成分產生的流寇主義、單純軍事觀點、逃跑主義、燒殺政策、肉刑制度、懲辦制度、個人享樂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等錯誤的政治觀念和組織觀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同時對於那些流氓習慣還少的人應該加以適當的教育。”並強調不僅要在黨內而且也要在羣眾中“提高反流氓教育與宣傳，造成反流氓的濃厚空氣”。\[11\]P326於是，在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轟轟烈烈的鬥爭的同時，排除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鬥爭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一方面，厲行“整頓黨的隊伍，對於犯有政治錯誤、吃鴉片、發洋財、賭博等，且屢教不改的，不論幹部與非幹部一律清洗出黨。”同時，進一步完善入黨的條件。組織上的整頓，不僅有效地清潔了黨的隊伍，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對黨的影響；而且，使黨的全新面貌展現在廣大農民羣眾面前，對於農村社會的風氣、價值觀起到了示範與導向的作用。

四、農民意識的重塑與社會價值的重構

正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開展蘇維埃運動的過程中，把充分發揮廣大農民的革命主體地位，與在革命鬥爭中重塑農民意識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農民意識脱離了原有的社會屬性，賦予了全新的社會特性，在蘇維埃運動中得到質的提升，上升為與革命鬥爭相適應的主體意識，從而日趨形成為全新的社會價值觀念。正是在新的社會價值觀念的引領下，蘇區的廣大農村出現了“沒有一個竊盜乞丐”、“夜不閉户”、“道不拾遺”、“園無荒土，野無遊民”嶄新的社會景象。\[11\]P220

社會價值的核心主要體現於權利與義務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的性質，決定了農民在蘇區的地位、權利和義務。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不僅使廣大農民獲得了翻身，享有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而且還分得土地，實現千百年來的土地夙願，獲得了經濟上的實惠。與此同時，在革命戰爭的環境中，農民們獲得的權利和實惠，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並且還必須用生命和鮮血加以保衞。在這樣革命的大潮面前，一切只顧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小農意識都成為不現實的妄想。殘酷的鬥爭現實，加之革命思想意識的注入與引導，使農民不得不放棄種種小農意識的妄想，這正是農民意識重塑的時代背景。特別是當認識到只有革命的不斷發展，“才能保障家庭、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時\[12\]P15，廣大農民就“如同鐵屑之追隨於磁石”，凝集在蘇維埃的旗幟下，拋棄舊的觀念，重構新的社會價值觀，以無私奉獻、不怕犧牲的精神，在創造新社會中履行着自己的義務。

“真正的鋼牆鐵壁是什麼？是羣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眾”，是擁有全新社會價值觀的羣眾。為了支援革命，當時中央蘇區平均每15個農業人口要負擔一個紅軍和工作人員的費用開支，此外還要負擔龐大的紅軍戰費。蘇區人民羣眾寧願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保障前線的一切需要。正是蘇區人民羣眾無私奉獻的精神，支撐起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幾乎傾全國之財力而進行的對決。昔日不願離家當紅軍的現象，變成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爭當紅軍的場面。毛澤東在福建上杭才溪鄉進行社會調查後，不禁對廣大農村社會價值觀的鉅變深為感慨：“福建的才溪鄉，擴大紅軍多得很呀……，才溪鄉百個人中有八十八個當紅軍去了。”\[11\]P137當價值觀從具體的塑造發展到普遍的認同，並上升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時，其所形成的社會力量是不可估量的。這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直至取得最後勝利的真諦所在。而古田會議正是這一價值核心體系形成的重要起點。

社會發展必須有物質和精神的雙輪驅動，才不會偏離正確的軌道。不同時代必須伴隨着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的出現。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社會價值取向，新的健康的社會價值取向，以強大的精神力量促進社會的發展。相反，當社會出現價值取向的缺失和混亂時，發展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於倒退。在我國的發展進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階段時，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對於當今社會價值取向造成不可低估的衝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塑社會的價值取向，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至關重要。而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古田會議的社會價值取向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鑑和啓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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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Gutian Meeting

ZHONG Jian-ying

(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PC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Fuzhou,Fujian 350003,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d by the CPC is a movement of thorough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Gutian Meeting not only solved the problems insid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the Fourth Red Army,but also brought forward pertinent solutions.It not only eliminated the influence of non-proletarian mentality inside the Party,but also injected the gene of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into peasants’ mentality through education,thus improving and restructuring peasants’ mentality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making the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the mainstream mentality of the society.Therefore,the Gutian Meeting,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building the Party and the army,had appreciable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sense of social practice.The brand-new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mbodied in the Gutian Meet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led by the Party.

Key words:Gutian Meeting;social value;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