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幸福房奴"背後的社會成本:夢想,被房子征服
●“一旦坐上這趟房價‘高鐵’,心態就不一樣了。”他甚至有些後悔,當初錢還早了,款貸少了,房買少了。
●他們本可以吟誦詩歌、結伴旅行、開讀書會,而現在,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中年人”。
●“一個人要吃燒餅,就不能用這個燒餅賣錢；想賣錢的話,那他就不能吃這個燒餅。”
從本世紀初開始到2003年前後,我國迎來第一波房貸高潮。有媒體稱,當時的住房貸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房貸者相繼進入無債一身輕的狀態。
然而,還清了貸款的房奴們幸福了嗎?
被剝奪的青春,被改變的生活方式,被裹挾的年輕人,這是一代房奴付出的代價——“為什麼我們的人生和夢想,都要拴在一個房子上呢?我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僅僅是一處房子,這樣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而整個社會,又為此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們試着從文化心理上解讀首批房奴“幸福論”背後,這個社會不能承受之重。
坐“高鐵”的與追“高鐵”的對抗
作為首批房奴,濟南白領黃益民早在8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並沒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慮。
首批房奴幸福論,在黃益民這樣一個10年來有過兩次置業經歷的人看來,是在鼓吹房地產泡沫,“讓人覺得房地產就像當年的股市,只要一輛奧拓進入樓市,轉身一輛奧迪出來。”
最新消息是,西班牙房奴已經“杯具”了。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無法按時還貸,難以忍受銀行沒收房子帶來的羞辱,當場跳樓自殺。
而那些已經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華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前,在西班牙房價最高點時出手的。
這樣的現實提醒黃益民,要看好自己手頭上的150萬元。
這筆財富,是黃益民剛賣掉濟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變現來的。
2007年買的這套房子,或許是黃益民這輩子抓住的最大的機會了。現在再投資房地產,誰也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擊鼓傳花遊戲中的“最後接手者”。
黃益民現在的焦慮是,暫時存在銀行裏的這150萬,每天都面臨着通貨膨脹下的縮水危險。
但升級換房,把自己再變成房奴,他不敢冒這個風險。在他看來,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過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別人吃肉喝湯之時,蹭到一點油花而已。”
要過上幸福日子,得讓這150萬保值增值,不能通貨膨脹,更不能讓房價降下來。黃益民現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單位分的房改房,當初花40多萬買來的,如今價值過百萬。
“一旦坐上這趟房價‘高鐵’,心態就不一樣了。”私下裏,黃益民自認為是有正義感的人,他關注過“蟻族”,感嘆現在這些年輕大學生打拼不易。這羣數量龐大的“蟻族”,正為能夠扒上這趟房價“高鐵”疲於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為坐上“高鐵”的人,黃益民希望這趟車能開快些。他甚至有些後悔,當初錢還早了,款貸少了,房買少了,“只蹭到了一點油花”。
“沒有人抵禦得了這樣的誘惑。”黃益民為自己的“分裂心態”辯解。
即便是像他這樣的“蹭油花者”,十年來過手兩套商品房帶來的收益,就相當於在單位辛辛苦苦幹十年。這也是首批房奴即將到還貸期的消息,激起一片“幸福論”的原因。這樣的“致富路徑”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為普及的價值觀,整個社會就只會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後付出的巨大的社會成本,沒有人去關心。
黃益民“價值標準”的改變,在一些社會學家看來,正是房地產市場導致社會階層分化的體現。資本的強大力量,讓每個階層的價值標準隨着房子改變,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訴求,最終導致個體與個體、羣體與羣體的對抗。
毀了愛情也毀了想象力
黃益民的朋友楊延平也趕上了商品房“頭班車”。
2002年,楊延平花17萬元在濟南市七里河附近買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頂層閣樓,貸了十多萬,還貸期15年。由於兩口子工作不穩定,這筆貸款至今還揹着。
1992年,楊延平從山東工藝美院畢業後,選擇了做自由職業者,畫畫謀生,但事業發展不順,兩口子為錢的事經常吵架。
2006年,楊延平注意到一組名為《包袱》的藝術作品,該作品表現的是房奴的生活。畫面中,一身職業裝的男子面色憔悴,挎着公文包的他與眾人排隊擠地鐵,在CBD核心區行色匆匆。身上揹負的巨大房屋模型,讓這名男子始終佝僂前行。
“上面畫的,不就是我嗎?”《包袱》這件作品,讓楊延平產生了強烈共鳴。不敢旅遊,不敢生病,過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個月先把還房貸和交社保的錢留出來。“患得患失、斤斤計較、唯唯諾諾,活得一點不像個藝術家。”楊延平自嘲。
40歲時,楊延平去杭州中國美院讀碩士,想拿張文憑增加競爭力。西湖邊的詩意生活很符合他這個畫畫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價已經達到3萬了,畢業後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個大問題。
楊延平為房子付出的“機會成本”,西班牙《世界報》曾這樣描繪:“高房價毀滅了年輕人的愛情,也毀滅了年輕人的想象力。他們本可以吟誦詩歌、結伴旅行、開讀書會,而現在,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中年人’,為了柴米油鹽精打細算。他們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是物質的、世故的,而不能體驗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種面向心靈的生活方式。”
依着楊延平的個性,當個有酒喝的流浪畫家或許更符合“真我”,但做房奴十餘年,人生最重要的十餘年獻給了房地產,“這是一種對青春的掠奪”。
這樣一種“被掠奪感”,只會加劇個體的焦慮,從楊延平的焦慮到房奴羣體的焦慮,進而加劇整個社會的緊張感。
按照國際標準,月收入的1/3是房貸按揭的一條警戒線,越過這條警戒線,將出現較大的還貸風險,並會造成買房者在生活中的長期壓力,影響正常消費,家庭生活質量下降,甚至讓人感到被奴役般壓抑。
楊延平的幸福感被消減,但畢竟他有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這也是市場化通過提高效率促使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表現,但它付出的代價,是對社會文化的破壞,包括精神上的衰退、對理想追求的淡化。
“但是,你還有別的選擇嗎?”楊延平説,當大多數中國人把買房看成獲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為家庭穩定的基石時,還有誰那麼容易逃得開?
被一線城市拒絕的“創造力”
2010年夏天,在上海讀完大學的林濤,跨上夾雜着煙味和汗味的特快列車,奔向濟南。
“我不願成為‘蟻族’中的一員”,林濤説,四年的大學生活,已經讓他切實感受到在上海做一名白領的壓力。
那年春節,東方衞視一檔“阿拉都是上海人”的節目中,楊瀾——上海人的優秀代表,動情地講述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奮鬥史。
楊瀾説,為了逃婚,外婆當年隻身從寧波來到上海,靠縫補衣服養家,在這裏生兒育女,讓一個家族慢慢繁衍興盛起來。
楊瀾感慨,正是因為這個城市慷慨地包容了無數像她外婆這樣的草根階層,給了他們奮鬥的機會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這樣強大的根基。
拿楊瀾的話和上海的房價做個對比,林濤覺得現實有些荒誕,他最終在濟南一家事業單位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現在,準備結婚的他每月揹負着4000元房貸,這是他這個年齡段的大學畢業生的典型狀態。
一項網絡調查顯示,目前在北上廣等中國一線城市工作的白領,59%有離開的打算,另有11%已展開了離開的行動。
在美國著名諮詢公司美世公司發佈的“全球生活成本”城市排行榜上,北京和上海高居全球第9位和第11位。
“這種高成本,顯然是被高房價推上去的”,旅美學者薛湧説,中國人均GDP在世界僅排第98位,這使得剛畢業的大學生很難在生活費用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這對北上廣這些城市來説,並不是一件好事。被房價門檻攔在門外,處於創業期和創業準備期的年輕人,正是整個城市的經濟神經系統中最有創造力的羣體。
在薛湧眼裏,正在崛起的中國經濟,變化比美國劇烈得多。跟上、適應並最終領導這種變化,非要依靠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不可。
如果把房價作為一線城市的准入門檻,使那些有智力資源而暫無經濟資源的年輕一代不得其門而入,在薛湧看來,這會嚴重損害一個城市的活力與創造力。
偽中產偽幸福
作為“新房奴一代”,大學畢業兩年的林濤認為自己已經擺脱了“蟻族”的身份。而“蟻族”裏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本應成為中產階級預備軍,如今卻中途遇阻。
楊延平2002年買下的頂層閣樓,如今已經價值百萬。像他這樣的“百萬房主”,如今被看做是被房地產市場催生出來的“中產階級”。
“一個人要吃燒餅,就不能用這個燒餅賣錢；想賣錢的話,那他就不能吃這個燒餅。”楊延平中學時學過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這個“商品既具有價值,又具有使用價值,一個人不可能同時佔用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經典理論,很容易就戳破“百萬房主”的幸福感。
據統計,2010年全國新建住宅均價為每平方米4725元,比2000年每平方米1948元的均價上漲了143%。若剔除保障房的因素,2010年市場化的住宅價格,比2000年上漲3到4倍。
就在這個商品房價格快速上升的過程中,依靠房產而成為百萬富翁的房奴大批量產生。在山東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李鐵崗眼中,以黃益民為代表的首批房奴,“勉強能算中產階層了”。
“你自認為是中產階層嗎?請自問三個問題:一、房貸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壓力嗎?二、你是否不敢結婚或是不打算生兒育女?三、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讓你憂心忡忡嗎?”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用這三個簡單的問題給中產階層畫了個門檻。
2005年,國家統計局根據人均GDP和相對購買力指標,給出了中產階層的家庭年收入在6萬至50萬元之間的結論,這也是“中產階層”在中國第一次得到清晰的數字化界定,但這個標準遭到輿論的質疑。
在房地產這個財富流動圈裏,通過房產交易,財富由低收入羣體流向高收入羣體；折舊的房屋,由高收入羣體流向低收入羣體。在此過程中,高收入羣體聚攏財富,低收入羣體得到安身立命之所。
這樣一個生態圈,被李鐵崗稱為房地產市場的“過濾模型”。
“過濾模型”把有房階層按照房產的質量和財富聚集程度分為高中低三等。如果該模型控制不力,“財”和“物”的流動就對生態高層越來越有利,相反,對生態底層越來越不利。
李鐵崗強調,財富和房產的流動,需要把持好“度”。只有維持這個生態圈的平衡,才能使低收入者在改變居住條件的同時,不造成社會貧富懸殊,甚至招致更大的社會問題。
“部長伯伯,怎樣能讓房價降一點?”黨的十八大上,11歲的張佳鶴拋向住建部部長姜偉新的問題,得到的回答是:“房價的問題,將來會解決的。”
這個回答隨即遭到周立波嘲笑,“果然是哄小孩的!”
不管是第一批購買商品房的黃益民、楊延平,還是新一代房奴林濤,以及未來同樣會購房的張佳鶴,房子的問題,不管怎樣,都無法繞開。
“為什麼我們的人生和夢想,都要拴在一個房子上呢?我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僅僅是一處房子,這樣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蝸居》中的問題,同樣是現在眾多年輕的房奴所要面對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恐怕只能從社會公平、收入分配、福利保障、房價調控、物價水平等民生改革上去破解了。(本文部分人名為化名)（記者 劉德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