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愛心團甄別網絡求助
▲2012年8月，魯若晴慶祝出院，魯若晴救助事件是微博名人推動的一個成功求助案例。 本報記者徐曉帆攝
每天數以萬計的海量求助信息被愛心網友盲目轉發，無法鑑別真偽。
微博以其高效的傳播，在幫助求助者的同時，也帶來了求助信息真實性問題，以及在救助資源分配上的公平性問題。
微博愛心團是否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侷限又在哪裏？
本報記者侯雪竹
上網呼救更多“碰運氣”
現在網友很謹慎,謝宇翔的求助信息能否被關注,多半靠的是“運氣”。
“急！急！兩週後江西贛州5歲的地中海貧血患者謝宇翔將再次接受幹細胞移植手術求生，但山窮水盡的父母面對高昂的治療費再無力承擔”。
11月16日，“飄飄於881”的微博網友不停在微博上發求助信息為謝宇翔籌款，“費用缺口30萬元”幾個字用不同顏色標註，每發一條她都會“@”一個知名人士轉發,但求助效果並不明顯。
從10月底到現在，“飄飄於881”與另一名廣州珠海的志願者魯燕以及全國各地相熟的網友，通過線上及線下的活動，只為謝宇翔籌得7萬元的捐款。
“現在網友對捐錢很謹慎”，這種謹慎在她看來也有合理之處。平日參與志願活動救助孩子，魯燕對網上公佈的求助信息特別留意，她發現一些患兒的求助，捐款已經夠用了，但孩子的家長還會繼續在網絡上發信息。
“這時我們就會有疑問，也會自己去核實信息”，魯燕希望能對有限的資源進行相對公平的分配。微博名人鄧飛，每天都會收到數十條類似的求助信息。他會先用新聞從業者專業的方式先甄別求助信息的真偽，如果確認信息來源真實，鄧飛會將求助信息告知給公益組織，由公益組織跟進，但如果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只能幫忙轉發，希望求助信息能引起其他人的關注。
謝宇翔的求助信息能否在眾多信息中得到救助,多半靠的是“運氣”。魯燕時常想，如果一些網絡平台能證明信息的真偽，在隨後的救助過程中，及時公佈救助情況，也許就會讓整個救助過程更流暢了。
愛心團線下核實信息
“愛心團”由具備真實身份的愛心網友組建，證實求助人信息是否真實。
事實上，自網友通過微博發起求助、救助、幫忙開始時，一些問題就相伴而生。
新浪微公益運營經理王月表示，一些愛心人士發佈求助信息，如果未經專業證實，最容易出現求助信息失實，求助信息過時，比如尋人、尋寵物或者是尋物的信息，他們確實有這樣的求助需求，但在微博轉發時，這樣的問題已經被解決了，所以就會出現消息過時的情況，以及求助需求是否合理三種問題。
於是一些網友開始自發的對微博中發起的求助信息進行核實，採用的方式也日趨多樣。“我去看過他了”、“我打過求助電話了”、“這件事情是真的”，真實性越高，求助信息的關注量也就越大。
搜狐微博總經理王子恢表示，對於微博發起的求助信息持慎重的態度，更傾向於選擇向合作的公益組織進行信息的核實及後續的救助，但這並沒有硬性的規定。
新浪微公益救助平台卻認為現在已具備讓網友甄別信息的基礎。11月12日，重新改版上線的新浪微公益救助平台引入了愛心團管理機制。
“愛心團”由具備真實身份的愛心網友組建，吸引了包括薛蠻子、鄧飛等知名人士在內的共1200多名網友報名參與。
目前，首批255名“愛心團”成員來自公益、媒體、文藝、IT等相關行業，分佈於北京、上海、廣東、雲南、江蘇等省份，大多為新浪微博平台有較大影響力且對公益較為熱心的人士。
“愛心團”具體的操作模式為，系統收到信息後，會根據求助地域及求助類別等信息自動分配給5名相匹配的愛心團成員，5名成員通過實地走訪或電話核實求助內容的真偽，並核實求助資金是否合理。
在48小時的證即時間結束前，成員需進行投票確認救助項目是否真實，證實為真，微公益就可以允許求助人發起公益項目；如果在72小時內仍未完成證實，累積票數並重新發起新一輪愛心團處理，直到完成證實。
愛心團除了核實求助信息外，後期工作亦需跟進。
當救助項目上線後，愛心團成員需要及時在線上通過微公益反饋救助情況及所獲救助資源消耗情況。
對於求助人的隱私，新浪社會責任總監貝曉超表示，這些信息只對後台開放，由於愛心團優先選擇的是一些有影響力且對公益較為熱心的人士，相信他們不會惡意泄露求助人的隱私。
求助需求難評估
“不救助，孩子可憐，救助了，又覺得實在拿不準到底需要多少錢”。
“以前微公益平台沒有審核，就是需要一個項目發起人，一個核實人，但核實人的作用不大，像是隻掛名，就可以進行發起，與項目相匹配的公益機構也是由新浪微公益自己聯繫”，此前曾參與發起微博求助的一名網友表示。
陳松齡是湖南法制週報的記者，同時也是勸募志願者發起人，通過申請，他成為首批愛心團的成員之一。
這幾天，他利用工作後的空餘時間前往湖南省兒童醫院，對網友發起的求助信息進行線下核實。
當天晚上他就在微博上發佈了核實信息的情況，“孩子只有10個月大，腦積水，進醫院已經三四次了，孩子的媽媽説已經花了20萬元治療費。但主治醫生不在，家庭情況和需要的費用還需要找當地政府和醫生進一步核實”。
陳松齡表示，做一個負責任的人並不是那麼容易，如果僅靠一個人的努力，在48小時的時間內收集齊資料，相對來説會比較緊張。
他還嘗試發動求助人當地的志願者進行材料的核實，他認為，有些愛心團成員，僅靠電話採集信息遠不能證實信息的真實性，還是要自己親眼看看才行。
另一名愛心團成員、北京公益聯盟創始人郭詠，不得不採用電話核實的方式，他需要核實的求助人在安徽，由於沒有相熟的志願者在安徽工作，他只能自己聯繫當地醫院核實求助者資料。
“向主治大夫詢問情況以後，我發現這個孩子在醫院的押金已有20餘萬元，10次的化療費用加起來不超過7萬元，但網上依然發佈了這個孩子求助信息”。
郭詠很為難。求助人確實存在，家裏也確實很困難，如果單從醫療費用上來説，應該已經夠用了，但可能是孩子後續的康復治療還需要大筆資金，出於同情，郭詠最後在填寫核實意見時，還是選擇了通過。
“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也很糾結，不救助，孩子很可憐，救助了，又覺得實在拿不準他到底需不需要用那麼多錢”。這就涉及更專業的問題，郭詠認為，如果能有一個較好的監管機制會好一些，比如一個求助者無論他募集到了多少錢，將用後剩下的部分，作為愛心基金返回到微公益中，救助更多人。
“我們確實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王月表示。比如現在每一個發起的救助，都有一個捐贈額10萬元的上限，“就是擔心過度捐贈，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如果救助人覺得錢不夠就再發起，如果要多了就麻煩了”。
公平問題尚待解決
救助信息的真實性靠255人的愛心團核實力不從心。
在整個微公益求助中，明顯涉及公平性的問題是，假如一個普通的認證用户發起的求助，在規定時間內可能僅能完成10％的捐款量，但如果是知名人士發起的，一般10天左右就能籌集夠款項，甚至超額完成。
“同樣是病，同樣都需要救助”，郭詠認為，這也是很多求助者在轉發求助信息時，都希望引起名人關注的原因。貝曉超直言，這是個新領域，沒有任何可以參考借鑑的經驗，只能一邊探索發現問題，一邊解決問題。
對於公平性問題，貝曉超坦言現在還言之過早。他認為，自媒體時代可以有平台，將自己的想法説出來，通過合理競爭，合理傳播，達到自己的目的。
而現實是，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微博是個開放性的平台，可以通過微博解決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可以留待以後有更多的項目時，採用數據化管理，分類研究怎麼公平、怎麼區分公益項目進行傳播。
貝曉超認為現在最着急解決的其實還是求助信息真實性的問題。
但即使是這樣的問題，靠255人的愛心團核實龐大的信息，也力不從心。
貝曉超坦言，愛心團現在的成員人數遠遠小於需求量。理想狀態下愛心團的成員應該維持在10000人以上，覆蓋大部分的救助領域和求助區域。現在只有255名，在機制上設計的雖然是採用就近核實的方式，但還沒有達到。
不過在鄧飛看來，諸如醫療救助、教育救助等仍需要靠國家福利制度的完善來解決，公益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