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稱美向亞太“轉向”政策並非要對付中國

美國總統選舉於11月6日結束，現任總統奧巴馬贏取連任；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1月14日閉幕，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5日集體亮相。美國與中國作為世界上兩個重要大國，未來將如何互動引發世界的關注。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日前在接受本網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大選和中共十八大之後的美中關係面臨更加積極發展的新機遇。他説：“我們在2012年看到一些緊張情勢，不僅出現在中美之間，譬如在日韓之間也是如此。2012年的特殊之處在於，美國、中國、俄羅斯、朝鮮、韓國、日本等都經歷了或即將經歷國家領導人變動或選舉，這導致各國領導人都更多地關注國內而非國際問題，外交政策的靈活性也因而減小。而在2013年，各國領導人都會尋求在國際上減少緊張情勢，謀求更多的合作。各國領導人都面臨着艱鉅的國內議程，畢竟當前整個世界還未從金融危機中復原。展望美中關係，我相信雙方領導人都會得到很好的建議，來認真考慮出現一些緊張情勢的緣由，努力減少緊張情勢、產生符合雙方利益的結果。”

李侃如尤其強調了美國與中國如何應對各自面臨的國內挑戰對美中關係的影響。“對美方來説，許多取決於我們能否有效地解決當前最核心的國內問題，即是否能就解決未來十年的財政問題達成全國性共識。我希望剛剛結束的大選能夠有助於我們成功地解決財政問題，那樣也會大大加強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信心。中國也面臨着轉變發展模式等挑戰，需要新領導人的很多的政治勇氣與能量，我希望他們能夠成功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如果美中最終都成功地進行各自需要的改革，那將為美中關係創造更好的環境，因為美中各自的國內改革也都有利於對方的利益，對各自國內民眾的心理也有着有利的影響。”

在談到奧巴馬政府向亞太的“轉向”政策未來將如何演進時，李侃如表示，“轉向”政策既取決於亞太地區的事態情形，也取決於美國能否解決好國內問題。他説：“亞洲的領土爭端問題現在變得很突出，這些‘老安全問題’似乎暫時替代瞭如氣候變化等‘新安全問題’，也干擾了全球化議程。我希望在這些‘老安全問題’上不要發生意外事件，使我們難以回到新安全議題和全球化議程。”他還強調美國向亞太的“轉向”政策不是要對付中國：“中國在亞洲的中心，美國需要的不是與中國的衝突，而是與中國的合作，合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所以，衝突是最壞選擇，不是第一選擇。”他稱“轉向”政策成為真正的對中國的限制的唯一可能是，“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行動和軍事態勢導致區內衝突或對中國的恐懼，那麼美國就面臨來自盟國和夥伴國的壓力，要變得更加強硬”。

李侃如對美國與中國雙方對彼此長期意圖的猜疑“仍在增長”表示憂慮。他認為，美中之間的許多對話機制仍未能解決雙方對彼此長期意圖不信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解決，“其潛在的成本很高”。“也許最終我們不得不要管理一種互不信任的關係，這也不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但相互信任無疑更易於管理關係。”李侃如説。他認為當前美中之間的對話機制都着眼於解決“眼前的短期問題”，“沒有一個真正解決長期的未來的問題”。“我們需要對長期的、未來的問題進行嚴肅對話，譬如我們對各自未來十年在亞洲的軍事態勢有何期待？各自軍事態勢背後的理念是什麼？各自的核心關切是什麼？”他建議將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重新分成兩軌，同時擴展中美戰略安全對話，每年進行不只一次的定期會談。

在談到奧巴馬新政府對華決策圈內是否會有中國問題專家時，李侃如説：“對我來説，一箇中國問題專家意味着他對中國的體系、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有足夠的研究，使他能夠理解中國決策的形成、程序以及如何詮釋這些決策。如果以此來定義中國問題專家，那麼我認為奧巴馬新政府內助理國務卿之上的決策層內不會有中國問題專家。我想這是一個問題。國內因素往往對外交政策有很大影響，不理解對方的國內體系會帶來問題。”

李侃如最後對本網記者強調，美國與中國作為兩個全球性大國，兩國經濟對世界經濟都很重要，兩國在廣泛的國際問題上都有着重要的影響力，兩國的共同利益是巨大的。“我們當然有着各自的國家利益，有時甚至會有利益衝突，但我們的共同利益是最主要的。”他特別指出：“沒有亞洲國家想在中國或美國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兩國在確保這些國家十年後不必面對此選擇上做得還不夠。如果這些亞洲國家真的面臨這個選擇，每個人都是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