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厭惡拼爹時代分析:人不該生活在不合理之中

好爸爸，壞爸爸

似乎突然之間，一切都消失了，在兒子成年之後，那種古往今來父與子之間難以逃脱的矛盾，都消失了——沒有代溝、沒有叛逆、沒有兒子的理想、沒有老爸的頑固，連文學家和精神科專家堅信的“弒父情結”，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兒子們變得孝順和務實，心滿意足地在父親的餘蔭下，開始自己的人生；老爸們變得充滿權威，像回到了年輕時候，幼小的子女對他言聽計從。這幅父慈子孝的場景，卻沒什麼可誇耀之處，有人稱它為“拼爹時代”。

因為那些慈父、孝子不過是特定人羣。一些身為公務人員的父親們，可以把權力變現為金錢、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來美好的事物，供兒子們享用。兒子們拋棄了叛逆，或深埋叛逆，安靜地享受着這一切。在這個誕生“屌絲”一詞的時代，人們越發羨慕：幹得好不如生得好。

這絕非是一種民間的猜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於2010年五六月間開展了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調查數據顯示：公務人員子女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羣子女高出13%。

還有更多扎眼的個例證明這些。就在10月底，廣東紀檢部門證實，被網友舉報的廣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擁有21套房產，而他2012年在財產申報時，只申報了自己和兒子各一套房產。紀委也證實，蔡彬的兒子為澳洲籍。蔡彬時年56歲，正常情況論，他的兒子應已成年，具備足夠的智力去思考：父親的財產是否乾淨，自己享有的一切是否合理。如果他願意思考的話。

似乎突然之間，“兒子們”的個人奮鬥變得艱難起來，年輕人開始逃離北上廣，外企也不如公務員吃香，靠着有勢力的父親謀得一條出路變得理所應當。可35歲以上的人，閉上眼睛，那個實現了一個又一箇中國夢的時代，分明還歷歷在目。那是個剛剛開放進城路徑的時代，一個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的時代，一個打破“鐵飯碗”的時代，一個甚至連“爹”都沒有的民企能夠大獲成功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之前，人們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當兒子們可以擺脱這個血統論的咒語時，他們興奮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運和父親切割，才更像個強者。

其實，血統論從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對越自衞反擊戰的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亦有身為軍隊高官的一個母親，在戰前，試圖把自己的兒子調出作戰部隊的橋段。這位女軍官破壞了軍隊的原則，被軍長拒絕。

在改革開放之初，官員的子女們利用雙軌制漏洞，搞來批條，左手以計劃經濟的價格買來物資，右手以市場經濟的價格賣出物資。“拼爹”如同一條暗流，在集體主義時代和鼓勵個人奮鬥的時代，都涓涓不斷。只是，在信息匱乏的時代，在人們對美好而合理的生活要求較低的時代，人們對“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當前提條件開始反轉，而“拼爹”有增無減時，人們的情緒也開始改變。

人們意識到，那些可以“拼爹”的人，不但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影響了青年正常向上流動，而且極其不合理。某種程度，不合理、不公正對人心的打擊不啻於利益受損。在現代技術的傳播下，人們對千里之外的不合理義憤填膺，不為自身的利益，只為人們深信：人不該生活在不合理之中。

至於子女父輩財富恩澤下的生活方式引發的激辯，其實很簡單。理論上，只要財富來源合法，炫富只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只要不違法，他們有權過別人眼中“荒唐、墮落”的生活。那或許也是一種糟糕的父與子的關係，但與公共利益無關。人們對“拼爹時代”的厭惡，也從來不是“子不教，父之過”的教育問題。父親將公共資源不當地讓渡到兒子身上，才是問題的關鍵。這種關係，傳統文化和現代政治文明，其實都有明確的界定。

一個能量強大的父親該怎麼幫助兒子，人們期待有更良性的關係。蜘蛛俠的叔叔説，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關於父輩的責任，可以小到幫助兒子成為一個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大到幫助兒子成為對社會有價值的人。

當然，每個父親都有這個責任，那些看起來更強大的父親，更不應該放棄這個責任。

(徐一龍)

輸給父親

“02、03、06、09、11、27；04”這組數字，馬嘯至今沒有忘記。那是一年前，他離開北京時買8000元雙色球的選號。

那是第二場賭博。五年前，他和父親賭自己能在北京安身立命，他輸了。購買彩票像一次“出老千”，如果能中個頭獎，他就能反敗為贏，不用走父親規定的道路。

他又輸了。他只能像少年時一樣，在父親的護航下，獲得人們羨慕的一切。

最後一搏

一年前的9月27日，北京下了一場秋雨，涼意漸濃。30歲的馬嘯兜裏揣着一張晚上11點多的火車票，這一天，他要離開漂了4年的北京。臨走時，他去了趟彩票店。這個彩票店在西四環玉海園小區附近，距離馬嘯與朋友“詩人”合租的兩室一廳有1000米遠。因為下雨，那天彩票店裏人不算多。

“02、03、06、09、11、27；04這組數字50倍倍投，其他79注也是50倍倍投，機打。”

櫃枱後面的小姑娘抬起了頭，眼前的大主顧穿着駝色的風衣，戴着黑框眼鏡，右手握着一個黑色萬向輪行李箱的把手。8000塊錢，按照7%的提成，算個大生意。

拿着8000塊錢換來的16張、每張5注的50倍倍投彩票，馬嘯和穿着工裝褲的大叔、套着珊瑚絨睡衣的主婦、一身塗料斑點的家裝工人、拎着小坤包的白領女孩兒們一起坐在了彩票站為客人準備的椅子上。這晚是雙色球的開獎日，中或者不中，晚上9點半就會有結果。

彩票站店面不大，牆上掛着各個品種的彩票中獎號碼走勢圖，地上散落着被丟棄的各式彩票。馬嘯一會坐下，一會站起溜達，等待着開獎。時鐘指向21點30分，屋外的雨還在下……“本期的雙色球中獎號碼為06、10、11、25、32、33；05”，一組數字從中國教育電視台雙色球開獎主持人的嘴裏唸了出來。

馬嘯低下頭核對着手中的16張彩票，“很慘，都沒中。看來，必須回家了”，馬嘯站起來，轉身，出門。

夜色中的北京車水馬龍，不知名的人們頂着風雨匆匆趕路。打車去西站的路上，馬嘯特意讓師傅多轉了個彎，看了看租住多年的房間和曾奮鬥過的出版公司。

穿過玉海園、經過林靜小吃、開過五棵松地鐵站……沿着西長安街，馬嘯的北漂生活在雨中結束了。明天，他將放棄北京辛苦的奮鬥，迎來穩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的“體制內的幸福”。

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馬嘯，一直都不喜歡。

父親鋪的路

馬嘯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級市政法系統工作，父親身居高位。“老馬當兵出身，轉業後進了政法系統，他也想讓我走這條路”。

初中畢業時，馬嘯第一次見識了父親權力的力量。

馬嘯從小成績忽上忽下，最喜歡的事兒是打籃球。老馬在兒子眼裏是個“粗人”，不經常回家，但對於自己的籃球運動卻很支持。從初一開始，前前後後給他買過十幾個樣式不同的籃球。

老馬第一次變臉是在馬嘯升入初三下學期後，不僅阻攔馬嘯去打籃球，還從學校請了三門主課的老師給兒子補習。對於父親突如其來的嚴厲，馬嘯並沒有放在心上，敷衍補習的同時策劃着週末溜號去打球。那年中考，馬嘯的成績毫不意外地沒有突破400分大關，距離當年省屬示範高中的分數線相差一百多分。馬嘯着急了，他讀的是當地最好的初中，他可從沒想過自己考不上高中。

陸陸續續地，同學們拿到了高中、職高或者是中專的錄取通知書。其他成績差的同學的父母們都提着禮物四處奔波，老馬卻不動聲色。

離開學還有一週，馬嘯的焦灼和對父親的埋怨達到了制高點，“大不了就不讀了”。但沒想到，一所省屬示範高中的錄取通知書突然寄到家裏。

馬嘯後來才知道，在中考進入錄取階段一週後，老馬就已經幫兒子拿到了示範高中的校長批條。為了給他個教訓，才瞞了他一個暑假。

那所重點高中贊助費明碼標價是兩萬元，可光有錢上不了這個學校，馬嘯漸漸認識到老馬的“能量”。

在高中，馬嘯參加了學校的籃球隊和廣播電台。他天生有一把好嗓子，每週五當一次男主播，讓他感覺非常良好。一個不大不小的理想，也在他心中默默地生根發芽。

高考後，馬嘯給自己預估了一個不高也不低的分數，上重點線肯定是沒戲，但越過本科線也不是沒可能。他在學校發的填報志願書裏，找出了所有二本和專科的播音主持專業。老馬看過兒子填寫的草表，甩過來一句“胡鬧”就不再説話。馬嘯很想反駁什麼，卻開始第一次後悔自己耽誤了時光，“如果我的成績足夠好，也許就能安排自己的命運”。

“第一志願，我幫你選好了，警官高等專科學校。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成績能不能上本科。關鍵是上了本科，哪怕是清華北大，你以為就能落個有編制的事業單位？”老馬甩下自己的決定離開了馬嘯的房間。一個有編制的事業單位，對青春期的馬嘯來説算不上什麼。在體制內廝混幾十年的老馬卻特別看重。他的預想沒錯，多年以後，公務員越來越熱。今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僅招2萬餘人，卻有137萬人報名。

在填報志願的短短三天裏，馬嘯用沉默作為對父親無聲的反抗。但老馬並沒有當回事，他看着兒子在提前錄取一欄寫下了自己選好的學校，就沒再理會馬嘯在後面的志願欄裏齊刷刷地寫滿“播音主持”。老馬離開家後，約了教委的朋友去吃飯。

果然，高考錄取剛剛開始，馬嘯就在當地報紙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錄取學校是一所警官高等專科學校。一所隨處可見警官制服的專科學校，讓他“感覺被送進了監獄”。

借來的自由

“每一天，我都在醖釀着叛逃。”馬嘯這樣回憶自己的大學時光。

馬嘯的宿舍住着一位“詩人”，他是另一個地級市領導的孩子。“詩人”本想讀中文，馬嘯本想學主持，他們很快成為了兄弟。老馬偶爾會來看馬嘯，每次來時都會請同宿舍的舍友吃飯。馬嘯知道，“這是他在幫我織網。蜘蛛的強大，從不在於自己比其他昆蟲多出來的腳，而在於那張綿密、細緻的蛛網。”

臨近畢業，老馬就幫兒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裏法院的執法隊或者公安局。

“詩人”的父親也給兒子做了類似的安排，但“詩人”拒絕了，他要報名參加大學中文系的自學考試。“詩人”的選擇對馬嘯的衝擊很大，他想起了自己被擱置的“男主播”夢。

那年直到六月底，馬嘯還沒有回家，也沒有帶回學校發的畢業生就業三方協議書。老馬急了，一天數個電話追問兒子什麼時候回來，他已經為兒子打點好，馬嘯回來就能進法院的執法隊，“比做公安更安全”。

馬嘯不得不説實話了，他在電話裏告訴了老馬不回家工作的決定。老馬大怒，聲音在聽筒裏轟鳴，“要是現在不回來，你以後也別回來”。掛掉電話，馬嘯一夜未眠，他不知道這個決定是對是錯，他已經習慣去走父親安排好的道路，一旦要自己拐上另外一條小路，既猶疑又興奮。那天，老馬也沒睡，掛了電話就找來自己的司機，開着夜車在次日一早趕到了警官學校。

父子見面，馬嘯一字一頓地説出“你讓我自己闖闖”。之後，任憑老馬説什麼、罵什麼，都不回一句話，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離校的畢業生和賣舊貨的跳蚤市場。

老馬第一次被兒子打敗了，他無奈地同意了兒子繼續參加自考，工作或者不工作都可以，並提出最好去學法律。之後，他趕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打點被兒子“放了鴿子”的各種關係。

馬嘯則和“詩人”一起留在太原，拿着老馬的錢在學校外邊租了房子，買回考試指導用書。由於省內本科院校還沒有開設播音主持的自考考試，他選擇了關係較近的新聞學。

自學考試一年最多可以考8門專業課，取得自考畢業證最快的時間是兩年。獲得自由的馬嘯，第一次鉚足了勁兒用功考試。兩年半之後，他順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憑。馬嘯知道，老馬在背後也下了工夫，父親在教委的關係一定程度上幫助了自己，“至少是在論文答辯上”。

拿到文憑，馬嘯開始和“詩人”一起計劃未來。去北京，是他們的第一選擇。這個決定讓老馬十分窩火，但他知道兒子主意已定後，要馬嘯答應他一個條件：可以在北京發展五年，好壞全靠自己；期間，家裏不會再給馬嘯任何資助；五年之後，如果馬嘯的户口、編制、住房沒有得到解決，就要接受父親的安排，回家工作。

馬嘯答應了，五年啊，他相信自己會擁有一切。拿着從父親借來的自由，他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車。

失敗了的賭約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馬嘯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廣場上。他投奔了已經在北京工作的“詩人”，兩人在阜石路玉海園小區租了一套兩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詩人”沒有做詩人，成為了北京一家圖書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馬嘯初去時，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為有熟人介紹，馬嘯面試很快就通過了。

馬嘯在這家公司的最初職務是營銷編輯。這個職位地位微妙：不負責具體的選題執行，但參與選題的策劃；不直接承擔發行回款任務，但會為渠道銷售做全程的營銷規劃和服務。在專業出版社中，營銷編輯還要負責某一類圖書的專項推廣。這是一份需要經驗的工作。

初來乍到的馬嘯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廣闊的人際關係，除了“詩人”，他幾乎沒有朋友。警官學校的同學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統。長達半年多的時間裏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資，業務提成約為0。交完房租、水電之後，口袋裏還有不到1000塊錢。馬嘯算過，這些錢就算都存下來，一年以後，也只能購買北京1.5平方米的房子。

日子在維持中向前，播音的夢漸行漸遠。來北京的第三年，隨着人脈的積累，馬嘯開始獨立做圖書策劃，經手的幾本圖書也有了不錯的銷量。馬嘯開始向老馬報喜，但老馬對兒子這份沒有編制、不解決住房、待遇和公務員相差甚遠的工作卻完全不看好。

2010年，馬嘯來北京的第四年，由於業績良好，他獲得了一次升職做主管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不止是職業平台的擴展，待遇也會升檔。馬嘯躊躇滿志，自己是這個位置的最佳人選，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訴了老馬。但沒想到的是，在最後時刻，他失敗了，“職位最後給了副社長推薦的人，是上邊的關係”。馬嘯並不清楚，哪裏是上邊，但這次失利卻令他心生挫敗，“或許，老馬是對的，這是一個沒有關係寸步難行的時代，就像我曾擠掉別人一樣，報應終於來了”。

升職事件後，馬嘯的事業開始停滯不前，老馬的耐心也已消耗殆盡。雖然，那一年馬嘯的工資多時能有一萬左右，少時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華地帶房價卻已突破三萬大關，租住的玉海園小區也在不斷漲價，曾經的兩居室已經漲到了3200元每月。

沒房、沒車、沒編制……2011年，老馬下了最後通牒，“趕緊回家，法院系統的招考要開始了”。

是堅持，還是回家？從老馬下達命令的那天就折磨着馬嘯，他一直拖着，拖到2011年7月，距離與父親的約定還有半年的時候，考試的前三天，回家了。那場考試，馬嘯順利達線了。五人進入複試，只招收一人，老馬的關係讓馬嘯成了那個幸運的“分子”。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長推薦的人”，一模一樣。

在職位公示期間，馬嘯回到北京，辭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裏仍舊不甘心。於是，臨走的雨夜，他買了8000塊錢彩票，做最後的一搏，他失敗了。

現在，每天早上8點，馬嘯就要趕到法院。雖然比北京的工作時間提前一個小時，可這裏的工作要輕鬆很多。馬嘯的辦公室有一半的空間擺放着收納櫃，裏面是各類刑事、民事案件的卷宗，泛黃的與嶄新的；另一半的空間是一起共事的三個同事，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面前都擺放着一杯茶水、一份報紙。

在這裏，馬嘯一天也開口説不了幾句話，時間像靜水般緩慢，翻翻卷宗、寫寫文件，時間卻又悄無聲息地溜走了，“回來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馬嘯知道，在別人眼中，他就是那個所謂的“既得利益者”，那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只要閒下來，他就會想一個問題，“如果老馬不能為我鋪墊前程，對我是幸還是不幸？如果世上沒有關係一説，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長？如果，那個雨夜我中了大獎，北京是不是就能屬於我？”

直到現在，老馬也不知道那8000元錢彩票的故事，那是馬嘯自己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秘密。他永遠不會忘記自己選的那組特別號碼——“02、03、06、09、11、27、04”意為“2006年2月3日，來到北京；2011年9月27日，離開北京，5年時光有4年很快樂。”那是隻有他讀得懂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