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之女推動“尊嚴死” 歸還死亡權
這絕不只是一根看起來僅有小拇指粗、一米長的管子。它在一個人生命的最後時刻，有與“老天”討價還價的能力。
它穿過老許的鼻子，插進肺，每隔一會兒，就能吸出滿滿一管痰。當痰被吸出時，老許就能從昏迷中甦醒過來。起初，他能醒兩三個小時，後來只能醒幾分鐘。
幾個月過去，這根管子眼看就要輸了。因為，“吸的速度不如產生得快”。疼痛難忍的老許用盡全力，寫下幾個歪歪斜斜的字：“痰在肚子裏！”
這是他留下的最後的筆跡。
就在老許靠管子“活着”的時候，在遙遠的美國，另一根管子插在佛羅里達州一家養護院裏一個名叫特麗的女人身上。這一年是2003年。植物人特麗依靠餵食管，已經存活了13年。
關於要不要拔掉特麗的管子的爭論，幾乎震動了整個美國。
起初，當地法院批准了特麗的丈夫提出的申請，她的餵食管首次被拔去。僅僅兩天後，另一法院作出相反判決，餵食管再次插上。後來佛州最高法院判定，要求拔掉管子。可法案通過僅一小時後，州長立即命令給特麗重新插入餵食管。
整個美國為特麗心碎。無數人抗議示威，舉着標語牌：“給特麗食物”、“別讓特麗餓死”。甚至布什總統也介入“搶特麗”事件中來。
不過最後，醫生們按照法律的判決，鎮定地拔掉了特麗賴以維生的餵食管。警察甚至逮捕了不下50個想強行對特麗進行餵食的人。餵食管被拔掉13天后，2005年3月31日，特麗真的被“餓死”了。
這場關於生命倫理的爭議至今都被稱作經典案例。
如今，越來越多的老許、特麗躺在中國和其他國家各個城市的重症監護室（ICU）。醫生髮現：死亡已經綁定醫療技術，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死亡就是關機時間，或是停電時間死亡被醫療技術“藏”起來了。
哈姆雷特的老命題，“活着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如今卻成了全球性的新命題。
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
當羅點點和她的好朋友幾年前成立“臨終不插管”俱樂部時，完全沒想到它會變成一個重大的、嚴肅的、要一輩子幹到底的“事業”。“俱樂部”聽來就不算個正經事。
羅點點是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曾經從醫多年。起初，她與幾個醫生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談起人生最後的路，一致認為，“死得要漂亮點兒，不那麼難堪”，不希望在ICU病房，身邊沒有一個親人、“赤條條的，插滿管子”，像台吞幣機器一樣，每天吞下幾千元，“工業化”地死去。
最後，十幾個愛説笑的人在一間簡陋的老人公寓，嘻嘻哈哈地宣告俱樂部成立了。
直到有一天，羅點點無意在網上看到一份名為“五個願望”的英文文件。這是一份美國有400萬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預囑”的法律文件。它允許人們在健康清醒的時刻，通過簡單易懂的問答方式，自主決定自己臨終時的所有事務，諸如要不要心臟復甦、插氣管等等。
也就是説，如果特麗在清醒時，就簽署了這樣一份文件，就不會有事後那場攪動整個美國的軒然大波了。
羅點點開始意識到：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而她自己就遭遇過“替別人決定生死的事”。
當時，羅點點的婆婆因為糖尿病住院，翻身的時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驟停，醫生第一時間用上了呼吸機，雖然心臟還在跳動，可是沒有自主呼吸，而且完全喪失了神志。還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統維持老人的生命，讓老人在這種生命毫無質量的狀態下“活下去”，成了困擾整個大家庭的難題。
最後羅點點和家人一起作出了停用呼吸機的決定。後來，在整理老人遺物的時候，家人發現了老人夾在日記本里的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她對在自己生命盡頭時不進行過度搶救的要求。
但當時身為醫生的羅點點仍然感到後怕。如果沒有這張紙條，或者紙條寫着另外的意思，那怎麼辦？有什麼辦法能讓這件事不像猜謎語，不再讓逝者生者兩不安？這時候又傳來巴金去世的消息。
巴金最後的6年時光，都是在醫院度過的，先是切開氣管，後來只能靠餵食管和呼吸機維持生命。周圍的人對他説，每一個愛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強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療。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樂死，還不止一次地説：“我是為你們而活。”“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2006年，羅點點和她的朋友成立了“選擇與尊嚴網站”，提倡“尊嚴死”，希望人們在意識清醒時在網上籤署“生前預囑”。如今，網站累計有87萬人次的流量。
她們設計的LOGO是一棵美麗的七彩樹，樹下一片紅葉正在隨風飄落。畫面温馨得讓人絲毫感覺不到與“死亡”相關。
羅點點説，她要用餘生在全國種這棵“七彩樹”，傳播“生前預囑”理念。她希望在咖啡廳、書店、銀行、醫院等公共場合，都能擺放關於“生前預囑”的宣傳冊。
死亡就像一面鏡子
中國抗癌協會副秘書長、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從醫40年的劉端祺經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
他認為羅點點她們做的事兒，太重要了。這個每天把人從深井裏往外拉、跟腫瘤作了幾十年鬥爭的年過六旬的大夫説，從大三學內科起，他就知道了醫學有很多“黑箱”沒有打開，此前學外科時，他還一直信心滿滿。
正如他的同行、武警總醫院腫瘤生物治療科主任紀小龍説：醫生永遠是無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給醫學和醫生髮揮作用的。
可數據顯示，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最後的治療上。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後的時刻，劉端祺聽到了各種抱怨。有病人對他説：“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現在我才琢磨過味，原來這説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癒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我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還有病人説：“就像電視連續劇，醫生導演完每一集，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知道，儘管主角很想活，但還是死了。”
有時候，劉端祺會直接對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説：“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這張病牀就換上了新牀單，人離世了。
在這2000多例死亡中，“花掉370萬的人”是很獨特的一個。這位房地產老闆對劉端祺説，我最大的優勢是有錢，我花100萬讓我老婆活10年沒問題吧？劉端祺説，一年都有問題，一個億都活不成。
最後370萬流水樣花完了，患乳腺癌的妻子也走了。
這讓劉端祺想起哈爾濱“550萬天價醫藥費”。家屬認為，我不惜一切代價，用最好的藥、最先進的設備，人就不會走。而醫院也很樂意被市場這隻無形的大手拽着。可事實上，錢能買到高檔病房，卻買不到“不痛苦”，買不到命。
事後大家反思，在哈爾濱這間病房，只能看到各種醫學技術的“表演”，而作為對人類同胞基本的關懷，“空氣太稀薄了”。
劉端祺感慨：唯科學主義的醫學把人看成了某種疾病或某個發生故障的臟器的載體，或者是某種能找到“顯著差異”的統計學數字，這使得傳統醫學對鮮活生命的呵護異化成了“醫生對疾病”、“醫生對臟器”、“醫生對數字”的“無人醫學”。
在他看來，如今的醫學現狀，正如愛因斯坦早就擔心的“手段日臻完善，目標日趨紊亂”的所謂“科學的進步”。越來越多的醫生髮現，現實生活中，無論多麼高齡死亡都是“因病搶救無效”，這不是一句訃聞中的套話，而是一種社會意識。再也沒有壽終正寢，唯有高技術抗爭。
協和醫院的大夫給羅點點團隊的志願者講：我們搶救過一個老太太，她的孫子對我們説，你們一定要像打一場戰役一樣救我奶奶，而且這場戰役只能勝利，不能失敗。你知道他奶奶多大歲數了？105歲！
對那種“生命不息，化療不止”的觀點，劉端祺一直持反對態度，可這種態度常常得不到許多同行的理解。
劉端祺説，整個醫院，他最不願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儘管那裏展示着最先進的設備。在那裏，他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
事實上，汶川大地震後，一些在ICU病房接受過治療的災區孩子，幾年後，仍然會畫出對這裏的恐懼：一個沒有一絲笑容的男孩，耷拉着頭，牽着狗，穿行在長長的沒有盡頭的黑漆漆的隧道里；自己被很多鐵鏈捆着，扔在冰冷的水裏；一個穿着晚禮服的女孩，露出她殘缺的雙腿，整個畫面的調子是灰色的……
在2000多例的死亡中，劉端祺最難忘的是一個老太太的死。這個肺癌晚期的老太太，做了3個週期的化療，被藥物的副作用折磨得不成樣子。她徹底弄明白自己的病情後，和醫生商量，放棄化療。
她住院時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希望有一個單間，這個空間由她自己安排。
她將這間單人病房佈置得非常温馨，牆上掛滿了家人的照片，還請人把自己最喜歡的一張沙發和幾件小傢俱從家中移到病房。聖誕節、春節，她還親手製作充滿童趣的小禮物，送給來看望她的同事。
最後老人一直在鎮靜狀態中度過，偶爾會醒來。醒來的時候，她總會費力地向每一個查房的醫生、護士微笑，有力氣的時候，還努力擺擺手、點點頭所有這一切，都保持了她那獨有的優雅。直到最後，她再也沒有醒來。
總在與死神拔河比賽的劉端祺説：每一次死亡都是很個體的，死亡就像一面鏡子。
可在無數次會議中，劉端祺都發現在“技術至上”的同行中間，自己是少數派。有時候坐在他身旁的“技術狂人”，明知他是誰，也不搭理他。
不久前，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毒理專家、醫學博士陳作兵，沒有選擇放療化療，而是讓父親安享最後的人生。劉端祺曾和圈內人為此事在飯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甚至到了快翻臉的地步。
死亡有一萬扇門，你在哪扇門前謝幕？
羅點點也是。在一家電視台的演播廳，她成了舉雙手贊成陳作兵大夫的人，而另一派，進行了激烈的反駁。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主持人不得不數次出來“滅火”。
事實上，這樣的爭論發生在全國的好幾家電視台、報紙上。連“總關注國家大事”的白巖松都花了20多分鐘，專門談這件事兒。
很多人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可能是“陳作兵或者陳作兵的父親”，這可能是“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問題”。正如白巖松在節目開場白的發問：“死亡有一萬扇門，你在哪扇門前謝幕？”
父親走後，陳作兵的手機快被打爆了，其中不乏謾罵、質疑，但他堅持，如果還有一次機會，他還會這麼做。
因為父親在最後的日子，完成了在醫院做不了的很多事和親友告別，回到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種地的鄉親聊天。他度過了最後一個春節，吃了最後一次團圓飯，7菜1湯。他給孩子們包的紅包從50元變成了200元，還拍了一張又一張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他還種了梅乾菜和南瓜。他説：“我怕是等不到收穫的時候了，但是拉拉(他的孫女)還可以吃到。”
這個有公費醫療卻放棄治療、最終也沒吃到梅乾菜和南瓜的老人平靜地走了。正如老人生前説的：“你看這水，一點一滴流到小溪裏面，流到金沙河裏面，再到富春江、錢塘江，最後匯進東海，無聲無息的，人的一生，也是這樣啊！”
這種詩一樣的語言，也常常出現在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的課堂上。他念因癌症離世的美國人崔雅的詩歌，講海德格爾的哲學“人是向死的存在”，他還把死亡説成是“生命的鞦韆蕩完了”。他把自己的課叫“死亡課”、“優逝課”。只是，這樣的課常有學生逃掉，但幾乎沒有人逃醫學技術的“主課”。
王一方也講温暖的繪本。他甚至很希望，有一天，和一個癌症患者依偎在一起，讀《獾的禮物》。
那實在是個小孩子都能讀懂的故事：冬日的晚上，一隻獾很老很老了，他吃完晚飯，靠近壁爐，坐在安樂椅上搖啊搖，一個美麗的夢境把他引入一條長長的隧道，他跑呀跑呀，丟掉了枴杖，到了另一個金燦燦的世界。第二天，狐狸宣佈“獾死了”。冬去春來，村子裏的動物們談論得最多的是老獾。土撥鼠説，是獾教會我剪紙；青蛙説，是獾教會我滑冰；狐狸説，是獾教會我打領帶；兔媽媽説，是獾把烤薑餅的秘密告訴了我……原來，獾留了這麼多禮物給大家。
可王一方一直沒有等到與臨終病人“分享獾的禮物”的温馨時刻。他的演講頂多是在一羣病人家屬中進行而已，儘管很多家屬聽得熱淚滿面，但這樣的“死亡課”一直沒有進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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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別人讓出空間，正如別人讓給你一樣
這樣的挫敗感，他的朋友羅點點有太多了。
她去醫院大廳種“七彩樹”，希望傳播“生前預囑”。醫院的負責人婉拒了：“我們這兒是救死扶傷的地兒，誰接受得了你們説死呀！”
她讓朋友在公園的合唱團裏發問卷調查，唱歌的阿姨們不樂意了：“活得好好的，這麼早讓我們想到死？”結果沒多久，真的死了一個人。大家都開始思考羅點點説的事兒了。
羅點點出了一本書《我的死亡誰做主》，她把新書發佈會放在北京非常時髦的世貿天階時尚廊舉行。發佈會是崔永元主持的，他笑稱“這本書很難成為暢銷書，還不如一個80後小孩寫的書好賣”，但沒辦法，“這是一種責任”。他還唸了史鐵生的話：“死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春節時，羅點點把這本書作為禮物送給所有的親友。大家都説“真有你的，大過年的，説什麼死不死的”。可看過書的朋友，又打電話對她説：這是一份文明的禮物。
她告訴別人自己在忙什麼，有家境差一些的人直接反駁：“你説的問題太高端了，我們面臨的不是放棄，而是沒有。”
也有醫生説，你們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國很難推下去。
很多時候，不是醫生，而是中國人“孝道的傳統觀念”這把最有力的手，把各種管子插入了病人的身體。
有的醫生一邊看着胸透片子，一邊對病人家屬説：癌症晚期了，治療的意義不大，但你們還是表表孝心，住院化療吧！
還有的臨終病人本人都不願做最後搶救，但他的子女擔心面對親戚朋友甚至鄰居，説因為自己不讓醫生治，把老父親給“弄死了”，硬把老人塞進了ICU的一堆機器中，眼巴巴地隔着玻璃流眼淚。
除了孝，有的還有利。比如，有的家屬就是不拔管子，病人一直躺了4年多，為什麼不放棄，因為費用不需他支出，他活着一天就從單位領一天工資。還有個病人的兒子跟大夫説，你再給我父親延長一天，我給你1000塊錢。這天是31號。明白什麼意思了吧？！因為“下月的工資就有了”。
實際操作中，“要不要搶救”到底聽誰的？老人不想搶救，子女要搶救，醫生接受哪個？老大簽字不搶救，老二來了要告醫生，你憑什麼不搶救我爸啊！因此，現在醫生出於自我保護，尊重家屬的意願遠遠勝過尊重病人的意願。
最後決定拔管子了，在過去，談清楚了家屬同意撤，是由醫護人員拔。現在決定撤時，就告訴家屬怎麼操作，他們自己動手解決。
有大夫説：我想起我第一次搶救病人時忍不住濕潤的紅紅的眼圈；想起我見過的最孝順的兒子簽署放棄有創搶救他爹後，在地上“”磕的響頭；想起患者走後家屬的乾嚎，隨後在門口冷靜攤派喪葬費用；想起無恥“醫鬧”，不及時為逝者入殮，就開始盤點醫護失誤準備官司面對生死真是眾生百態，人性畢現。
羅點點團隊裏的席修明是北京復興醫院的院長，他擔任ICU主任幾十年。他把自己的崗位稱作“生死橋頭”，稱ICU技術是一種“協助偷生術”。
這個從34歲就開始擔任醫院ICU主任的專家，23年後，卻當着記者的面，潑了ICU一盆子冷水。他説，他害怕ICU沒有人情味，害怕那種只有機器響的環境。ICU的發展，在勝利中卻迷失了方向。
他常提醒工作人員，一個微笑勝過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給機器旁的老人梳頭、擦身體，撫摸他們，哪怕病人已經沒有了意識。在台灣，老師會讓醫學生們到一間黑屋子裏，每個人躺進一個棺材，用手電筒的光，照亮遺書，慢慢地讀完，體會“死亡的滋味”。
“所以，醫學是個貴族的學科，是自然科學中最具人性的，又是人文科學中最具科學性的。”席修明拍拍他面前的字典般厚厚的《劍橋醫學史》，望着窗外的大樹，輕聲説。
這個一直與ICU打交道的大夫説，應該走出技術萬能的魔咒，因為機器意志永遠無法取代人性的甘泉。他早想好，如果自己快死了，堅決不住ICU。事實上，這也是國外一些醫生的選擇。有些同道專門在脖子上掛着“不要搶救”的銅牌，來避免這樣的結局。甚至還有醫生把這句話文在了身上。
死亡在這些醫生眼裏，就是油盡燈滅，再自然不過。正如《阿甘正傳》中阿甘的媽媽對阿甘悄悄説的：“別害怕，死是我們註定要去做的一件事。”也如哲學家蒙田所言：“給別人讓出空間，正如別人讓給你一樣。”
無論怎樣選擇都無解
文章開頭老許的兒子小許，不贊成“生命的尊嚴”這樣的提法。他還在電話裏堅定地説：我一秒鐘都不願跟放棄父親生命的醫學博士陳作兵交往。
“那種人至少不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小許説。
父親老許被檢查出來是肺癌時，已經被醫生宣判是“晚期的晚期”了，已經發生了骨轉移和腦轉移，能掃描到的可見腫瘤26個。
當即，兒子小許就決定：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錢和每一秒鐘都留給父親。而老許也想“活着”。看到一隻梨，老許説：一千萬買一隻梨，我也吃不下了，以前不重視身體，太節省，要能多吃點兒梨就好了。
小許説，用盡全力挽救父親，是唯一能做的事兒。一個人連生命都快沒有了，“尊嚴、自由、快樂”這些矯情的字眼兒有什麼意義，“他不需要旅遊，只需要生命”。
他很清楚，父親會最後離開這個世界，無論做怎樣的選擇都是無解。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積蓄，還租房到醫院附近陪伴。
化療藥是用進口的，還是國產的？這是一個選擇。採用怎樣的化療方案？又是一個選擇。要不要用最新的藥？還是要選擇。後來，癌細胞入侵了老許正常的血管壁，胸腔開始積水，肺就快要被液體淹沒了。老許接受了第一根管子，從鎖骨插進管，抽胸水。每天，那根管子都會抽出一斤粉紅色的液體。“100天，抽了100斤”。
也正是這根管子讓老許多活了100天。
可這根管子解決了憋氣問題，又帶進了空氣，又造成了氣胸。而且管子也帶進去新的細菌感染，老許正在朝一條不可逆的路上走。
父子倆覺得每一步都無可選擇，只有一起奮鬥。後來，老許疼得左躺不是，右躺不是，坐起來也難受，瘋狂地扭動身體。
到後來老許的脾氣也大了。有一次，兒子實在忍不住，説：“爸爸，你就不能堅強一些嗎？”可父親的回答讓他終身難忘，那句話讓他深刻理解了臨終病人的感受。父親説：“爸爸到這個程度了，堅強和不堅強有什麼區別？”
再後來，痰堵在了胸口，第二根管子從鼻子插進了肺。每天抽出黃黃的濃痰，直到“抽的速度趕不上癌細胞產生痰的速度了”。他的肺一點點變成灰白色，像被棉絮裹着。
進入ICU前的時刻，老許拉着兒子的手説：你們要照顧好自己。我覺得身體緊繃繃的，像被很多鐵絲把身體捆着，爸爸沒什麼文化，不知道什麼是遺言，也許這就是遺言吧。
先進的醫學設備和藥物讓這句話沒有變成老許的遺言。這位生命以“秒”計算的病人，最終捱過了那年的春節。除夕之夜，下着大雪，昏迷的老許醒來後，對家人説：過年了！我祝你們幸福！
父親走後，這句話陪伴了小許很多年。如果沒有搶救，他是得不到父親這句“祝福”的。
小許告訴記者，對癌症病人而言，沒有尊嚴，只有活着。連生命都快沒有了，何談尊嚴？如果空談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哲學的意義在哪裏？哲學本該是回答生命的。
“父親留給我的東西太多了！”儘管“人財兩空”（花了幾十萬，還借了債），小許説，他絲毫不後悔當時的選擇。
如今，小許每次吃到梨，都會想起父親。他説，這場經歷，讓他知道“梨的味道不是甜的，也不是酸的，而是平靜的”。
陳作兵的生活卻很久不能平靜下來。很多癌症患者給陳作兵打電話，希望他能解答，究竟該怎樣做出選擇。但陳作兵堅持，那只是很個人的選擇。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羅點點豎起她的大拇指，説自己同樣很敬佩那些插着七八根管子，選擇與死神頑強抗爭的人，“好樣的！”
她説，生前預囑就是強調死亡的權利由本人做主，怎樣選擇沒有對錯，只要是自己的。
有一次羅點點去美國紐約，專門參觀了特魯多的塑像。這裏被稱作醫學的聖地。
特魯多的一生中，當醫生的日子還沒當病人的日子多。1837年，24歲的醫學院學生特魯多來到人煙稀少的撒拉納克湖畔等待死亡，他得了那個年代的不治之症肺結核。
遠離城市喧囂，他的身體慢慢好起來。奇怪的是，每當他在城裏住上一段時間，結核病就會復發，而一旦回到撒拉納克湖地區，又會恢復體力和心情。後來，他在湖畔創建了美國第一家專門的結核病療養院。他成了美國首位分離出結核桿菌的人，還創辦了一所結核病大學。當然，最終，他也死於肺結核。
如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看着雕像，最讓羅點點感動的是，蓋在特魯多下半身的那條毛毯。這條毯子讓特魯多的病人模樣顯露無疑，讓“醫生和病人沒有界限”。特魯多的墓碑上刻着他行醫生涯的座右銘：“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而這句話正是當下中國醫學界最缺少的。”羅點點感慨。
因為職業的關係，羅點點和她的朋友對“死亡是一種偉大的平等”這句高懸在北京八寶山骨灰堂門楣上的歌德的名言，有自己的理解。
王一方總講“死亡課”，他也想好了自己怎樣“下課”。他説，最後的時刻，他拒絕用機器延長生命，他會讓人給自己刮鬍子，用熱毛巾洗把臉，再擦點兒雪花膏，乾乾淨淨地離開，要“像老獾一樣，把禮物留給別人”。
ICU專家席修明説，他不會在ICU走，他要躺在一個乾淨的牀上，一個人也沒有，安靜地對這個世界説會兒話，然後走，正如一隻螞蟻離開，一片樹葉落地。
見慣了死亡的劉端祺，沒打算把自己的死亡看做“特別的儀式”。他説，他不會浪費別人的時間，不會過度搶救，趕着誰來看我，就是誰；走了骨灰放在樹下，當肥料。“我一生很充實，我給自己打80分！”
羅點點也想好了最後的“生命的句號”。死後通過捐贈變成一副白骨，掛在一位高大漂亮的隨便什麼科醫生的衣帽架上，每天和他一起面對病人，穿他的衣服，還聽他用特別軟綿的口氣打招呼：“嗨！羅美麗！”
相比羅點點他們可以預見的自我做主的死亡，老許最後的生命卻身不由己地緊緊繫在一根管子上了。
那年正月初三零點，老許的生命進入了最後的時刻。小許穿過空蕩蕩的走道找醫生，醫生決定再插吸痰管。醫生説他們的職責就是挽救生命，哪怕最後一秒鐘。
而這一次，一直很配合醫生的老許，再也不想做了。他用盡全力抓着大夫握着管子的手，使勁往外推。可醫生有力的手，準確迅速地把管子從他的鼻子穿進，直抵肺。
老許的預感是準確的，最後一管不是痰，而是鮮血。他最後一句話是：“拔掉管子！”一個多小時後，老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