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省港大營救：搶救茅盾、夏衍等諸多名人
深圳市龍華新區的小巷深處，有一個不起眼的院落，門口的鐵牌上標註着“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
在這個院落裏，並排着數間茅草搭成的小屋，説明牌上依次為“公木坑兵工廠遺址”、“草寮招待所遺址”、“後方醫務所遺址”。草屋旁邊，是一間200多平方米的鋼鐵結構的展館，其中的陳列室中，並沒有什麼讓人眼前一亮的物品——幾沓紙張、一根扁擔、兩隻水桶，牆上的幾十張人物照泛着歷史的灰黃色，湊近一看，都是在中學課本中被反覆提及的“大家”——茅盾、鄒韜奮、範長江、戈寶權……
上世紀40年代，紀念館所在的地方是一個不足200人的村子，名為“白石龍”，800多名中國當時最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奇蹟般躲避了日軍的搜捕，從淪為敵佔區的香港逃離，在附近的茅寮裏安營紮寨，然後跋涉千里，走進大後方。
身陷敵佔區
1941年，香港。
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持續了四年多，但此時這座英國人治下的租界城市還未見硝煙。
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日本空軍就在香港啓德機場扔下了炸彈，當時機場停駐了三架魚雷轟炸機和兩架水陸兩用機，這已經是英國在香港的全部空中軍事力量了。在短短5分鐘的轟炸後，它們盡數被炸燬。而當時駐防在南海的兩艘英國軍艦“威爾士王子”和“擊退”號，也迅速被擊沉。
由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組成的“旅港劇人協會”的幾位成員當時都住在啓德機場附近，據司徒慧敏後來回憶，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轟炸機場的時候，他們都“弄得很狼狽”，因為“沒有思想準備，沒有想到在最危急的時候該怎麼辦。”
日本陸軍同時從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門炮台推進，只花了5天時間就佔領了新界和九龍半島，開始轟擊香港市區。18日22時，日軍從北角、太古等地登陸，一個星期後的25日，港督府扯起了白旗，香港淪陷。
這一天，本應是香港人習慣閤家慶祝的聖誕節。
香港剛剛淪陷，日本的“南支派遣軍”特務機關“大東亞共榮圈”就在報紙上登出了啓事：“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一個文化特務還在香港的各大電影院打出幻燈“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島酒店會晤”。
為什麼日軍要搜尋這些文化人？深圳“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的館員黎金良説，“日本侵略中國是這樣一個思路：不僅要完成軍事上的佔領，而且要在精神上讓中國屈服。”
據他介紹，1941年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從重慶、桂林、上海等地來到香港的。他們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而受到政治迫害，這才舉家搬遷到當時處在英國治下的香港。
隨着大批文化精英的到來，香港出現了一股蔚為大觀的文化風潮：範長江辦了《華商報》，鄒韜奮、茅盾、夏衍編輯了《大眾生活》，喬冠華、鄭一聲主持了“香港中國通訊社”……他們繼續着抗日討頑的輿論戰。“皖南事變”後，柳亞子、何香凝等國民黨元老聯名發出致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執委的公開信，鄒韜奮、茅盾、範長江等九人發表了《我們對國事的態度和主張》，他們的這些活動引起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因此，日軍名為“邀請”，實為誘捕。
文化人們感覺到了生命威脅。戰爭爆發後，鄒韜奮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婦的住處先是從堅尼地道的一個職員家變更至軒尼詩道的一所舞蹈學校，後來又從剛剛安頓下來的中環德輔道的大旅館換到幹諾道的小旅館……
不管住址怎麼換，他們都很難離開香港：日本佔領香港後，對外的水陸交通出口碼頭、火車站都被封鎖了，香港實行了宵禁，天黑後挨家挨户上門檢查，晚上的街道空無一人。
此時，近千文化人似乎只能在“孤島”中坐以待斃。
廖承志香港“蒸發”
在“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的展示區，兩沓紙靜靜地躺在玻璃罩中，旁邊的説明為“周恩來的電報”。
黎金良介紹，在日寇剛剛佔領香港的12月8日，這兩份電報就相繼發給了當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
當時在廣東省存在着數支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活躍在香港周邊的惠陽、東莞、寶安三支隊伍在平時的偵察中看到日軍的集結，作出了“日軍有可能進攻香港”的判斷，為了做好防禦，時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後來的東江縱隊)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過廖承志與港英政府接觸。
現年90歲高齡的楊奇曾經是廣東遊擊隊的一員，參與過當年營救文化人的行動，他告訴記者，游擊隊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衞香港。雙方談判後達成了由港英政府為游擊隊提供槍支彈藥的協議，但是直到日軍突襲香港，説好的武器還沒送來。
游擊隊偵察到的情報也被陸續送到了重慶的周恩來處。在陸續發給廖承志的電報中，周恩來先是指示他，要將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經廣州灣(湛江)或東江轉入後方。然後又做出了相對清晰而完整的路線安排：除了去廣州灣、東江外，馬來亞(今馬來西亞)亦可去一些，如去瓊崖與東江游擊區則更好；不能留下隱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擊區的人員，即轉入內地先到桂林。
必須馬上安排營救工作了，但是此時，連廖承志本人都很難離開香港了。
江水是當時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的短槍隊隊長，在文化人營救行動中護送過一批文化人，他的兒子江山告訴記者，父親曾經對他説，駐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人是公開活動的八路軍幹部，早上了日軍的“黑名單”，是重點抓捕的對象，因為很多人都能認出他們來，所以，這幾個人的處境比文化人更加危險。
身在九龍的尹林平在開戰後失去了廖承志的消息，他找來交通員李建行，給了他一封密信，告訴他在香港的聯繫人的暗號和地址，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內，把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帶到九龍來。”
幾經曲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在銅鑼灣避風塘一艘香港黨組織租用的大駁船上找到了連貫，彙報了尹林平交代的任務，第二天清晨，沿着李建行來時探明的道路，廖承志、連貫、喬冠華避開了日軍巡邏艇的日常路線，經海上到達九龍紅磡，來到旺角的一棟樓房。
在此等候的尹林平見到三人，二話不説，便把他們拉上了二樓，拿出了一副麻將牌。已經十萬火急了，誰有心思打麻將？其實，他們只是用麻將牌發出的“嘩啦嘩啦”的聲音，去掩飾商量營救路線的行動的話語聲。尹林平報告説，游擊隊已經派人開闢了兩條秘密路線，一條是從青山道經過荃灣、元朗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另一條是從九龍至西貢鎮，經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的水上交通線。後來實施的文化人轉移，大體也可以分為陸上和海上兩條線路，根據個人的具體情況，又做了更加詳細的區分。
廖承志等人決定，親自按照營救路線走一遍，做個“前哨”。
現任“東江縱隊紀念館”研究策劃部副主任的陳光新告訴記者，需要轉移的人選擇哪條路線，要參考幾個因素，首先就是曝光率。當時設計了陸上線路，是因為日本佔領香港後缺乏軍糧，號稱要疏散一百萬的人口進內地，文化人可以混入這些難民中離開。但是這個方法絕對不適合廖承志等人，因為認識他們的人太多了，走海路的話，日軍的崗哨能少些，而且出了什麼緊急情況的話，往船底下一藏，也容易隱蔽。
會議還在進行中，一隊日軍例行檢查，闖入門中。看到屋子裏的幾個人賭性正濃，沒有發現什麼異樣，也就離開了。
第二天，在李建行的護送下，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喬裝打扮出了旺角。抗日遊擊縱隊前來接應的港九大隊長黃冠芳後來回憶，當時他看到的三個人，一個是“穿着黑上衣，頭戴鴨舌帽”的“胖子”，一個是“穿着中式棉袍”的“矮個子”，一個是“戴着眼鏡、知識分子的模樣”的“高個子”，在李建行的示意下，他知道，這幾個就是需要他沿途保護的人。
黃冠芳走上前去，把事先準備好的香燭、貢品等敬神的東西交給他們，一行人混入香客中，出了九龍城，進了觀音山。
從觀音山到下一站牛池灣，將經過啓德機場的九龍坳，這裏的崗哨比較森嚴，江水帶着四五個人，穿着大褂，戴着中式禮帽，裝成商人模樣，在這裏和他們接頭。當時商量的暗號是，黃冠芳帶着一把黑雨傘，看見江水，他就把雨傘張開，江水也就知道，找到要護送的人了。
江山説，當時父親所屬的這一支武裝力量被人稱為“短槍隊”，所謂“短槍”，指的就是他們配備了駁殼槍，在南方，這算是當時比較“高精尖”的武器了。幾個人都把槍藏在身上，有人走在前面探路，有人尾隨殿後，把要保護的三個人圍在中間，準備一旦有緊急情況發生，帶着他們突圍。
廖承志等人經由水上，順利到達了惠陽游擊區，經由坪山、茶園、淡水，經歷幾番“險情”後到達惠州中轉，親身經歷表明，在廣九和粵漢鐵路南段都被日軍控制的情況下，想要將文化人脱險者們送往內地，必然要經過惠州北上，經老隆中轉西去韶關，經湖南轉桂、黔、川，或者走東路轉閩西南、西北，輾轉去皖南、蘇北。
營救路線大體形成，三人分頭行動，廖承志前往重慶向周恩來彙報，連貫北上老隆佈置交通點，喬冠華奔赴韶關坐鎮。
此時最現實的問題是，怎麼才能聯繫到這些亟待拯救的文化人呢？
偷渡離港
在離港前，廖承志找到當時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機要部門任職的潘柱，囑咐他：現在還有一大批文化人沒有離開香港，有鄒韜奮、茅盾、張友漁、夏衍、胡繩等等，還有何香凝老太太、柳亞子他們，你一定要設法儘快找到他們，只要找到一兩個，就能找到一大批，然後將他們安全送到九龍。九龍那邊我會佈置人接應你。他把身上僅有的幾百港元掏了出來，給潘柱作為活動經費。
潘柱後來回憶，當時他只有22歲，廖承志之所以把這麼艱鉅的任務交給自己，是因為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熟悉香港的道路。”
但是這種“經驗”也無法讓他“大海撈針”。接到任務後，潘柱“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一天，他突然靈光一現，“只要找到在《華商報》工作的張友漁或生活書店的徐伯昕，不就可以打聽到別人的行蹤了麼？”
楊奇從事了幾十年的新聞工作，對於文化人的聯繫方式比較熟悉，他告訴記者，“潘柱首先想到這兩個人，在當時看來，是順理成章的。在香港這麼多文化人，總會形成自己的圈子，而報紙和書店正是文化人密集活動的地方。”
張友漁回憶，潘柱找到他，是在他的房子旁“守株待兔”等了兩天。本來，潘柱是想讓他提供些線索後，安排他先走，但他自願留了下來，幫潘柱聯絡。
當時的文化人都已經數易其居，雖然張友漁和他們素有交往，也很難聯繫上。他後來還記得，找胡繩時，好不容易打聽到了地址，敲了半天門，出來開門的卻是個不相識的女人，説了聲“沒這個人”就把門“啪”地關上了，他悻然走到了樓底，剛要離開，忽然，背後有人叫他。回頭一看，正是胡繩。
當時文化人的小心謹慎，可見一斑。
胡繩帶着他，在衚衕裏碰到了戈寶權，戈寶權提供了地址，他們找到了茅盾和葉以羣，又在跑馬地找到了於毅夫，在銅鑼燈籠街找到了鄒韜奮……文化人像珍珠一樣層層串聯，網絡逐漸擴大，他們被分批安置到了多個臨時聯絡點中。
其實，從周恩來到廖承志，都沒有給出一個足夠詳細的文化人營救名單，最終獲救的800多人，是在潘柱等人的尋找中，基於平時社會關係動態形成的，其中有從事文字工作的如茅盾、鄒韜奮，有活躍在影視界的如蔡楚生、司徒慧敏，也有何香凝、柳亞子這樣的抗日民主人士。
潘柱負責的文化人大部分都是要從陸上路線離開的，這段行程的第一步，就是從香港偷渡到九龍。
茅盾是第一批走出香港的文化人，他曾經寫了一本名為《脱險雜記》的回憶錄，詳細記述了他們夫婦二人從香港偷渡到九龍的親身經歷：“(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和我們住在一起的Y君(葉以羣)從街上回來，悄悄地告訴我們，明天可以過九龍去了。行李不能多帶……當然也得改換服裝，於是都買了一套黑布的短衫(香港人稱之為唐裝的)……”
之所以要做這樣的“改頭換面”，是為了能夠混入被疏散的難民隊伍中。
1942年1月9日清晨，包括茅盾夫婦、鄒韜奮在內的9名文化人由交通員們沿途保護，從臨時的聯絡點啓程了，交通員帶着他們繞開大街，專走小巷。黃昏時刻，到達銅鑼灣的糖街。
埠頭上的船已經停得密密匝匝。茅盾等人“通過一條大船，到了另一條大船上”，經過漫長的等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剎那”，船上的文化人才接到通知，“從大船走上了一條小艇，待到艙內滿員了，艇就悄悄移動了。”
此時，正是夜間三點鐘——護送人潘柱親身試驗過，日軍每天都在這個時間進行陸上換崗，海防也開始鬆懈。
天公作美，這天正有大霧。濃霧籠罩在海面上，茅盾“從(小艇)竹篷的縫裏向外窺望，遠處有一座黑濛濛的東西，一閃一閃發着亮光。這大概是一條日本軍艦，那閃光是艦上打信號。”
但是這艘平日裏會讓他們心驚膽戰的日本軍艦在此時已經構不成威脅了，次日清晨，天邊露出魚肚白的時候，小艇上的文化人“漸漸看得見陸地了，然而不見高大建築”——這片陸地，就是九龍地界。
走陸路的文化人從九龍出發，經過元朗、大帽山，進入了白石龍地區，這裏是當時游擊區司令部所在地。
白石龍里茅寮客
經過幾十里路的行走，通過元朗星星點點的日軍崗哨，翻越土匪盤踞的大帽山，一行人登上了一條名為“梅林坳”的山坳，在廖沫沙的記憶裏，他們這批文化人到達這裏時，已經是當天的黃昏時分。在山坡下，可以看到有一個荒村，這裏人煙不算太少，房屋被破壞的痕跡隨處可見。
今天的 “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南面，一片土地被圍了起來，地面上，依稀可以看到幾許殘磚破瓦，在這塊空地旁，是一間面積不足30平方米的小白房。
黎金良介紹，這片空地上原本的建築是白石龍村一座被廢棄的天主教堂，旁邊的小白房原來是教堂的修女房，數批文化人到了白石龍後的第一夜都是在這間房子裏度過的。
但是就在文化人從這裏撤離後不久，國民黨部隊來此侵擾，一把火過後，教堂主建築蕩然無存，修女房也塌了半邊，現在所看到的小白房已經是紀念館建館後修復的成果。
雖然白石龍當時屬於游擊區，但10公里外就是日軍警戒線。當時全村人口不足200人，幾批文化人先後到達，如果住在村子裏，很有可能暴露。
所以，第二夜，他們就走進了深山之中。
楊奇當時也在白石龍，他護送過一部分文化人進“深坑”。“深坑”是白石龍附近陽台山和寶安龍華圩之間的一個山窩，易守難攻，比較容易隱蔽。他告訴記者，組織上説，這是一個“死任務”，讓他一定保護好這些文化人。轉移是秘密的，直到晚上7點，天開始黑了，他們才出發，當時他帶的那隊文化人大約有20人，包括茅盾、鄒韜奮、戈寶權等人。這些文化人都來自城裏，基本沒在晚上走過山路，游擊隊員給每個人提前發了一根竹棍，讓他們借力。鄒韜奮因為眼睛不好，走得跌跌撞撞，格外費勁。
今天的紀念館裏，文化人當年的“住宅”被還原了：把松樹作為圍牆的柱子，屋頂搭草棚，裏面架上橫杆，鋪上竹子，形成了一張長兩米的“竹牀”。這樣的簡易建築，被當地人稱為“茅寮”。
無炊無具，做飯是個問題。
黎金良告訴記者，當時不允許自己生火做飯的，因為一旦有煙火痕跡，附近的敵人便很容易發覺，就無法達到隱蔽的目的。紀念館中，至今保留着兩個鏽跡斑斑的鐵桶和一根竹製的扁擔。——當年，白石龍的村民就是利用這樣簡陋的器具，在家做好飯菜後、送到山裏。
在楊奇的記憶中，當時游擊隊的條件非常艱苦，因為東江地區有日軍“掃蕩”，又有國民黨軍隊出沒，地方亂，商人少，税收也少。戰士們每天伙食供應標準僅有生油五錢、菜金一角，但是給文化人的待遇翻了一番——生油一兩、菜金兩角。
只要條件允許，游擊隊都堅持為文化人創造更好的物質條件，戈寶權曾經回憶“儘管游擊隊的條件很困難，我們每天還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飯，幹炸小魚或者蝦醬之類的東西。部隊也很關心我們，還常把煮好的‘番薯泡糖水’(紅糖煮的番薯湯)，用水桶挑來送給我們吃。有時還燒好熱水，要我們到部隊旁的樹林和河邊去洗澡。”
而文化人們也習慣用樂觀的態度來面對艱苦的生活，茅寮中的竹子牀凹凸不平，很難入睡，茅盾卻説“這是卧薪嚐膽，對付日本侵略者，應該有這種革命精神。”
在深坑茅寮中的日子持續了十來天，文化人就被分批護送，前往東江的政治、經濟中心惠州，但是此時的惠州，並不是一座對他們足夠友好的城市。
惠州來了“羅老闆”
1942年1月的一天，惠州(當時的惠陽縣)出現了生面孔：兩個西裝革履的年輕人。他們大搖大擺地進出着城裏最高級的旅店、酒家，擺足了譜。
傳説這兩個人一個是“香港昌業公司”的總經理“羅老闆”，另一個是另外一個香港大商行的“少東家”，因為香港被日本人佔了，才把生意搬到惠州的。
其實，他們的真實身份都是地下黨員，“羅老闆”是惠陽縣委組織部長兼武裝部長盧偉如，“少東家”是惠陽縣梁華區區委書記陳永，他們來到惠州，是為了建一個秘密聯絡站來接應即將到來的文化人。
惠州市惠城區黨史研究室主任肖毅告訴記者，廣東省有一條名為“東江”的河流，這條河流經粵東包括深圳、東莞的多個地區，惠州是當時“東江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選擇這裏作為交通線的一環，出於幾點考慮，一是這裏靠海，水陸交通比較方便，坐船可以到達韶關、桂林；二是惠州的政治優勢，當時這裏有一支共產黨領導的粵東地區武裝力量，可以配合營救行動。
但是當時的惠州，並不是一個平靜的城市，據史料記載，日軍先後四次從大亞灣登陸，到惠州燒殺搶掠，1942年初，本來駐紮在惠州北面的國民黨一八七師把軍隊開了進來。
對很多要從這裏潛回大後方的文化人來説，這可不是好消息，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原本就是為躲避國民黨頑固派迫害而避居香港的。
盧偉如和陳永在惠州轉了幾圈，最後包下了當時城裏最豪華的旅店——東湖旅店的二樓。
就在他們的樓上，住着一八七師的師長張光瓊。
盧偉如後來回憶，他們把聯絡站設在東湖旅店，是經過一番觀察和了解的結果，張光瓊性喜漁色，把這裏搞成了一個“安樂窩”，但又怕被人知道，於是天天佈置人在門口站崗，這樣一來，城裏的特務、暗探反而從來不敢進來搜查。
“對於黨的地下工作來説，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肖毅説。
盧偉如他們選擇這裏做了聯絡站後，在城裏租了一間關了門的商店和幾間民房，對外稱用來安置“從香港逃難來的親友和夥計。”盧偉如的兒子盧曉衡後來回憶，當時母親葉景舟還在區委工作，和父親定了親，但還沒辦婚事。就在盧偉如的佈置任務完成不久，母親被組織派來和父親“火線完婚”，來充當“羅老闆”剛剛從香港接來的妻子，以達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家眷”到了，“羅老闆”的買賣也開張了，盧偉如通過游擊隊從香港運來了幾十擔的煤油、棉紗、汽車輪胎，囤放在城裏的“東和行”，這家商行的幾位老闆都是和共產黨有聯繫的農工黨黨員，盧偉如利用這家商行，為自己的身份打掩護，並通過買賣籌款。
在盧偉如的有意結交下，樓上的張光瓊也很快成了這位“大老闆”的酒肉朋友，兩個梅縣的老鄉“一見如故”，後來，“羅老闆”的另一家商行“源吉行”被日本飛機轟炸失火，張光瓊還主動派兵過來滅火。
因為“羅老闆”做的都是熱門貨的生意，城裏的軍政官員們也湧到東和行買貨，盧偉如就利用這個機會，來探聽國民黨軍隊佈防的情況。此時的惠州城內外，國民黨的軍隊和中統的特務組織設立了眾多的水口和檢查站，為了讓文化人能順利通過，盧偉如花了一大筆錢來宴請國民黨的高官們，推杯送盞間，他提出自己有些香港來的親友、同事，想要去後方避難，請他們“高抬貴手”，雖然在座的高官們都同意“行個方便”，但是盧偉如還不放心，又到沿途檢查站的軍團部裏上下打點，不僅團長和副團長得到了留聲機這樣的厚禮，甚至連這個團的營、連長和關卡上的哨兵，都收到了斜紋布這種戰時的稀缺物品。
1942年的除夕前夜，“羅老闆”終於等到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東和行的外鄉人
第一批到來的文化人由張友漁帶隊，總計有20多人，其中包括茅盾夫婦、廖沫沙、葉以羣等人，當天他們行進了近五十公里，到惠州已經是深夜。
文化人到惠州後，都被盧偉如領進了東湖旅店。肖毅告訴記者，接到這些人以後，盧偉如首先考慮的就是如何隱蔽他們。東湖旅店並不算太大，況且張光瓊帶人住在這裏，來的人太多的話，暴露的危險性會大大增強，而且保不準就有國民黨官兵看到過茅盾等人在報紙上的照片，那時麻煩就大了。
第二天，文化人就被“分流”了。
其實，在他們到達之前，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已經到過惠州城，廖承志看了盧偉如的準備情況，提前做了幾點安排：文化人到達惠州後可以和盧偉如他們一起住在東湖旅店，但是茅盾這樣的知名人士要在“東和行”隱蔽起來，以免被人發現。盧偉如的“昌業公司”只是一個空殼，一旦有人去香港查證，便會迅速暴露。所以，廖承志指示曾經在香港開設過“東利運輸公司”的廖安祥留在這裏開辦一個新商行“源吉行”，對外宣稱，“羅老闆”是這家商行的大東家。
盧偉如向文化人公佈了幾條注意事項，讓他們把身上可能會暴露身份的筆記本和鋼筆統一上交，集中保管。考慮到這些文化人大多來自北方，不懂當地話，他們被要求不準隨便上街，也不要在生人面前開口説話。
第一批住在“東和行”的文化人因為天天不能出門，都憋壞了，有次想要在門口透口氣，剛嘰嘰咕咕説了幾句話後就遇到兩個在街面上晃盪的警探，一聽他們不是廣東本地人，非要進到“東和行”裏搜查。
盧偉如想起這件事都後怕——當時他正好也在，看到情勢不妙，連忙跑去打圓場，説這幾個人都是自己公司的商人和夥計，因為香港被日本鬼子佔領了，準備回家逃難。但是費了半天口舌，兩個警探還是不肯作罷，千鈞一髮之際，一個人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嚷嚷着“這麼多人圍着幹什麼，搞什麼鬼！”
看到這個人，盧偉如心裏暗道：救星來了！原來這個人是當地國民黨駐軍一個營長的弟弟，常常和盧、陳等人在“東和行”打牌，和他們都混得很熟。盧偉如趕快把他拉到一邊，塞了一把票子，讓他幫忙説情。收了好處，這個人威脅兩個警探：“這個是張師長的朋友！”見張光瓊被抬了出來，警探們只好放棄了搜查，灰溜溜地走了。
這件事給了盧偉如等人一個警示，之前，他們太過於專注和國民黨的上層拉關係，忽視了中下層。正好，在廖安祥的經營下，“源吉行”的生意也是日益興旺，有了經濟基礎，盧偉如宴請高官們的規格也上去了，他經常帶着他們包下西湖艇吃飯，還替他們從香港帶回緊俏的商品，對於基層官兵，也開始頻繁送禮。
國民黨駐軍的胃口被喂大了，他們提出讓“羅老闆”為每位連以上的幹部做一套高檔西裝。
盧偉如不動聲色地答應了，繼續觥籌交錯。
“羅老闆”又提出：這些商人和夥計都要返回內地了，需要難民證，酒桌上的國軍高官們痛快地答應下來。
正月初三下午，茅盾這批文化人登上了開往老隆的大船。後來，多則幾十人，少則幾個人，“羅老闆”又從惠州送走了幾百個“熟人”。
陸上的接力似乎“接棒”順利，但從海上營救文化人的那條線卻出了個大麻煩——他們把何香凝、柳亞子弄丟了！
▲廖承志在廣州與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起為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鬱風、葉文津、司徒慧敏)
水盡糧空渡海豐
何香凝原本住在上海，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們全家搬遷到了香港，日本剛剛佔領香港，她便遭遇了一次險情。
據她的女兒廖夢醒回憶，當時母親住在蔡廷鍇的房子裏，一次日本人前來搜查，兇惡地盤問她是做什麼的，母親面不改色，用日語告訴他們“原來住在這裏的家人走了，我是給他們看房子的。”日本人又問她為什麼會説日語，母親隨口騙他們自己原來在日本開過茶葉店，日本兵沒能搜出什麼，於是就離開了。
但此時的香港已經明顯不是久留之地了。讓柳亞子和何香凝從水路走，主要考慮到他們的年紀，走陸路翻山越嶺，不適合兩位老人家，坐船比較輕鬆，可以讓他們不至於過於奔波。
潘柱和何香凝一家取得了聯繫，找到一條機帆船，讓一位姓謝的地方黨員護送他們和柳亞子父女去海豐，再回大後方。廖夢醒回憶，當時的情況太緊急了，母親不僅來不及帶最得意的畫稿，甚至父親廖仲愷生前最喜愛的絹繪獅子畫軸都被留在了香港。
何柳兩家上了船，按照機帆船正常的行進速度，兩天後他們就能到達中轉站長洲島。
但是幾天後，杳無音訊。
潘柱心急如焚，他決定親自去長洲島探明情況，但是此時的長洲島，已經處在了日軍的封鎖下。他後來在《虎口救精英》一文中回憶，自己當時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他把一封信交給中共南方局的劉少文，告訴他，自己如果三天後回不來，就可能犧牲了，到時請他把裝有營救名單的信交給黃施民。
這封信沒有派上用場，潘柱安全到達長洲島，被告知何柳兩家已經去往海豐了。
這幾天，發生了什麼？
完成護送廖承志三人的任務後，江水也被安排在海上交通線上協助護送文化人。當時日本人強迫所有離港的船舶拆除機器，何香凝等人所乘坐的機帆船也沒能倖免。沒了機器動力，他們的船藉助風力行駛了幾天後，海上的風逐漸變小，而船上的食物和淡水也見了底，不知道船老大用了什麼方法，通知了江水的隊伍，江水派來了一艘小艇，為他們解了燃眉之急。
這艘小艇帶來了燒雞、煮熟的雞蛋、奶粉，裝滿了淡水。駕船的是位女游擊隊員，名叫阿嬌，她把何香凝等人接到艇上，親自護送他們前往海豐。
這次的“走險”經歷給何香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她留下了這樣的詩句：“水盡糧空渡海豐，敢將勇氣抗時窮。時窮見節吾儕責，即死還留後世風。”
沿着游擊隊開闢的海上路線，幾百位抗日民主人士、文化人逃離了香港。
而從惠州走出的“大部隊”，到達老隆後，便被早早候在那裏的連貫用“義孚行”的名義，藉助火車、汽車送去了韶關，人身安全從此無虞。但是還有一個人，卻滯留在了老隆，他就是鄒韜奮。
“格殺令”下的“李尚清”
4月下旬，連貫在老隆的助手鄭展從地下交通員那裏帶回了兩個人，其中一位“臉龐消瘦，戴着眼鏡”，難民證上的名字為“李尚清”，登記的職業為“香港某商行的股東”，後來，他從連貫那裏得知，這個人就是知名報人鄒韜奮。
第二天，連貫派鄭展去聯繫到韶關的汽車，但是，要送走的卻只有來時和鄒韜奮同行的胡繩一個人。
“當時，鄒韜奮已經被通緝，甚至被下了格殺令，如果立刻按照其他文化人的路線離開，非常危險。”黎金良介紹。
情報顯示，此時的國民黨頑固派知道鄒韜奮逃出了香港，他們密令各地的特務機關嚴密偵查鄒韜奮的行蹤，並在沿途各個關卡散發了他的照片，不僅如此，韶關的特務頭子夏某還下令，一經發現可就地解決。
參與營救鄒韜奮行動的陳啓昌後來回憶，他們最後商定的對策為“停止行動，就地隱藏”。當時老隆附近的梅縣江頭村是陳啓昌的老家，這個村子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曾經是一個蘇維埃村，擁有比較好的羣眾基礎。他作為回國華僑陳卓民的兒子，成為地下黨後回到家鄉，用“商行經理”的偽裝身份在當地的大小衙門建立了各種社會關係，鄒韜奮跟着他，作為“患腦病”前來“休養”的“香港商人李尚清”住在了江頭村。
但是國民黨當局到處搜不到鄒韜奮，推斷他“還住在東江鄉間”，專程派來了認識他的特務頭子劉百閔來廣東，劉百閔甚至還去了梅縣。
江頭村已經不安全了，周恩來特別發出了指示——立即設法把鄒韜奮安全送到上海，然後轉往蘇北抗日根據地，並派來了原來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書店的幹部馮舒之參加護送行動。
據鄭展回憶，9月25日，他和馮舒之護送着鄒韜奮離開了江頭村，先乘小船沿梅江到了興寧，再從那裏改乘“僑興行”(連貫開設的另外一家商行)運輸貨物的汽車前往韶關，每逢關卡檢查，就由馮舒之拿着通行證出來應付，聲稱“老闆有病，不便下車”，因為“僑興行”過去常給各關卡的軍警小恩小惠，所以，檢查還算“通融”。
一行人到達韶關後，為了躲避“尾巴”，在江邊找了一條專供住宿的船湊合了一晚，第二天就登上了前往淥口的火車。火車上的憲兵要進行例行檢查，鄭展事先安排鄒韜奮裝作病重的樣子在鋪上躺下，在額頭上敷上濕毛巾，旁邊擺着藥瓶子，假稱發了高燒，在憲兵走到他們這一節車廂的時候假意埋怨馮舒之：你怎麼搞的，你們老闆病得那麼厲害，還讓他出門……
因為之前無意中聽到了憲兵的梅縣口音，他也就故意説起了方言來拉關係，所謂“同鄉三分親”，看到馮舒之手中“李尚清老闆”的假證件，憲兵沒有再多加檢查。
從淥口乘船前往長沙，幾經輾轉，鄒韜奮終於安全達到了蘇北解放區，這一天，是1942年11月22日，他是這場營救行動中的最後一名獲救者。
這場“文化名人大營救”，歷時11個月，數個省市的地下組織和廣東抗日遊擊隊伍參與其中，共搶救800多名文化人。他們無一人被敵人截獲，無一人死傷。
被營救者的名單上包括：著名文學家茅盾、劇作家夏衍和袁水拍、文藝理論家胡風、報人範長江和鄒韜奮、國學大師梁漱溟、漫畫家丁聰、科學家高士其、電影導演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演員金山和王瑩……可謂燦若繁星。
“如果這場營救行動不成功，整個中國的文學史和藝術史都將被改寫。”楊奇説。
除此之外，國民黨駐香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餘漢謀夫人上官賢德和參議劉璟、南京市長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等國民黨軍政機關高官及其家屬，也都是在中共地下黨員、游擊隊員的協助下，逃離了香港。
這場大營救行動，無愧於茅盾後來的褒揚——“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説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