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等生，你為什麼不快樂

這份“退學申請書”於社會的啓示則在於：給學生減負是所有學校共同的任務，對優等生也一樣；如果我們不想讓下一代變成看破紅塵、牢騷滿腹的人，我們應該先從建立積極心態做起，儘量不做負能量的製造者和傳播者。

近日，一位名叫馮邵一的十歲男孩在網上發表一篇《申請書》稱，“我申請退學，我不想把我的理想葬送在這無聊的考試中”。文章不僅展現了這個10歲兒童對“理想”等問題的思考，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學校各種僵化制度的不滿。文章犀利而“雄辯”，在網上引起強烈關注。

這個十歲男孩文筆的老練程度，思考問題的深度和維度，已遠遠超過同齡孩子。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這篇文章倒像是一個憤青型大學生寫的。不過，孩子畢竟是孩子，論述中不無幼稚穿鑿之處。同時也因為他是一個孩子，感同身受地寫出了一個優等生的煩惱，這份“退學申請書”值得重視。

十歲男孩對教育和理想“吐槽”，與其説是深思熟慮的成果，倒不如説是道出了自己的苦悶彷徨。在他的眼裏，除了和心愛的姑娘“浪跡天涯”，一切都是無意義的：考重點高中沒意義，找一份工資高的工作沒意義，當總統、當作家、當科學家沒意義，所有遠大的志向都沒有意義。通篇都是一波波的反問，都是一以貫之的“做到了又怎麼樣”的悲觀論調。

雖然這些排比句有一種“排山倒海”的氣勢，看上去雄辯有力，但仔細推敲就會發現：他總是把一種單向的邏輯推向極端，並以此來論證此路不通。他總是不問前提條件、不講問題的兩面性，只管揪着片面事實來一葉障目。比如説，他只看到了總統“説着言不由衷的話，戴着偽善的面具，花着老百姓交的錢，每天上躥下跳”，卻不提總統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上的諸多可為之處，在引領國家和民眾前進中發揮的作用。他只看到了諾貝爾“發明了炸藥讓全世界生活在恐懼中”，卻不提即使沒有諾貝爾的炸藥，人類的彼此殺戮也不會停止，炸藥何辜？他的確是觸到了很多問題的實質，可是又總在關鍵時刻讓偏激主宰了頭腦，因而他的反問最終停留在了孩子氣的抱怨上，讓人啞然失笑，而忽略了對真問題的關注。

雖然小馮“小大人”式的詰問容易讓人思路跑偏，但我們至少能從文章中讀出：他不快樂。從現有的報道看，小馮是一個高智商的孩子，因為成績優異而連跳三級，十歲就讀了初一。但也正是初中的一整套不同於小學的教育模式，讓他無從適應。他在小學是一個功課和才藝兩不誤的優等生，課外活動豐富多彩，到了初中就只剩了“上課，做作業，考試，排名”，他的成績不再拔尖，無法讓老師和家長滿意。這種地位和處境上的變化，是他不快樂的直接原因。而一個基本上在小學“素質教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一下子和比他大幾歲的孩子一起在“應試教育”的環境中競爭，其中的齟齬和痛苦也引起了他的理性反思。孩子的感性體驗是可以調整的，而他對初中的沉重功課和枯燥生活的抨擊，則值得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公眾進行思考：我們究竟有沒有必要把孩子變成解題動物，有沒有必要讓他們小小年紀就承受成人化競爭的戕害？

這份格調灰暗的“申請書”，還足以引起我們對孩子心理狀態的擔憂。他的行文固然不無跟老師、家長打擂台的刻意，但不難看出他在寫作時心中裝滿了“負能量”。為什麼當作家、當科學家、當政治家這樣既能有益公眾、又能施展抱負的好職業，在他眼裏那樣毫無意義？以他的學識和思考能力，本不該如此偏激幼稚。這固然是基於個人挫折和環境逼壓，同時也説明在他像海綿一樣吸取知識和觀點之時，他吸入了太多的灰色論調和悲觀情緒。這是一個決不缺少抱怨的時代：一事當前，很多人看不見陽光的一面，只對陰暗面耿耿於懷；一事未成，很多人總是強調客觀困難和他人作祟，從不反思自己的策略和行動是否對路。每個人都有一雙懷疑世界的眼睛，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譴責環境，在這種公共氛圍中長大的孩子，怕是很難有積極爽朗、單純摯誠的心態。

幸好，小馮還相信“愛情”，這説明他沒有被灰色心態吞沒，他的老師和家長還可以就着這一線光亮，想辦法讓他變回快樂優秀的學生。而這份“退學申請書”於社會的啓示則在於：給學生減負是所有學校共同的任務，對優等生也一樣；如果我們不想讓下一代變成看破紅塵、牢騷滿腹的人，我們應該先從建立積極心態做起，儘量不做負能量的製造者和傳播者。（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