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合作擦肩而過 石原慎太郎背後的財團力量

近期，中日兩國有關釣魚島爭端愈演愈烈。日本野田佳彥政府2012年9月10日宣佈所謂“國有化”釣魚島，緊接着進行“國有化土地登記手續”，並宣稱“舉全國之力強化對島嶼及其附近海域的警備”。對於日本這一系列舉動，我國政府提出嚴厲警告，並派出海監船到釣魚島附近巡視，國內民間保釣情緒日趨高漲。

曾幾何時，中日雙方也曾相約攜手開發東海資源，“購買釣魚島”始作俑者也曾來到中國表達善意，甚至日本政府還曾提出“脱美入亞”言論，高調向亞洲尤其是中國靠近。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中日之間錯過了友好親近的最佳時機。

中日東海：第一次親密接觸

2008年奧運會舉辦之前，有一件關乎中日政治經濟關係發展的大事悄然發生。這一年6月18日，中日雙方同時公佈了《中日關於東海共同開發的諒解》（下稱“東海協議”），此份協議文件標誌着中日雙方在東海資源共同開發上達成了共識，將共同開發東海資源。

作為合作第一步，中日雙方協商劃出了一塊麪積2600平方公里的“共同開發區”，此區域橫跨日方主張的所謂“中間線”，具體地點在“中間線”的北端。除此以外，雙方對日本法人蔘加中國已開發的春曉油氣田也達成諒解，雙方以合作大局為重，協議共同開發。

在此之前，中日兩國在東海問題上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尤其是小泉純一郎當政時期，其在靖國神社、釣魚島等問題上的一意孤行，一度造成中日關係陷入冰點。2004年6月23日，以時任日本經濟產業大臣的中川昭一為首的部分日本官員，乘直升機飛抵東海上空，“視察”中國“天外天”、“平湖”和“春曉”等油田，導致中日東海問題全面升級。前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馮昭奎曾説，如果不是之前小泉純一郎、中川昭一等強硬派人物的頑固堅持，東海協議早完成了，不會拖到奧運開幕之前。

小泉下台後，中日《東海協議》迅速推進。2006年11月，接替小泉純一郎成為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希望中日雙方現在能進行合作，在東海有爭議的地區附近着手實施天然氣開採計劃。最終，2007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與中國進行多輪談判之後，完成了中日《東海協議》的簽訂。

一直以來，關於《東海協議》中涉及到的“春曉”油氣田，中國政府曾多次重申拒絕與日本合作開發。東海協議的意義在於，中日雙方避免了海域歸屬和中間線問題，形成“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具體化成果。

石原慎太郎背後的財團力量

也就在2008這一年，中日合作如火如荼進行之時，石原慎太郎出席北京奧運會。石原慎太郎正是日本“購島”的最早提出者，他從1999年當選日本東京都知事（東京市長）一直連任至今，在中國可謂“臭名昭著”，身上貼着“右翼分子”、“反華分子”、“極端民族主義者”等標籤。

出席中國奧運會體現出了石原慎太郎對華態度的轉變。2008年1月，石原為北京奧運會加油打氣，在都議會上稱“祝願東京友好城市——北京舉辦一屆成功的奧運會”。而且在北京奧運會上，石原還對中國奧運志願者誇獎有嘉：我切身感受了13億人口大國的壯觀場面。我感受最深的還是參加志願者服務的大學生。他們非常親切，彬彬有禮。一打聽才知道他們還要為殘奧會無償服務。中國的新一代年輕人顯然對國家和社會的前途抱有期待，這一點與日本的大學生完全不同。

石原慎太郎畢業於日本一橋大學，而一橋大學正有“財界領袖的搖籃”之稱，畢業學生人才輩出，尤其是其培養出的工商金融界學生，多數都會成為日本各大財團的領袖級人物。石原與日本財界關係非同一般。事實上，石原雖身為政界人士，但其背後也有着能夠促進中日經濟合作的日本大財團關係。1989年，石原與日本三井財團旗下企業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了《日本可以説“不”》一書；1998年9月，石原又與日本三井財團的綜合商社三井物產旗下三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市川周共同出版了《對美宣戰：説不的日本經濟，從美國金融奴隸的身份中解放出來》一書，以日本經濟戰略為題，矛頭直指美國霸權，此書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一定影響。

日本的“脱美入亞”夢

2008年《東海協議》為中日經濟合作奠定了基礎，2009年鳩山由紀夫的上台則為兩國在國際戰略上的合作創造了絕無僅有的機會，鳩山政府上台便舉起“脱美入亞”的政治理念向中國頻頻揮手。

2009年9月16日，鳩山由紀夫作為日本民主黨黨首當選為日本首相，成功終結了日本自民黨長期的執政地位。剛剛上任不久的鳩山在9月21日於紐約參加聯合國峯會時，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便拋出了對重組中日美關係的一記重磅炸彈——“東亞共同體”構想。

同年11月15日，鳩山在新加坡國際研究院（RSIS）發表《亞洲的新承諾——實現東亞共同體的構想》演講時詳細闡述了其“東亞共同體”觀點：“簡而言之，我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就是根據‘開放的區域合作’的原則，通過推進相關國家間的各領域的合作，在這一地區建立多重的機能性的共同體之網。在合作的過程中，我們要共同制定規則，相互配合，集中大家的智能，共同地遵守規則。這樣，我們就不僅能夠得到現實的利益，而且還能夠培養相互信賴的感情。”

事實上，鳩山由紀夫一直十分重視與中國的關係，早在1996年日本民主黨成立，鳩山便率領第一個訪華團來到中國。1999年，鳩山出任民主黨黨首後，訪問的第一個國家還是中國。2000年，鳩山訪問中國還在中國人民大學發表演講，題為《以日中建立共通議程的時代為目標——建立“同心同德”的日中關係》。

2009年12月10日，鳩山內閣支持者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攜140名之多的國會議員訪問中國，顯示出了民主黨對中國的親近的政治姿態，日本《產經新聞》評價此次訪華説，“彷彿是鄰國的家臣們去參拜中國的皇帝一樣，瀰漫着朝貢的氣息”。

鳩山由紀夫的家族也與中國有着頗深淵源，這可以追溯到鳩山由紀夫的曾祖父鳩山和夫，1886年8月中國北洋艦隊訪問日本時與日本警民發生衝突，日本則派出鳩山和夫與中國交涉，事後清政府還頒發給了鳩山和夫一枚二等龍寶勳章。後來鳩山和夫擔任早稻田大學校長期間，成立“清國留學生部”，大量接受中國留學生。鳩山由紀夫的父親鳩山威一郎也曾經多次訪華，積極支持中日友好並作了大量工作，曾經具體負責與中國就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工作。

與對中關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鳩山政府對美的強硬態度。和中國關係的親近和與對美國關係的疏遠讓美國很不舒服，美國開始擔心日本偏向中國的態度不利於日美同盟穩固性。

實際上，鳩山所在的日本民主黨在取得政權之前，就一貫主張“對等的美日關係”和“沒有基地的美日同盟”。在美國駐日基地轉移問題上，民主黨公佈了“歸還普天間美軍基地”的具體政策，即停止使用軍用機場，將美軍海軍陸戰隊基地遷往沖繩縣之外的地點。

2009年8月10日，鳩山由紀夫在日本《VOICE》雜誌發表了《我的政治哲學》一文，公開批評美國式利伯維爾場原理主義，提出“自力和共生”的“友愛”理念和“東亞共同體”構想。他在文中説道：“金融危機使許多人意識到，美國單邊主義時代可能正走向沒落，美元持續作為全球主要貨幣的地位也令人生疑。”

鳩山由紀夫上台之後，更是啓用了對美“排斥”且主張“東亞共同體”的寺島實郎作為其外交智庫，寺島實郎的思想對鳩山由紀夫影響頗大。寺島實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此後一直在日本三井財團的綜合商社三井物產工作，曾擔任三井物產華盛頓事務所所長駐美多年，發表過很多國際關係、對美政策的著作，主張美日同盟是冷戰時期產物，不能固定化；中國和東亞發展是一個歷史性變革；“親美入亞”是日本的戰略選擇。

對於鳩山政府接近中國而疏遠美國的做法，美國人十分慌張。2009年10 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日，向日本方面表達了對日本企圖改變美日同盟現狀的不安，他警告日本新政府稱，如果日本違反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接近正崛起的中國，將面臨嚴重後果。10月22日，《華盛頓郵報》引用美國官員的話稱，現在最難辦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美國人的憤怒也恰恰表現出了他們對中日關係拉近的不安。

中日關係，漸行漸遠

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沒有對美國“落井下石”。倡導“東亞共同體”、“平等的美日關係”的鳩山由紀夫則在美國的影響下徹底下台。同時，中日關係也因鳩山政府的下台而再次陷入停滯不前狀態。

美國當然不會容忍鳩山政府對美國強硬、親近中國的舉動，於是利用鳩山由紀夫對國民的諾言擊垮了鳩山。鳩山由紀夫上台後便致力於推動關於美國駐日本沖繩普天間基地的遷移，期間提出了諸如“德之島方案”、“邊野古周邊方案”、“勝連半島案”、“嘉手納機場合併案”等多項遷移方案，日本方面甚至對每個方案都在技術細節上進行了研究考證，而且既要得到當地住民的同意，也要得到美國的同意。但美國多以“無稽之談”否定方案。

在美國眼裏，日本一向屬於“順從者”，而鳩山對美軍基地遷移的強硬態度卻是美國所料不及的，2009年10月22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引用美國駐日本大使肯特·考爾德的話説：“在過去30年中，我從未聽過或見過日本人對美國外交官如此強硬，甚至私下裏頻繁的頂嘴。以前如果美國提出一項協議，日本通常的回應就是‘很好’，但現在一切都變了”。

因此，美國對鳩山提議的軍事基地遷移一事置若罔聞，導致了鳩山政府言行不一，同時引起了日本民眾對鳩山政府的不信任。日本民眾普遍認為，鳩山由紀夫對於沖繩普天間美國基地“至少遷移到沖繩縣外”的言論已經成為鳩山民主黨的“公約”，但鳩山政府在與美國過招的確遇到了極大障礙，沒能履行“沒有基地的美日同盟”，甚至連遷移出沖繩縣都做不到，這對鳩山在民間的形象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到了2010年6月底，無奈之下的鳩山由紀夫只好迴歸到2006年自民黨時期與美國簽訂的日美協議上來，與美國達成協議，按照自民黨時代的“合意”，普天間機場將被遷移到邊野古地區和周邊水域，但還是沒有移出沖繩地區。這一舉動徹底激怒了日本官民，還導致了與民主黨聯合執政的社民黨的脱離。

2010年6 月2 日，在民主黨參眾兩院議員全體會議上，鳩山以美軍基地遷移所引起的政局混亂引咎辭職，一直支持鳩山內閣的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也辭去了職務。在長達20分鐘的辭職講話中，小澤一郎唉聲嘆氣地表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回憶，有一天我待在酒店房間裏，突然一隻小鳥飛到面前，這是一種在我家鄉經常見到的鳥，看到它，我彷彿覺得它是來告訴我，該是回家的時候了。”

鳩山由紀夫的下台，意味着中日兩國真正形成合作發展關係的希望已經渺茫。小泉政府時代，因靖國神社參拜等事件，中日政治關係一度陷入冰點。安倍晉三上台後，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不斷改善。到了鳩山由紀夫，因其“東亞共同體”的政治理念，為中日合作提供了一次絕無僅有的機會，但隨着鳩山的下台，此種機會悄然錯過。

鳩山由紀夫的繼任者菅直人上台後，再次沿用了美日同盟外交策略，鳩山所謂“東亞共同體”也隨之無人問津。而且，與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不同，民主黨內有着鳩山由紀夫、小澤一郎等與中國有歷史淵源的人物，這些人物的下台，導致真正與中國溝通的日本掌權者變得極少。

作者：白益民（著名產業經濟學家、社科院日本經濟學會理事、央視財經頻道特約評論員，著有《三井帝國在行動》、《瞄準日本財團》等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