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中國照相館——從引領時尚到續寫歷史

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２３日電（記者 劉欣）題：特寫：中國照相館——從引領時尚到續寫歷史

一台照相機和一位將襯衫挽至臂肘的攝影師，面對着微笑的顧客，將最美好的瞬間定格。這對中國照相館來説是每天最重要的事，７５年不變。

在高樓林立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國照相館１０００多平米的四層小樓不顯眼，但每一次走過這裏的人，常常會駐足片刻，因為櫥窗裏擺放着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三位中國前領導人的標準照。

照相館辦公室主任高裏奇説，周恩來總理１９５６年曾來中國照相館拍照。後來那組１００張８寸照片伴隨周恩來訪問了亞非拉５國。直至周恩來總理１９７６年逝世，出自中國照相館的這張標準照成為了他的遺像照片。

１９３７年，中國照相館在上海開業，當時的員工不足１０人。高裏奇介紹，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做出發展首都經濟的指示，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於１９５６年親自到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選擇了一批民間企業遷至北京，中國照相館就是其中一家。

此外，四聯美髮、造寸服裝店等涵蓋美髮、洗染、餐飲、照相等行業的上海品牌陸續來京。

今年８７歲的徐松延老人是第一批１８位隨着照相館遷京的員工之一，至今還有着濃重的上海口音。

“所有人當時都不到３０歲，聽到來北京工作的消息後既激動又忐忑。”徐松延説，激動的是來北京工作覺得很光榮，忐忑的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擔心能否適應在北京的生活。

“北京氣候乾燥，飲食習慣也和南方有很大不同，剛來北京時，的確遇到了生活上的諸多不適。”徐松延向記者講述道。不過，隨着時間的流轉，以及日後北京逐漸豐富的食品供應，從上海來的攝影師們逐漸融入了北京的生活。

高裏奇説，為了鼓勵徐師傅這樣的人才來京，國家為他們提供了當時全國較高級別的工資待遇，户口、住房問題也都得到了解決。

中國照相館遷京後立即受到了首都人民的歡迎。“在那時，上海的商業較為發達，也較早接觸到新鮮事物，因此從上海來的店鋪代表着新穎、時尚，為當時的北京市場帶來了活力，”高裏奇説。

那時的彩色照片還處於手工上色的階段，徐松延就是這方面的行家，為了適應不同硬度的相紙，他研製了３００多種照片試劑。

如今中國照相館暗房已改為明室操作，數碼攝影廣泛代替了膠片機；工藝上也從“熱裱”改為“冷裱熱壓”，從而節約電力和原材料。

徐松延拿出自己珍藏的手工上色照片，雖然一邊説着“數碼照片比這個好看”，但仍能看出他對這種老式沖洗方法的懷念和偏愛。

中國照相館並沒有通過價廉來吸引顧客，６０年代時一張1寸黑白照片在這裏需要０．７元，這個價錢對普通百姓來説並不便宜，但每天仍舊顧客盈門。

１９７９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照相館將婚紗攝影引入首都市場，此後他們更是迎來了效益最好的時期。

那一年，時任中國照相館經理的姚經才走訪香港、台灣後，對那裏的婚紗照印象深刻，回京後率先搞起了婚紗照業務。

儘管當時一套婚紗照只有五張照片，捧花也只是塑料的，但對那時的年輕人來説也絕對是新鮮事物。

“有時候一天要接待３００對新人，師傅們忙到深夜一兩點。”姚經才之子、現任中國照相館豐台店經理姚建中説。

“從那時開始，中國照相館鏡頭對面的顏色不再是簡單的黑、白、藍。女性顧客開始燙髮、穿裙子,可以説，中國照相館見證着中國人拍照潮流和習慣的變遷。”姚建中説。

姚建中説，７０年代，顧客需要攝影師幫着擺造型、調姿勢，面部表情顯得僵硬，現在的顧客更加自主，強調個性。

中國照相館１９５６前為私營，遷至北京後改為國營，直至２００１年，中國照相館完成了由集體制到股份制的改制，改制後職工控股７０％，國家控股３０％。

“改制後，我們每年的營業額以３０％的速度遞增，去年超過了５０００萬元。”高裏奇説。

當然，新興影樓、工作室的出現也為中國照相館的發展帶來了壓力，這讓中國照相館不再是時尚的代名詞，因此他們不得不推出一些新穎的服務項目迎合現在的市場需求。

“沒辦法，時代變了。”高裏奇有些無奈，“但我們一直以來可以保證的是每一張照片的質量。”

“這就是中國照相館在當今的競爭力。”高裏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