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鄧中夏被捕遇難、雨花台就義始末

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開拓者和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在中共二大和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三大和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21日在雨花台英勇就義。

臨危受命 主持互濟會工作

互濟會的全稱是“中國革命人道互濟總會”，是國際革命人道互濟會的分支機構，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外圍組織。五卅運動後，犧牲、受傷和被捕的革命戰士越來越多，救濟任務繁重，中共中央決定發起成立中國濟難會。發起人有楊杏佛、惲代英、楊賢江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以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為主。1925年10月25日，在上海天通庵路三豐里正式召開濟難會成立大會，參會的共80餘人。

1929年12月24日，中國革命互濟會在上海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來自江蘇、浙江、湖南等14個省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及赤色救濟國際的代表，共30多人。會議宣佈中國濟難會改名為中國革命互濟會，並制定了《中國革命互濟會總章程》，選舉28人組成互濟會全國總會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戴曉云為第一任中國革命互濟會主任兼中共黨團書記。由於會議制定的綱領、策略、工作方式等表現了“左”的傾向，給工作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1930年9月，互濟會被國民黨查封，轉入秘密狀態。

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互濟會工作決議》，互濟會工作一度出現新氣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開展了組織營救關嚮應、李初黎、劉曉、賀昌及國際友人牛蘭夫婦等工作，大多獲得成功。

可是在“左”傾路線的影響下，1932年夏天，設在上海的赤色互濟總會、各省市的互濟分會以及許多工廠、學校中互濟會的基層組織相繼遭到敵人的摧殘和破壞。因此迅速恢復各地互濟會組織，成為黨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工作。

1932年11月，黨將這項艱鉅的任務交給了鄧中夏，要他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鄧中夏是中國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曾領導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反動勢力對他極為仇視，所以他是國民黨反動派重賞通緝的對象，在黑名單上與周恩來齊名，到上海做互濟會的工作十分危險。但是，鄧中夏毫不畏懼，愉快地接受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他先找來兩名黨員同志，把互濟會的領導核心“中共黨團”建立起來，他任黨團書記。接着，他又陸續找到幾位同志，參加總會工作。當時有個蘇區來的同志，不願意做互濟會的工作，要求回蘇區去，到紅軍中去，和敵人真刀真槍地幹。他對這個同志説：“願意搞武裝鬥爭是好的，但白區鬥爭也是不可缺少的。互濟會既然是最危險、最困難、別人都不喜歡的崗位，經得起考驗的同志就應該義不容辭地站上去！”經過鄧中夏的説服教育，這位同志不僅安心於互濟會的工作，而且表現很好，再也不提回蘇區的事了。

鄧中夏化名“老楊”，積極恢復互濟會的各級組織，他還親自參加一些赤色羣眾的集會。當時他的妻子李瑛（又名李惠馨，後改名夏明）已經被捕，鄧中夏的生活陷入窘境。據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允恭回憶，1933年春天，他曾在上海浦東遇到鄧中夏，當時他看鄧中夏穿得很破舊，鄧中夏告訴他，“經濟很困難，有時弄得沒飯吃，當搬運工人”。胡允恭還提醒鄧中夏：“上海一定有很多反動分子認識你，碼頭你不能立足，須得仔細。”就是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下，鄧中夏依然樂觀地工作和生活着。經過鄧中夏和互濟會全體同志的艱苦努力，上海及各地被敵人破壞了的互濟會組織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便恢復起來，而且會員人數超過了以往。各階層中同情革命的人士通過多種形式被組織起來，營救被捕同志和救濟他們家屬的工作得到廣泛展開。

劉宏叛變後 一直對互濟會援救部長盯梢

劉宏是安徽人，1909年生， 1930年來到上海，在滬西日商麻袋廠做工，後由友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擔任共青團滬西區委書記。1932年4月8日劉被捕，在敵人的勸降下，他於5月30日向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自首，轉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敵人為了放長線釣大魚，將他立即釋放，希望他“戴罪立功”。

當時黨組織並不知道劉宏已經叛變，所以派互濟總會援救部長杜林英（又名傅繼英，即林素琴），於6月8日上午6時到他家慰問。劉宏向她謊稱，敵人沒有查到證據，教訓了他一頓就放他回家了，林素琴信以為真，第二天上午7點，再次來到他家，並帶來了10元錢，作為被捕出來後之援助費用。林素琴還安慰他説：“你先休息數天，再行工作好了。”當時劉宏本想報公安局拘捕林素琴，但是考慮到就這樣貿然抓捕，一來林素琴身上沒有物證，二來又不知其確切地址，抓了也無法判罪，自己叛變的情況也暴露了，所以當時沒有報告。

此後的幾個月，林素琴也沒有來找劉宏，劉也一直沒有碰到她。直到1933年的四五月間，劉宏常常看到林素琴到滬西小沙渡勞勃生路去，而後劉就開始注意她的行蹤。原來，在1933年三四月間，白區中央局和中共江蘇省委決定於五一節在上海市中心舉行“飛行集會”和大示威，並命令鄧中夏發動革命羣眾參加。林素琴就是接受鄧中夏命令，到滬西小沙渡發動產業工人蔘加五一節活動的。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在五一節的活動中有60多位同志被捕，曾任互濟總會主任、當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黃勵，在五一節前因奉命主持一次大規模的抗日集會，也被國民黨逮捕。鄧中夏聽到這些不幸的消息後萬分悲痛，他氣憤地對身邊的同志説：“這簡直是拿同志們的生命當兒戲！不知什麼時候，我們的這些所謂‘理論家’們———那些自命不凡的同志才懂得，只有長期積蓄力量，才能與敵人進行決戰這條真理！”

5月11日上午8時，劉宏看到林素琴在小沙渡檳榔路口，坐上一輛人力車，當時他就實行跟蹤，人力車停在法租界環龍路駿德里37號，林素琴下了車，看看四周沒人，轉身上了樓，劉宏記下了這個地址，在以後的三四天內，劉宏從早到晚就守在該處，觀察她的進出之行蹤，確定這兒就是林素琴的住址後，立即報告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局長文鴻志當即派人去法捕房，報請協同拘捕。

與互濟會援救部長林素琴一起被捕

1933年5月15日晚，鄧中夏離開自己的住處———上海法租界麥琪路光華理髮店，到法租界環龍路駿德里37號二樓亭子間，去找互濟會援救部長林素琴研究和佈置工作。林素琴在互濟會內被稱呼為“阿大”， 據朱曉雲（她家曾是互濟總會的機關）回憶：她母親曾向中夏同志建議過，説阿大此人不宜做跑來跑去的工作，因為她的特徵太明顯，首先她是斜眼睛，眼上還有白點，看不遠；另外她還很愛打扮，常穿一件紫紅的旗袍，衣衩開得很高，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但是鄧中夏出於階級同情，還是將援救部長的重要職務給她了。林的工作表現很積極，因此鄧中夏對她印象非常好，將濟總的關係都告訴了她。

鄧中夏到達林素琴住處後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突然派來大批巡捕、暗探，將鄧中夏和林素琴逮捕，並在屋內搜出了大量的革命傳單和書籍。在牀下的藤籃內，搜出《江蘇第二監獄政治犯全體泣告民權保障大同盟國民禦侮自救會律師公會各報館各學校各團體暨宋慶齡何香凝諸先生》的傳單、《上海工人要求立即釋放羅登賢君》的抗議書、《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摧殘反帝的羣眾領袖羅登賢等告全國民眾書》、《要求立刻釋放反帝抗日的革命領袖黃平》報告大綱等文件，以及《列寧生活》、《互濟生活》等刊物，以及救濟會費用收據賬單等。在桌子抽屜及桌面上，查獲了各地監獄犯人致互濟會信件，互濟會買物及生活費收據，林傑之、林英之、張蘭香圖章，現代婦女雜誌等。在皮夾內有林素琴、胡玉坤圖章二枚，當票兩張，及零星的紙張。在小皮箱內還搜出了世界語者協會收據和入會證及各種書籍。

敵人立即將鄧中夏和林素琴帶回捕房，第二天即解送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下簡稱高三分院）進行審判。

史良和宋慶齡等人全力營救

敵人本來是搜捕林素琴的，沒想到意外捕到了鄧中夏。當時敵人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鄧中夏也一口咬定他叫施義，在湖南當教員，是來上海訪友的。早一分鐘營救就多一份希望，鄧中夏想了很多辦法脱身，包括讓一位姓朱的同志帶話給尚在獄中的妻子李惠馨，讓她想辦法找關係，因為在敵人沒有掌握證據的情況下，只要有人證明擔保，是有希望出獄的，李惠馨也在託難友們想辦法。鄧中夏還設法找到互濟會的律師史良，請她營救。他託人帶了封信給史良，信中説：“我因冤枉被捕，請史良律師速來巡捕房和我見面。”具名施義。史良接信後，立即去嵩山路巡捕房，並用三個大洋支走了巡捕，鄧中夏對她説：“我擔任重要工作，請設法營救。”鄧中夏雖然沒有説出自己的身份，但以十分信任的態度相托，使史良十分感動。她當即問鄧中夏，可有什麼證據落在他們手裏？鄧中夏回答説沒有，只是走錯了房屋，才被錯捕的。史良聽後説：“這個案子我接了，你在法庭傳訊時務必什麼都不要承認。”鄧中夏點了點頭。

鄧中夏被捕後，互濟會也立即展開了多方面的營救活動，除了請唐豪等名律師為他辯護外，還將這一消息報告給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請她設法營救。宋慶齡不負重託，約史良到自己家裏，和她商量如何營救鄧中夏，特別是不能讓國民政府將他引渡到南京去。史良深感責任重大，自己又年輕，於是請了自己的老師、上海著名的律師董康一起承辦此案。他們分析後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國民黨把人弄走。

5月16日，設在法租界的高三分院開庭審訊。史良和董康都出了庭。在開庭時，上海市公安局派人來要求把施義“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由該局處理。史良表示堅決反對，當天未作裁定。5月23日，高三分院第二次開庭。史良和唐豪出庭，史良事先還做了捕房律師顧守熙的工作，讓他也反對引渡。開庭時，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正式公文，要求把施義和林素琴都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審理。史良和唐豪再次發言表示反對，並駁斥了公安局的無理要求，顧守熙也表示反對引渡施義。結果，法庭作出對施義“不準移提”的裁定。但同時又作出將林素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的裁定，沒想到這個裁定給“施義案”留下了嚴重的禍根。

林素琴叛變後供出鄧中夏的真實身份

為了營救鄧中夏出獄，黨組織做了不少工作，花費了大量金錢，當時黨的經費十分困難，宋慶齡和何香凝都曾親自幫助募捐。就在組織盡全力營救，法院也考慮釋放施義外出治病時，情況發生了變化，與鄧中夏一起被捕的林素琴叛變了。

林素琴被引渡後，由上海市公安局交給了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黨部調查科”，在機要科長顧建中的威逼利誘下，她很快成了叛徒。她不但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供出施義就是中共中央委員鄧中夏，還供出去年被捕的李惠馨就是鄧中夏的妻子。敵人不知道林素琴的口供是否屬實，曾於7月26日將李惠馨帶到高三分院與鄧中夏當面對質。李惠馨聽林素琴只説他倆在莫斯科是夫妻關係，並沒有説出兩人現在還保持着夫妻關係，就抓住這個空子，説她早已與鄧中夏分開了，而且已另嫁他人，那男人也死了，鄧中夏也拒不承認，敵人佈置的陰謀未能得逞。但是敵人並沒有因為對質失敗就輕易否定林素琴的口供，又從多方面偵查核實，結果查明“施義”確實就是鄧中夏。

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如獲至寶，隨即報告了蔣介石。當時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拍給首都憲兵司令谷正倫一張電報，內容是説：“共產黨人鄧中夏解到即行槍斃。”根據這張電報，國民黨中央黨部和首都憲兵司令部等機關，立即派大員去上海，會同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警備司令部等機關，為“引渡”鄧中夏進行緊張的活動。他們不惜花費10多萬現大洋，收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並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強令高三分院作出准許鄧中夏“移提”的裁決。

9月5日，高三分院最後一次提審施義。這次開庭時，法庭內外佈滿了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門口還停放着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色警備車。法庭上的氣氛異常緊張，坐在律師席上的，除了史良和唐豪外，又多了一個惡名昭著的上海市警備司令部的法律顧問詹紀風，他的兩旁和身後還站着一些軍警，為他助威。法官照例問被告姓名、年齡、籍貫後，緊接着就問上海警備司令部法律顧問詹紀風有什麼請求？詹將早就準備好的一件公文交與值庭法警遞給推事，指明施義就是中共著名領導人鄧中夏，警備司令部奉中央密令要求引渡。鄧中夏拒不承認自己的身份，唐豪也據理力爭，反對引渡，但是高三分院的法官們懾於國民黨中央的密令，竟不顧一切，作出將該案移交國民黨軍事機關審理的“裁定”，宣讀“裁定”後，法官即匆忙宣告退庭。警備司令部的軍警隨即一擁而上，將鄧中夏押往上海警備司令部拘留所。從此，鄧中夏失去了營救的希望。

在雨花台英勇就義

在上海警備司令部拘留所關了幾天後，敵人就將鄧中夏等人押解南京，送進首都憲兵司令部看守所，關在第11號牢房。

獄中難友沒想到領袖人物鄧中夏會被捕，既吃驚，又嘆息。他們請鄧中夏談談被捕的情況。有位小羅難友説：“我很早就聽説過中夏同志的名字，沒有想到，今天在這裏見到你。”鄧中夏聽後笑了笑，説：“在監獄見面，是共產黨人的光榮！”鄧中夏又反過來問他們：“看見羅登賢同志沒有？”難友鄭紹文回答道：“見到的，不久前，登賢同志已到雨花台去了。”鄧中夏點點頭説：“很好，我們是老朋友，終會是一路的。”

在11號牢房沒關幾天，敵人為了軟化鄧中夏，把他轉到“優待室”，這裏住的房子條件稍好一些，每天可以散步，號子門可以不關，吃的也好些。但鄧中夏並沒有被敵人軟化，為了表示他的鬥爭意志，他在牆上刻了“浩氣長存”四個字。住進“優待室”後，敵人就派曾和鄧中夏一起工作過、同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的叛徒餘飛等人來當説客，鄧中夏藉此機會向他們宣傳革命者的人生觀，譴責他們的無恥行為，使這些出賣靈魂的叛徒自慚形穢，無地自容，一個個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在獄中，同志們都很關心鄧中夏的政治態度。鄧中夏聽到後，非常嚴肅和激動，從牀上跳了起來，鄭重地對他們説：“同志們這個問題提得好！一個革命領導者到了這個時候，同志們應該關心他的政治態度，請告訴同志們，我鄧中夏化成灰還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這種豪邁的氣慨，激動着每一個人的心絃。一角、兩角、三角、四角的贈款，從四面八方彙集攏來。他們都知道，留給鄧中夏的時間不多了。他們都希望這位為中國革命奉獻了畢生的領導人，吃了一輩子苦的英雄，在生命的盡頭能少吃點苦少受點罪，過幾天好日子。鄧中夏非常理解同志們的心情，毫不謙遜地接受了每一個同志的敬意，然後他又把這些錢用於那些急需幫助的同志。

臨就義的前兩天，鄧中夏給黨寫下了最後一封信：“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鬥吧，最後的勝利終於是屬於我們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敵人打開牢門，提鄧中夏出去。走到憲兵司令部大廳時，承辦法官李植、書記員廖逸農對他驗明身份，然後命人用繩子將他捆綁後，送上大卡車，開到雨花台刑場。在臨刑前，一個憲兵問鄧中夏：“你還有話嗎？”鄧中夏回答：“對你們當兵的人，我有一句話説，請你們睡到半夜三更時好好想一想，殺死了為工農兵謀福利的人，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監斬官害怕鄧中夏進行革命宣傳，立即命令開槍。就這樣，鄧中夏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時年39歲。聞慧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