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背後振聾發聵的聲音

1966年10月27日，“兩彈”結合首次試驗成功，這意味着我國擁有了可以用於實戰的核武器。圖為試驗成功後，聶榮臻和錢學森等人在羅布泊試驗場合影留戀。 ——航天檔案館

2012年上映了不少有關“兩彈一星”的影視劇作品。電影《錢學森》、電視連續劇《國家命運》，都讓“兩彈一星”謎一般的研發過程展現在了公眾的視野中。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家克服重重困難，先後研製出了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衞星，其背後的真實故事，遠比劇本里講述的更精彩、更豐富。

張愛萍：“再窮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國啓動“兩彈”研發，是在1955年錢學森回國以後。他向國務院報送了《建立我國國防航天工業的意見書》，建議中國發展導彈技術。

當時中國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地發展核武器，首先就要爭取“老大哥”的技術援助。 1954年9月，赫魯曉夫率代表團訪華。毛澤東表示，希望蘇聯在原子能與核武器上提供幫助。

赫魯曉夫沒有明確回絕：“那個東西太費錢了，社會主義是個大家庭，有一把核保護傘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來搞。 ”毛澤東聽了翻譯，笑道：“大家打一把傘，當然省事，但是顧頭不顧屁股，終究還是要被打濕的。 ”赫魯曉夫知道毛澤東的意思後，也笑了。他指指設計了“米格”系列戰機的米高揚，以及國防部長布爾加寧，説：“他們知道，搞原子彈需要很多科學家、很多鋼鐵、很多電，如果中國現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國的電力都集中起來也保證不了。你們應該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多鍊鋼，多造拖拉機。 ”最後，赫魯曉夫做了一些讓步，同意幫助中國建設一個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聶榮臻為首的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赴蘇談判。這次蘇聯之行，兩國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同意在原子能工業、導彈、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國。

主持“兩彈一星”的工作，聶榮臻是自己主動擔下的。1956年10月，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來到聶榮臻家裏，給他三個選擇：一是分管科學技術，填補被調去當外長的陳毅留下的空缺；二是還回去當北京市長；三是繼續主管軍工生產和軍隊裝備工作。聶榮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一項，早在年輕時代，這位開國元帥就有一個科學救國的夢。不久，聶榮臻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聶榮臻還兼任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會下設導彈管理局和導彈研究院。

對於這樣一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國高層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張發展常規武器，所謂“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聶榮臻堅決反對，他知道“兩彈”會是中國的“命根子”。他直接寫報告給毛澤東，爭得了中央領導的一致同意。當時作為聶榮臻副手的張愛萍將軍有一句名言，“再窮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

中國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導彈。1960年，依照蘇聯的圖紙，成功仿製了“東方一號”導彈。幾年後，又研發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東方二號”導彈。錢學森高興地對聶榮臻説：“如果説兩年前我們還是小學生的話，現在至少已經是中學生了。 ”

陳賡：“要搞就搞一個能爆炸百萬噸級的”

1958年8月，0673部隊副主任張志善帶着兩百多人的勘察大隊，奔赴敦煌。這些人除了張志善，只有兩名幹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彈靶場。

荒漠中渺無人煙，更沒有水，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温度超過50攝氏度，甚至能把膠鞋底燙化。他們艱苦工作了兩個多月，終於依據蘇聯專家意見，將核爆中心確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試驗基地司令員的張藴鈺一聽，心裏就不同意。在他看來，這裏距離莫高窟太近，萬一損壞了文物怎麼辦？二來這裏沒有水源，鬆土層太厚；再加上只能試驗兩萬噸TNT當量 （指核爆炸時所釋放的能量相當於兩萬噸TNT炸藥爆炸所釋放的能量，編者注），太小了！

張藴鈺找到兼任軍事工程學院院長的陳賡彙報，陳老總拍板 “核試驗基地眼下只能搞一個，要搞就搞一個能爆炸百萬噸級的！ ”他們又上報聶榮臻，建議 “一直往西，到新疆羅布泊去！ ”原先駐紮在朝鮮的第20兵團秘密調往羅布泊，基層官兵們在火車上一坐就是半個多月，下車後才發現，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臉上都是疼的。戰士們隨即就投入到機場、發電廠和鐵路的建設中。

陳士榘上將，出任特種工程指揮部司令員，負責主持靶場的建設工作，他問蘇聯專家蓋杜柯夫：“蓋將軍，你看看，按我們這個搞法，試驗場需要多長時間能建好，能打導彈？ ”蓋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陳士榘笑着向蓋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給我3年！”蓋杜柯夫聽後使勁兒搖頭：“搞科學光有激情是不夠的。像這樣原始的勞動，15年已經夠快了……你們的腦子太熱了……”陳士榘不易察覺地哼了一聲道：“3年，我還嫌慢呢，15年黃花菜都涼了！ ”

果然不出幾年，在中蘇蜜月結束、蘇聯專家撤出的情況下，中國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

1967年6月17日，親臨西北核試驗基地的聶榮臻下達了氫彈試驗命令。氫彈在預定高度爆炸。激動的聶帥手握電話，凝視着天空那朵碩大的蘑菇雲。

周恩來：“頭像、語錄，我看就不用了吧”

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伴侶一號”。次年2月，美國研製的“探險者一號”也發射成功。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説：“我們也要搞人造衞星！”中科院隨即建立“581”小組，意為1958年第一號重大任務。錢學森任組長，趙九章任副組長。

錢學森向時任國防科委主任的聶榮臻推薦了孫家棟，38歲的孫家棟成為中國人造地球衞星的技術總負責人。1969年10月，孫家棟與錢學森一道，在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展示衞星初樣。在彙報了一些常規數據後，孫家棟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從政治感情上來説，大家出於對毛主席的熱愛，在衞星儀器上裝了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從技術角度講，一是重量超限，二是衞星上天后將會對質量產生影響。 ”

當時個人崇拜盛行，毛主席像章隨處可見，以至於在各系統的衞星儀器生產出來後，也都要鑲嵌上毛主席像章。這些像章增加了儀器重量，比如某件儀器的額定重量是3公斤，但往衞星上安裝時卻成了3公斤半。這麼多儀器綜合在一起，使衞星整體重量大增，減小了火箭的運載餘量，降低了火箭可靠性。此外，每台儀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熱條件，儀器所塗的顏色不同，結構材料厚度就不同，散熱情況自然有異，增加了毛主席像章有可能帶來許多安全隱患。

周恩來聽後，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頭像、語錄，我看就不用了吧！搞那個有什麼好？萬一掉下來，人家還會笑話！ ”他指了指大廳説，“你們看人民大會堂，那兒也沒有毛主席頭像、語錄，不能搞得太庸俗嘛！ ”主席像章的問題迎刃而解。

1970年3月26日，周恩來批准火箭、衞星正式出廠。 4月24日，“東方紅一號”在酒泉衞星發射中心升空。這顆衞星除了裝有試驗儀器外，還安裝了一台模擬演奏《東方紅》樂曲的儀器，奏響中國向太空邁進的序曲。

鄧稼先：“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50週年前夕，國家為當年研製“兩彈一星”做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予以表彰，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這些“兩彈一星”的功臣，絕大多數都曾留學歐美名校，在1949年回國效命。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屠守鍔、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楊嘉墀、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程開甲、英國伯明翰大學博士姚桐斌等。

他們中間有些人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曉，比如鄧稼先。論名聲，他僅次於錢學森、錢三強，但相比於“二錢”，鄧稼先是小字輩。 1958年他被選為核武器研究院理論室主任，正是因為他年富力強。

核計劃是嚴格保密的，就是對家人也不能説。妻子許鹿希只知道丈夫要調動工作，卻問不出究竟是一個什麼工作。鄧稼先只説：“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從不喜歡照相的鄧稼先，一定要與許鹿希、四歲的女兒和兩歲的兒子一起，到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福”。

此後鄧稼先隱姓埋名28年，只有偶爾回京彙報工作時，才能同妻子見上一面。直到1985年7月，鄧稼先因為長期接觸放射性元素，被檢查出患了直腸癌。此時他才得以和妻子重新團聚。一年後他就離開了人世。

郭永懷的名字則相對不彰，他早年留學美國，後在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任教。1956年，在錢學森的盛邀下，郭永懷夫婦回國。郭永懷很快與王淦昌、彭桓武一道，主持中國剛剛起步的核武器研究。原子彈與氫彈試驗成功後，他又投入到人造衞星的研發中。

1968年12月4日，郭永懷在青海基地一連工作兩個多月後，得到一個重要發現。他急着趕回北京，立刻要人聯繫飛機。他從青海趕到蘭州，在換乘飛機的空閒時間裏，聽取了課題組人員的彙報。

為了保護科學家們的安全，周恩來曾叮囑不讓他們乘飛機。但為了節省時間，郭永懷曾不止一次強行登機。這次從蘭州飛北京，他更堅持夜航：“夜航打個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結果5日凌晨，飛機在首都機場徐徐降落時，突然失去平衡，一頭扎進了旁邊的玉米地。

人們找到郭永懷的遺體時，看到他和警衞員緊緊抱在一起，兩人胸前夾着的正是郭永懷那隻裝有絕密資料的公文包。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他們是“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勳章的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

（隋寄鋒 摘自《文史參考》2012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