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學者論戰：中國崛起 美還能“容忍”多久

美國還能“容忍”多久

王義桅（同濟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執行院長)：未來5年中美關係將出現身份認同的衝突。中國現在人均GDP是6000美元，5年後約是現在的兩倍。中國將不是普通的發展中國家。那時世界第一大發展中國家與第一大發達國家的關係定位會發生變化。歷史上，崛起國在GDP方面達到美國60%，就已達到美國對崛起國容忍度的極限。蘇聯時有古巴導彈危機。日本GDP達到美國70%時，有了《廣場協定》。中國現在近似這個水平線，不知道將來美國會對此作何反應。這是一次真正考驗。

納特·阿倫斯（Nat Ahrens，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希爾斯全球治理項目副主任）：中美衝突有意識形態的根源。中國並不同意美國版的普世價值，又對重塑世界的普世價值非常積極。在當代，硬實力和經濟已不再是可以控制世界的工具，軟實力和價值觀更能影響世界。中國會為世界的普世價值貢獻什麼，是很值得關注的。但中國不應犯德、日的錯誤，認為美國即將衰落而趁機發起挑戰。

王帆（外交學院院長助理、教授）：中美之間彼此影響與塑造對方的能力，中國正在逐漸上升。因此，雙方要共同改變，彼此適應，而不是單方面地要求對方改變。當然，困難的是，雙方相互建構的過程無經驗可循，而是探索性的，其結果也存在不確定性。美國沒有與一個越來越強大的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中國也沒有在實力上升後與美國打交道的經驗，作為戰略競爭者又是利益相關者的雙邊關係通過戰略對話來實現相互塑造的議題、影響及作用都有待於評估。雙方的利益協調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雙方是否會進一步確定更加明確的戰略底線是影響互動進程的關鍵。

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主編）：中美兩國的政治環境和遊戲規則完全不一樣。中國在更多領域尋求發展，如在塔吉克斯坦、蘇丹、金三角等，一些危機也增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但美國會認為，中國在不斷現代化，但不能阻止美國的全球部署。未來兩國的關係變化並不僅僅體現在領導人的更迭上，更體現在中國發生的變化對中國政治環境的影響。一方面，中國經濟在未來會從政府主導的國有經濟轉向私人經濟，中國內部會有一定的社會不穩定，並很大程度影響中國的政治氣候。

哪些問題在影響中美互動

李海東（外交學院教授）：未來5年中美面臨挑戰原因有四：中美對各自戰略利益的界定；處於轉型期的中美兩國戰略互信度不高；台灣問題依然考驗中美關係；美國不斷採取加劇中美經貿摩擦的政策。雙方決策者與公眾的互動會引向一個雙方受益的藍圖。放任中美關係遭破壞性因素的影響，將會導致歷史悲劇的重演。

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美國海軍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以來，軍隊一直在黨的領導下，軍隊與政府之間缺少聯繫與溝通。雙方協作關係的改善迄今取得一定進展，如在國內外災害救援上。但在處理海峽問題上，雙方的分歧在美國觀察家看來尤其明顯。我建議中國軍政之間應有更多的接觸，如加強一些會議交流、人員交叉任職，增加兩部門的互信，從而減少中美之間的誤解。

梅蘭妮·哈特（Melanie Hart，美國進步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師）：很多學者以為，安全問題解決好了，經濟問題就可能下降。實際上，貿易緊張比政治、安全對中美關係影響更嚴重。未來5年，除了在美國國會的關注下的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中美兩國經濟衝突的風險還在加大。美國國內經濟問題很嚴重。中國則正試圖從中等收入上升為高收入模式，現行產業部門在價值鏈上越來越可能挑戰美國。經濟問題政治化的趨勢，加之兩國政治體制的不同，使得公平競爭變得更加複雜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更平等的規則以使合作在互信不足的情況下繼續，如在第三方調解的情況下籤訂雙邊投資協議。短期解決不了的，則通過兩國共同的改革與變通共渡難關。

斯科特·卡斯特納（Scott Kastner，馬里蘭大學副教授）從2008年開始兩岸關係已經逐漸穩定，但這種穩定狀態會延續下去嗎？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對美國的政策警告是：一是衝突可能性變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二是台灣問題仍然需要謹慎的對待；三是對台灣問題的預期要更加符合現實；四是鼓勵兩岸之間開展更多的經濟合作；五是在軍售問題上要相互剋制。

給中美兩國一些建議

亞伯拉罕·登馬克（Abraham Denmark，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政治與安全事務項目高級主任）：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目標有三：促進維持地區穩定、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促進國際貿易。中國軍隊主要有三項任務：保持國內穩定、增強軍事實力以期解決台灣問題和獲取近海控制權。中美軍事目標存在地域重疊，特別是在亞洲近海地區，而補救方式是中美共建地區和平。關鍵有三點：一是中國要更加適應美國在地區的軍事存在。二是加強軍事交流，建立五角大樓和中國軍方的熱線是十分重要的。中國現在還沒有能力非常快速的應對地區變故，而我認為中國下一步應該進一步改革應急反應機制。三是加強中美遠洋合作。

達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很多美國學者認為中國應改變政治體制。這導致中國對美國的兩個疑慮：是否阻止中國崛起，是否想改變中國政體。中美不應滿足於當前低水平互信，而是需要做：一是加強合作，加強機制化溝通，更為有效地管理背叛；二是增強對彼此的行為判斷；三是如何協調國際體系改革或全球治理的領導權問題。四是認同問題，如文明、價值觀。

方大為（David Firestein，美國東西方交流中心副總裁）：從地理上來講，美國也是亞太國家，十分關注亞太存在的台灣、朝鮮等熱點問題。但美國追求和平、安全、發展、貿易和航行自由等利益，也與中國不存在根本利益衝突，只是存在利益不對稱。但目前兩國利益分歧可能因為戰略或政策失誤而放大。因此必須登高望遠，從共同利益着手。▲（本文是近日由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主辦的“未來五年的中美關係：議題與挑戰”研討會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