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考熱：壁壘，還是橋樑?
11月25日上午,在山東師範大學考點,參加中央機關及直屬機構2013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筆試的考生們走進考場,入場前不忘再看一眼參考資料。記者王媛攝
每個時代都有無法迴避的選擇,當超過150萬的年輕人走進同一個考場,國考就是這樣一個無法迴避的潮流。
昨天(25日),2013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筆試落下帷幕,很快,這些年輕人的命運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分流。
對報考的個體,人們評價“上進”；對報考的羣體,人們表示“擔憂”。糾結的目光裏滿是疑惑:為什麼20年前,大批體制內的官員、學者及學成歸來的海外留學人員,紛紛投身市場大潮；20年後的今天,卻有每年上百萬的大學生爭相擠入體制內?
其實,國考熱作為一扇可以洞察社會運行態勢的窗户,透過它,可以看見壁壘,也可以看見橋樑。
“國考熱”體現
轉型期社會問題
“如果社會保障制度的雙軌制不被改變,國考熱一定還會持續下去。”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侯風雲明顯感覺到,基於不公平的社會分配製度的這種熱,亟需改變。
侯風雲,這位對就業市場頗有研究的山東省政協委員很理解年輕人的選擇。她承認,每當聽説有學生考上了公務員,自己也會由衷地高興,“對比一些進入私企的同學,進入機關、國企、事業單位,在現階段的確是最穩定也是最有保障的工作。”它意味着現實選擇的利益最大化。
山東大學碩士陳寬(化名)畢業後進入國內的一家知名市場化媒體工作,月薪萬元左右,一度被同學們羨慕。一次與高中同學的偶然聊天卻讓他倍感受挫。那位畢業於駐濟某二本院校的同學,2007年通過省直機關公務員考試進入“體制內”。這一次,這位同學説的是自己的“新煩惱”:“最近老被中介騷擾,我們單位宿舍,40萬買的,説現在漲到120多萬了,賣不賣?”
“聽起來像是很煩,實際已經是在炫耀了。”這讓目前尚未買房的陳寬“羨慕嫉妒恨”。自信學識水平與社交能力略勝一籌的他繼而意識到,“有些時候,你能夠獲得多少資源,不完全因為你優秀或者勤奮與否,而在於有沒有處於恰當的位置”。
高中的政治課本已經讓陳寬懂得,社會資源的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這種以體制壁壘來區別的分配態勢清晰地告訴他:在一個欠缺公平的環境裏,佔據有利的競爭位置,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回報。
侯風雲對本報記者説,“從表面上看只是公務員招考出現瞭如此大的熱度,背後其實是現階段社會轉型期問題的集中體現。”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總有一天,公務員沒有了特權,社會建立的監督機制真正發揮作用,可能很多人就不再追逐國考了。”説這話的房富民1998年大學專科畢業後,從銷售組裝電腦開始創辦了現在的太陽能企業。
那時候,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招聘方式,還大多停留在請高校校方推薦的階段。儘管此時的國考已經進行了4年,但始終處於不冷不熱的狀況。
1994年,國家計委等29個部門進行首次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招考,但應者寥寥。官方數據顯示,自1994年到2000年,國考報名人數累計只有4萬多。在那個年代,另一股潮流在社會上佔據了主導:“下海”。
那是受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激勵的一代人。大批體制內的官員、學者及學成歸來的海外留學人員,紛紛投身市場大潮。
那段歷史也被人們普遍視為創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崛起的重要時期而備加懷念。
在自己的第一本著述裏,“92派”代表人物萬通董事長馮侖形容當年的情形為“野蠻生長”:在政策給予的寬闊市場中,他們迅速成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創新者和實踐者,並以自身的努力拓展着體制外的吸引力。
“這是中國社會很大的進步,機會多了、選擇多了、成就多了。”觀察者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和成就時發現,改革開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成功地激活了存在於中國人心底的商業意識和創業熱情。
20年後,當馮侖在北京亮馬河飯店發表演講時,他的新感慨已然成為“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宏觀經濟調整的劇烈影響下,企業沒辦法專心致力於市場博弈,而不得不更多地困惑於體制內耗。”
這也是經濟學家吳敬璉的擔憂。同樣是在一次演講中,他公開強調,2004年經濟過熱發生以後,一些黨政機關以宏觀調控之名,對市場交易和企業經營進行微觀干預,行政審批權力大大強化。
被不斷抬高的
創業成本
馮侖們仍然是幸運的,雖然政策的變遷讓他們的未來多有挑戰,但過去20年的快速成長已足以讓他們躋身“成功者”的行列。
“90後”的孫林顯然沒有這麼幸運。這位2012年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工作學院的大學生,剛剛躊躇滿志地開了一家酒店,就不得不面對道路改造工程的不期而至,為慘淡的營業狀況而愁眉苦臉。
在同屆畢業的數百名同學中,孫林是自主創業的唯一一個,同學們對他的勇氣都很佩服,但資金、政策、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帶來的真實甘苦,恐怕也只有孫林一人知曉。
數字分析顯示,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基本流向:考取各級公務員進入黨政機關的佔1%；考入事業單位的佔10%；進國有企業的佔7%；考研和出國留學的佔10%；自主創業的則不到1%。
“這種態勢不是哪一級部門,哪一個文件指引的,而是經濟社會運行規律的反映。”中科院2012社會藍皮書中提到,相對於馮侖們20年前相遇的“野蠻生長”空間,新一代創業者面對的是更激烈的競爭與博弈。
濟南大學的2005屆畢業生王博(化名)一度想與朋友開一家網吧,真正着手投入後才體會到知易行難。由於網吧安全等問題的被重視,單體網吧的審批已經暫停,這也就意味着他們只能到二級市場上尋求兑照變更。
單體網吧的證件卻早已物以稀為貴,在二級市場上炒出了數十萬元的“天價”。與此同時,當年租幾間房子買幾十台電腦就可以開張的低門檻時代早已成為往事,主管部門要求,營業面積不能小於250平方米,電腦不少於100台。這又意味着至少50萬的資金投入。
不僅如此。“即便是營業場所、申請材料全部合格,要想拿到文化、消防、公安、工商、税務等部門的許可證,最快也要三四個月的時間。”高達百萬元的預算和複雜的審批過程讓王博和他的朋友們望而卻步。
中國社會科學院企業制度研究室主任羅仲偉調研發現,“很多部門之間缺少整體考慮,總是圍繞自己的利益制定遊戲規則,這無形中會加大創業成本。”
“穩一代”的新使命
2013年度國考開考的時候,恰逢央視黃金時間熱播電視連續劇《温州一家人》。在一個創業精神萎縮、就業形勢緊張的背景下,這部以回顧温州人30年創業歷程為主線的電視劇,被普遍認為是對老一代温商創業激情的呼喚。
温州創業者的故事也讓王博想念折戟在温州的一位創業夥伴。虧掉了幾年打拼而得的數十萬積蓄後,這位再也無力東山再起的夥伴,最終只能聽從父母之命,參加了老家縣城一事業單位的招考,成為縣城裏普普通通的一位職員,再也不為生意的起伏而精神緊張。
作為經濟富足年代裏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勤於打拼的父輩們的蔭庇下,有條件選擇更為穩定的生活。有媒體將他們定位為“穩一代”。新近出爐的《201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則顯示,僅在2011年一屆大學畢業生中,就有十多萬人選擇“啃老”。
敦煌網創始人兼CEO王樹彤向記者講起一則身邊的故事:她的一位朋友,夫妻兩人上世紀90年代“下海”開私人診所,家底厚實。女兒大學畢業進了一家外企,月薪很快從3000元漲到了6000元。剛要幹出一番成績來,媽媽卻託關係給她找了一家有編制的事業單位,到手收入只有2000多元。
“女孩每天開着父母給買的跑車去上班,每天貼錢上班,媽媽卻對她説,‘賺不賺錢沒關係,我只要你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女孩現在已經完全沒了當初打拼的勁頭,因為她覺得目前的工作挺容易混的。”
這讓王樹彤感覺到,有些事情必須改變。
實際上,當一些人將《温州一家人》在央視的熱播視為呼喚創業精神時,也有人揣測是否暗藏了重振民營經濟的信息。
一種共識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依靠民間創業和民營企業快速發展帶來的就業和收入增加。
“温州模式”去年受挫以來的社會呼籲強化了這種共識。金融改革試點在温州破題已經被視為是政府與市場互動提速的信號。十八大報告對“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闡述猶在耳邊,國務院21日召開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又傳來了高層對政府向市場和社會放權的強調。
一個新時代已然開始走來。作為時代的參與者,這一代的年輕人也必然是時代進步的實際推動者。
正如侯風雲強調的,體制內同樣需要優秀的年輕人。雖然國考熱的態勢亟待扭轉,但也未嘗不可保留一種期待,“因為他們肩負的責任,不僅是要切好‘蛋糕’,更要通過制度設計來培育‘蛋糕’”。這固然需要60後、70後做出更好的榜樣與幫助,更重要的是,這些80後、90後的年輕知識精英應有自己的堅定與清醒。（記者石念軍實習生喬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