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文化：城鄉一體化的“暗礁”

縱觀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國三農做出了巨大貢獻：戰爭年代，農村包圍城市；建設年代，農業支援工業；改革年代，農民服務市民。尤其自1958年城鄉二元户籍管理的頒行，更將這種貢獻制度化。自此，三農貢獻便有了制度約束。值得警醒的是，二元制度很快演繹出二元社會，二元社會又孕育出二元文化。二元文化的生成，使三農貢獻社會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得到全社會普遍認同，而且，逐步上升到社會意識形態層面，反作用於二元制度。這種社會潛意識更凝結成思維定勢，當社會發生危機時，人們便自然而然地想到讓農民擔當，一箇中國最龐大的弱勢羣體就這樣每每成為吸納危機的海綿體。今天，城鄉統籌，時有觸礁，革除舊制，屢遭擱淺，其源蓋出於此。解剖二元文化的生成機理，分析二元文化的基本特徵，弄清二元文化的深層危害，找出二元文化的消解路徑，對於推進城鄉一體化，構建和諧社會，規正社會價值，意義重大。

二元文化：總讓農民救危機

城鄉二元結構一經制度化，便成了二元文化滋生的温牀。在二元制度與二元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城鄉的二元性愈演愈烈。一遇重大難題，便從農民身上打主意，即便在中央提出城鄉統籌的大背景下，農民仍然難逃拯救危機的厄運。

——交光糧食，用生命拯救城裏人吃飯問題。大躍進年代，為了實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各級“誘導”農民虛報產量，然後按照比實際產量誇大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標準向農民徵收糧食，農民把收穫的糧食一顆不剩的全交了上去。三年困難時期，不種糧食的城裏人坐享供應糧，雖然供應不足，但有穩定保障，頂多是“多和少”與“質和量”的問題，但是，種糧的農民反倒吃不上糧食，普遍面臨的是“有和無”與“存和亡”的問題。紅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稱這三年“中國人口減少四千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海內外學者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三千萬至四千五百萬之間。也就是説，大約有近十分之一的農民以生命的代價挽救了危機，拯救了城裏人。

——衣食難保，卻要無條件接納市民。上世紀60年代後期直到文革結束，中國面臨的一是吃飯問題，二是就業問題。1957年到1977年的十年間，中國可耕地減少了11%，而人口卻激增47%，尤其是城市人口的暴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解決吃飯和就業問題，全國發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上山下鄉運動。雖然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口號，幾千萬城市知青和企業職工以及市民被分流到了農村，但其出發點顯然是把吃飯危機和就業危機轉嫁給農民。雖然以“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知識青年在那裏可以大有作為”為號召，下放知青也能為農村做出一定的貢獻，但是這種貢獻是有限的，更多的是給農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收入減少，甚至失業，卻要承受家電下鄉的誘惑。2008年從美國華爾街開始的金融危機，迅速席捲全球，中國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工廠瀕臨倒閉。一時間，大量企業做出了一項最容易做出的決定——全員減薪部分裁員。農民工收入普遍減少，許多農民工更遭遇失業，二千多萬被迫返鄉。“輕輕地走了，正如輕輕的來，不帶走一片雲彩”，農民再次以被犧牲的方式拯救危機。

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出口受阻，產品賣難立現。有關方面又自然想到了農民這一吸納危機的最大海綿體，於是又做出了一項看上去是“為了農民”實際上是“傷了農民”的決定，這就是家電下鄉。表面上13%的優惠，實際上城市裏商家推出的促銷政策，打折的幅度往往超過13%，財政補貼的好處全都落入企業的腰包，農民不僅沒有得到，變相吃了虧，還枉擔了一個享受補貼的空名。農民最需要的並非冰箱、彩電、洗衣機，剛剛解決温飽的農民，有太多的後顧之憂，他們最渴盼的不是電器下鄉，而是資金下鄉、公共服務下鄉、社會保障下鄉、權利下鄉。在中國企業的道德誠信建設還十分欠缺的前提下（連“三鹿集團”那麼有名的企業都瘋狂造假，企業的道德和責任實在令人懷疑，在下鄉的家電中，我們已經看到“三聚氰胺”的背影），為腐敗的滋生和權力的尋租提供了合適的土壤，為劣質家電甚至是家電垃圾湧入農村創造了便利的環境，再加上售後服務不到位和基礎設施不配套的現實，農民節衣縮食買下的家電可能成為僅供炫耀的擺設。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從生活必需品階段過渡到耐用消費品階段，必須符合五個條件。一是城市化必須達到一定程度，二是基礎設施必須具備起碼的配套（比如洗衣機不能沒有自來水），三是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制度，四是必須具備相當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五是貧富差距不能太大。顯然，在中國農村，要達到這五個條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見，“家電下鄉”表面上是拉動內需的重要舉措，但真正的動機還是讓農民拯救出口受阻、瀕臨倒閉的家電行業危機。

——面對城市快速擴張的土地危機，無償或低償支付讓地代價。近年來，隨着城市的急劇膨脹，農民的土地逐漸被城市低償甚至無償徵用，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創業無錢、社保無份、告狀無門的“五無遊民”，成為城市化的犧牲品。這種“把利益帶到城市，把負擔留給農村”的徵地制度實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的圈地運動。如果我們將中國的圈地運動與世界歷史上最有名的英國圈地運動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中國的徵地制度帶來的後果更令人擔憂。①時間不同。英國從13世紀開始到1876年禁止圈地歷時400多年，中國從土地承包至今才30多年。②規模不同。英國400多年圈佔土地700萬英畝，中國1996-2005年十年就圈佔耕地1.2億畝。英國最高潮時失地農民總共77.2萬人，佔當時總人口的3%，中國失地農民5000萬人，約佔農民總人口的6%。③性質不同。英國圈的大多是公地和荒地，中國圈的大多是良田。④目的不同。英國完全是經濟目的，由養羊後改為發展糧食生產；中國的經濟、政治目的都有，除工業化、城市化需要外，還有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等政治目的。到2006年底，全國有6866個開發區，80%為非法設立，總面積3.86萬平方公里，比現有666個城市還大；全國60個大學城，比賽以中國最大自居，鄭州、湖北大學城都在50平方公里以上。⑤圈地手段不同。英國早期用暴力，後以協商方式依法推進；我國始終以行政推動，且無序推進，基本不用協商。⑥後果不同。英國促進了農業發展，由牧而農，形成農業革命，單產提高三分之一，人均糧食增產率達73%，出口量飛增，被稱為“歐洲的糧倉”；中國使農業嚴重受挫，耕地鋭減，少產千億斤糧食。英國對農民影響是極少數，大多數都被工業吸收，提高了生活質量；中國約有60%的失地農民生活困難。英國圈地摧毀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農經濟，推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沒有改變小農經濟性質，農民社會福利水平沒有提高。⑦政府態度不同。英國圈地由民間進行，政府不參與圈地，不但未獲益，相反還要幫助失地農民濟貧；中國不但直接參與，而且直接“分肥”獲利。

行為的個案只能稱為事件，但事件普遍化就集結成一種現象，現象映照並積澱在人的大腦中，就自然而然產生一種審美參照和價值取向，進而形成一種思維、觀念和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一經定勢和固化，就成為一種文化。

二元文化的特徵

文化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僅歐美對文化的定義就達160多種，我國學者梁漱溟説，“所謂文化，不過是人們生活的樣法罷了”，這是比較貼切的表述。“總讓農民救危機”這種農民生活的社會“樣法”正是畸形的二元文化所產的“畸形胎兒”，也是二元文化的重要表徵。根據文化通常的歸類方法，二元文化包括物態的二元性、心態的二元性、制度的二元性和行為的二元性。

1.物態的二元性。從物態上看，城市是“這樣的”，農村是“那樣的”。2006年11月，湖南衞視《洞穴之光》向人們展示了一所山區的農村學校，一個洞穴就是一間教室，一塊木板就是一張書桌，牆角的蜘蛛網就是孩子們感知的“網絡世界”。而那些來“洞穴”戒“網癮”的城裏孩子，他們的學校早已現代化，教學樓、實驗樓、教師樓一應俱全。“洞穴”與“大樓”的差距不是簡單的“物態”差別，而是二元文化的“物態性”反映。當然，這是一個極端性的個案，但看得見、摸得着的物態二元性在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有些方面的差距也的確大得驚人。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高達3倍多，位居世界第一，而位居第二的非洲小國莫桑比克的差距也只有3倍，全世界平均差距只有1.5倍，超過2倍的國家僅有十幾個。至於基礎設施等城鄉硬件建設的差距更是雲泥之別，無法比對。

2.心態的二元性。在社會心理層面，普遍認為城裏人就應該“這樣生活”，農村人就應該“那樣生活”，這是二元文化的核心。“你真農民！”，已經成為城裏人嘲諷人的流行語。“農民”一詞在二元文化的“催化”下，已由當初的名詞演化為形容詞。形容詞語境中的農民特徵大致有四個方面：一是外表“寒酸”。在城裏人看來，農民的外在形象要麼是羅中立油畫《父親》的樣子，“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神情木訥”，要麼是電視上、小説裏的標誌形象，“頭戴民兵帽，身穿破棉襖，一隻褲管低，一隻褲管高”。2007年，西安推出“農民兄弟逛西安活動”，可當幾名農民兄弟帶着身份證來到一動物園時，管理人員卻對他們的身份表示懷疑，理由是，“穿着打扮不像農民”，足見這種“以貌取農民”的思維十分流行。二是內瓤“傻帽”。在北方城市，曾經流傳着這麼一個段子：“民工進城，腰纏麻繩，進門不按門鈴，看球不知誰贏，買水果先問啥名”。2009年，湖南衞視快女比賽中，一評委在點評一位來自農村的選手時居高臨下地説“農村八輩子都走不出個人才”，她哪裏知道農村是城市人才的播種機，城市是農村人才的收割機。網上曾瘋傳一段惡搞視頻，説的是一個農民看到出售桑塔納2000的廣告，誤以為桑塔納只售2000塊錢，售車小姐於是叫他到隔壁去買奔馳600，説是那樣2000塊錢可以買三輛奔馳，農民信以為真。在城裏人眼中，農民就是現代的阿Q。三是品德“低下”。某房產公司為了吸引客户，打出大幅廣告“小區安靜，沒有民工騷擾”。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一些現代化居住小區裏，“春節將至，民工回鄉，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意識”的標語隨處可見。憨厚朴實的農民在一些城裏人的眼裏簡直就是“拉登”，是恐怖分子。四是地位“卑賤”。“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從這個民工自嘲的經典比喻中，農民的地位可見一斑。有人通過對《北京青年報》1992年到2004年之間關於農民工的報道的分析發現，70%以上都是表現農民工不健康的、愚昧的、令人討厭的、給人以不安全感的。這是社會畸形的二元心態最直接的折射。

3.制度的二元性。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户口登記條例》。該條例第10條第2款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做出了帶有約束性的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城市户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一規定標誌着中國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户口遷移制度的形成。這一制度設計使城鄉二元結構水泥板塊式的固化。隨後便衍生出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住宅、糧食供給、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婚姻、徵兵等各種二元制度。浙江大學一位教授研究發現，隱藏在城市户籍背後有47種權利。也就是説，農民相對於市民僅在一個户籍問題上就缺失了47種權利。由此，各級運用行政手段採取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城市中的教育衞生和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是由國家財政投入，而農村中的教育衞生和基礎設施則主要用徵收“三提五統”等辦法由農民自己負擔。改革開放後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資源配置的城鄉差異不僅沒有好轉，而且進一步惡化。農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主要靠從農民頭上攤派、集資、收費甚至罰款來解決，農民不堪重負。進入新世紀，中央做出城鄉統籌的重大戰略部署，這種矛盾大大緩解，但根深蒂固的二元制度已滲透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且盤根錯節，互為依存，剪不斷理還亂，使城鄉統籌的步伐大大減緩，力度大大降低。例如，目前國家徵地補償，徵收城市房屋以平方米為計價單位，而徵收農民土地則以畝為計價單位，而且城市房屋拆遷基本按市場化補償，而農民宅基地徵收則基本由各地自定標準。

4.行為的二元性。集中表現為既得利益者對農民的輕視、漠視和歧視。一是對農民的輕視。在傳統社會，農民與政治處於分離狀態，但在“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今天，農民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既缺乏縱向的政治參與，又缺乏橫向的自我組織，他們的訴求往往難達決策層。按照修改前的選舉法規定，4個農村人只抵得上1個城裏人的選舉權。農產品過剩或滯銷，農民賣難，收入大減，不能馬上引起相關部門重視，而一旦價格上漲波及城市市場，政府就會立即採用行政手段調控。正如坊間所言“價格高了有呼聲，價格低了有哭聲。呼聲在城市，集中響亮，很快傳上去；哭聲在農村，低沉分散，沒人能聽到。”二是對農民的漠視。2003年10月在陝西看望災民後，温家寶總理曾引用白居易“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的詩句來表達黨和政府對人民羣眾的關愛之情。但現實社會上漠視農民的現象普遍存在，有的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開胸驗肺的“張海超事件”告訴我們，農民被漠視到什麼程度，他們的抗爭是多麼無奈！三是對農民的歧視。這種歧視更多的表現為侮辱性的語言，以居高臨下的口吻挖苦、嘲諷甚至謾罵農民。前些年，一名自稱“北京政治老師”公然在網上拋出《嫉農民如仇》的帖子，以“身份劣等就要捱罵”的所謂邏輯慣性，“表白心中暗藏已久的歧視感”———“我討厭農民”；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東溪村公園的門口曾懸掛這麼一個告示長達一年之久，上面寫着：“禁止外來工入園，違者將罰款一百元”字樣。種種對農民的歧視行為，正如電影《人生》中，克南媽對高加林刺耳的謾罵：“一個鄉巴佬憑什麼到城市來，這種地方是你們來的嗎？”

二元文化的危害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從古至今，人們都習慣於通過對文化的洞察和分析，來明瞭世界、解讀世界和把握世界。王滬寧在他著名的《比較政治分析》一書中明確指出“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使我們能夠更為有效地解釋和説明社會成員的理性選擇、他們的價值觀念和情感”。任何社會形態的文化，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包含着這個社會“是什麼”的價值支撐，而且藴涵着這個社會“應如何”的價值判斷。健康的、積極的、向上的文化能夠啓迪靈魂，催人奮進，相反，畸形的、萎靡的、墮落的文化則會產生錯誤導向，對人們形成消極的負面影響。二元文化很顯然是一種畸形的、消極的、負面的文化。

1.二元文化是封建等級制度的“衍生物”。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先秦時期，人以血緣分，社會分為貴族、平民和奴隸賤民三個階層，三個階層又細分為若干等級，《左傳》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説。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按門第出身，把社會分為士族和庶族兩個涇渭分明的階層，結果形成晉初劉毅在《請罷中正除九品疏》中説“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社會治理結構。元代則根據民族的不同，將社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四個等級。清襲元制，滿人為貴。不管是哪一種等級制度，核心都是不平等，高級者總是佔據更高的地位，擁有更多的權利，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新中國成立以後，社會不再以血緣、門閥、民族等來劃分等級，然而，隨着户籍制度的建立和二元文化的形成，城市和農村被劃定為界限分明的兩個世界，市民和農民被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等級，“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一度成為世界看中國的流行語。這些現象表明，中國的二元制度本質上就是封建等級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現實反映，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罷了。二元文化正是封建等級制度的“衍生物”。在“以人為本”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讓帶有“封建等級”基因的“二元文化”作為一種社會主流性價值文化大行其道，社會將很難“和諧”，發展將很難“科學”。

2.二元文化是社會心態發生集體偏斜的“轉軌器”。二元文化蔓延氾濫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社會在價值判斷上出現集體偏斜。現實中，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城裏人就應該“這樣生活”，農村人就應該“那樣生活”，在制度設計上，城裏人就應該比農村人高一等，方方面面享受的待遇就應該優於農村，就連農民自己也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我是農民，我生在農村，我過得不如城裏人，我本該如此。根據黑格爾“存在即合理的”理論，既然中國城鄉制度性差別已成“地球人都知道”的“存在”，那麼社會對此也就見怪不怪了，這是謬論重複一千遍即成真理的印證。宣揚“文化決定論”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強調，透過文化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如路軌上的“轉軌器”一般，規定了軌道方向。按這種邏輯，如果“轉軌器”出了問題，火車就會偏離軌道。二元文化正是社會心態發生集體偏斜的“轉軌器”，在這種“轉軌器”的引導下，不管“火車”的引擎多麼先進，不管“車廂”多麼舒適，都逃不過“車禍”的命運。

3.二元文化是舊的二元制度的“守護神”。每一個社會羣體在任何一種生存與發展的競爭中都傾向於為自己爭奪更多的利益，以二元文化武裝起來的既得利益者，一旦涉及利益配置，必定爭着挑揀那個“最大的梨”，他們認為自己得大頭，農民得小頭，是必須的；如果讓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他們就會覺得是農民“動了他們的奶酪”，有傷尊嚴，心裏彆扭，於是，想盡一切辦法維護原先的二元格局。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各級政策的設計、制定和推行者都是二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二元文化一旦浸透到他們的細胞，要麼把改革的步子邁得更慢一點，要麼把改革千方百計地引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把“他用”的政府資源為己所用，使黨的政治理念成為空洞的政治口號，使國家的大政方針變為尋租的依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二元文化天生以守護二元制度為己任。近幾年，中央雖然採取了許多辦法解決城鄉統籌問題，但大多數地方總是重“統”輕“籌”，大“統”小“籌”，甚至只“統”不“籌”，基尼係數越來越大，城鄉差距漸行漸遠，“馬太效應”愈演愈烈。因為“統”的是農民的土地，以利城市擴張降低成本，“籌”的卻是農民的社保、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要花大代價。“只盯住腳下的地，而不顧地上的人”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近年來，二元文化已經浸透到草根階層，形成了維護二元制度的社會堡壘。2002年，一位青島市民給當地報紙寫信，竟提議在公共汽車上設立“民工專區”。付同樣的錢乘同一輛車卻被當成異類，這與“同命不同價”是異曲同工。二元制度竟被普通市民發揮到類似“人與動物”的程度！

4.二元文化是新的二元制度的“催生劑”。文化與制度總是相伴而生，什麼樣的文化背景就會產生什麼樣的制度。二元文化一旦侵入制度設計者的腦海中，他們的價值觀念無疑會深深烙上偏愛城市的二元印跡，設計的制度註定帶有明顯的二元色彩。這樣的制度反過來會進一步加劇二元文化，形成“二元制度——二元社會——二元文化——二元制度”的惡性循環。原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五條規定“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應根據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計算”，在這樣的法律規定下，自然形成了“同命不同價”的邏輯命題。深圳市這一差別為城鎮居民102萬，而農民為18萬，相差84萬。對此，法律制定者的解釋是：正是這樣，才能體現公平、公正，要不，對城裏人不就有失公平了嗎？二元文化已經打翻了法律的天平，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好在這一法律條款現在已經得到更改。一些受到二元文化影響的學者，經常拋出一些“二元觀點”，比如有人教條地根據一些西方經濟學理論得出“二元經濟是一種常態，是市場機制作用的必然產物”的結論，他們認為發展能自動解決非均衡發展問題，二元現象能夠自動消除，對農民無需特別關照。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不是倫理學，是不用講道德的。因此，認為解決火車春運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按照經濟規律漲一點票價”，而沒有想到漲價對於農民意味着什麼的有之，建議城市廉租房不設私人衞生間，從骨子裏歧視窮人只配那樣的有之。凡此種種，都是二元文化催生的怪胎。

5.二元文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絆腳石”。和諧社會的構建有四大風險源：一是經濟風險源，二是社會風險源，三是政治風險源，四是文化風險源。在這四大風險源中，文化風險源是最難排除的。因為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人的大腦，又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受二元文化左右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必定是二元的、畸形的，如果不及早防備，就會出現“温水煮青蛙”的後果。在二元文化作用下的中國農民，從搖籃到墳墓，從鄉村到城市都被二元現象重重包圍，繞不開，揮不去，掙不脱，別無選擇地把種種不公看成是自己的宿命，“既然無法改變這個世界，就改變自己來迎接它”，於是，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了既得利益者對自己命運的安排，城裏需要他們時，他們把家裏的房子讓給老鼠住，自己到城裏住老鼠住的房子；城裏不需要他們時，他們回到家裏，住老鼠住過的房子。第一代農民工與城裏人比，感覺很無奈，很失落，但是與自己的過去比，與留守的農民比，感覺很優越，很幸福，因為至少他們感受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沒有過去，沒有“臉朝黃土背朝天”的體驗，他們的唯一參照物就是城市的繁華和城裏同齡人的優越。在心理上，一方面感覺很無奈很羨慕，另一方面卻很不滿很仇視。試想，在一個赤日炎炎的夏天，農民工在室外近40度的高温下，吊着繩子在離地面幾百米的高空擦洗牆壁，透過窗户，空調間的城裏人架着二郎腿，悠閒地喝着高檔洋酒，那一瓶酒的消費就相當於那位農民工一月的工錢，他會作何感想？近年來，因城鄉之間的不平等或貧富之間的不和諧導致的極端事件不勝枚舉：巴東縣一鎮政府招商辦主任在當地一娛樂場所，用一沓錢抽打女修腳工頭部，後被女修腳工刀刺身亡。一城裏女青年辱罵鄉下的修車師傅，修車人不堪其辱，連殺三人。一農民工討薪不成怒殺四人……“總讓農民救危機”的既得利益者，習慣於把農民（農村）當成他們規避危機的“蓄水池”，但是，水蓄多了，隨時都會形成有決堤危險的“堰塞湖”。中國當下最大的不和諧就是城鄉的不和諧，社會的不公一旦超出極限，一個個矛盾和問題就會成為一個個懸在我們頭上的“堰塞湖”。貴州甕安事件、雲南孟連事件、湖南湘西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每一次羣體性事件無不給二元文化敲響警鐘。

二元文化的消解

二元文化作為一種畸形的社會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大的“暗礁”，嚴重阻礙着中國的改革、發展與穩定，必須堅決清除，迴避不得，忽視不得，徘徊不得，等待不得。

1.先立後破，以“公平、正義”為價值取向的“普適文化”取代城鄉二元文化。

精神王國的建立不是先“打破一箇舊世界”，然後再“建立一個新世界”，必須是先找到“一個新世界”，然後再取代“一箇舊世界”，否則，正如索爾·貝婁警告的那樣“當膽怯的智慧還在猶豫時，勇敢的無知已經行動了”。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找到了“日心説”、“進化論”，才打破了“神學”的枷鎖；中國北魏孝文帝改革，找到了中原的先進文化，才加速了民族的融合；改革開放找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衝開了“兩個凡是”的束縛。要打破“二元文化”的桎梏，必須先找到一種能取而代之的“先進文化”。這個“先進文化”就是“公平、正義”為價值取向的“普適文化”。首先，它與“以人為本”的政治意識形態相契合。國家意識形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治意識形態，二是社會的主流性價值文化。前者好比“領航的舵手”，後者好比“划槳開大船的眾人”，只有兩者並進，才能和諧前行。我們今天的政治意識形態就是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的關鍵就是要體現“公平、正義”；其次，它讓世界更易明白中國的意識形態。我國市場經濟搞了這麼多年，為什麼歐美一些國家還遲遲不願承認中國的市場地位，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他們擔心二元文化會給市場造成不公平。而“公平、正義”是一種全球都聽得懂的“世界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真理。

事實上，先進文化無需創造，它一定是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先進文化的尋找根本不需要“摸着石頭過河”，“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需要做的，只是把這種“公平、正義”的“普適文化”“拿來”，旗幟鮮明地作為我國社會的主流價值文化，而不是將其視為“資本主義價值觀”否定之、反對之、躲避之。早在2003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澳大利亞時就指出“民主是全人類共同的東西”；在2007年的兩會期間，温家寶總理也強調“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黨的十七大報告則把“民主、公正”這些普適文化統統納入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河上有船，岸邊有橋，我們是否該換個思路過河了？

2.針對二元文化的生成機理，以新制度規正二元制度。

二元結構並不是當代中國的“特產”，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發育生成；也不只是中國的“特產”，只不過是欠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但存在於古代或國外的社會二元結構都起源“外生性”，屬單純的經濟學範疇，這種結構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被打破，二元現象也會隨之消失。而中國當今的二元社會結構之所以會形成獨特的二元文化，是因為中國的二元結構與其他國家有着不同的生成機理，是一種行政主導結構，這種行政主導結構集中體現在獨特的二元制度設計。因此，要消除二元文化，必須廢除一切二元制度，從根本上剷除二元文化滋生的土壤。

首先，要廢止二元户籍制度，保證農民享有自由遷徙的權利。人類對遷徙自由的追求、奮鬥和對該項權利的普遍認同，有着悠久的歷史。1791年的《法國憲法》就以成文憲法形式規定公民有遷徙自由的權利；十九世紀以後，世界各國憲法普遍對遷徙自由作了直接或間接的規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徙自由不僅成為各國國內法所普遍確認和保障的基本權利，而且也成為國際人權憲章和人權公約所確認的國際人權之一。我國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5條就把自由遷徙作為人民的11項自由權之一，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第90條第2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因此，要消除二元文化，必須首先徹底廢止1958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户口登記條例》，重新迴歸到《憲法》的規定。

其次，要廢除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後隱形的二元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的户籍制度並非中國“肌體”上的一塊“傷疤”，而是1958年植入的帶有病毒的“肌體細胞”，雖然當時對中國的療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病毒”也同時進入體內血液，流遍全身。根治必須“換血”，必須把帶有二元色彩的一切制度全部根除，建立起科學、合理、有效的城鄉一體制度保障。並從統籌城鄉建設規劃、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勞動就業、社會管理和擴大縣域發展自主權等方面，對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出制度安排，真正實現“同票同權、同命同價、同工同酬、同城同保”。

二元户籍制度是其他諸多二元制度的主根，諸多二元制度是二元文化的滋生地，二元制度不除，作為“寄生物”的二元文化就無法根治。

3.必須以撥亂反正的勇氣，強力矯正全社會的觀念意識。

一要從制度層面廓清農民是職業而不是身份的定位。《春秋穀梁傳》中説，“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可以看出，在沒有城鄉二元户籍制度的古代中國，“農民”僅僅是職業涵義，這才是“農民”的應有之義。但隨着二元文化的形成，無論在精英話語的體系中還是在日常生活的語境中，人們談到“農民”時想到的卻並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社會等級，一種身份，一種生存狀態，一種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結構。只要生在農村，户口在農村，即便你走到天涯海角，即便腰纏萬貫，即便你常居城市，你依然被認定為農民，而且這頂“農民帽”世代相傳，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想甩掉它決非易事。因此，要讓“農民”的定位皈依到職業，不再貼上身份的標籤，並將這一定位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還農民以“公民”的完整權利。

二要充分正視傳統鄉土文化的現代性。當今社會對農村、對農民的鄙棄源於對城市化的崇拜和迷信。孰不知城市是高度文明的現代社會的代表，而支撐現代社會存在的兩大要件在傳統的鄉村文化中早已是根深蒂固：一是產權關係和與之配套的法律體系，二是誠信體系。從產權關係看，在農村，陽光、空氣、水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之物，農民的產權意識都十分清楚。建房子不能比後面的鄰居高，高了會遮擋人家的陽光。糞池不能建在村子的上風頭，那樣會污染全村人的空氣。溪水從村中流過，上游人家必須在特定的時間洗滌骯物，為下游人家留出取水飲用的時間。這些雖然沒有法律規定但受鄉規民約的約束；再從誠信體系看，中國農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是一個熟人社會，農民在這個熟人環境裏，一旦失去誠信，就會被整個熟人社區拋棄，而且要殃及數代。這樣的代價比普通的經濟懲罰要大得多，這樣的威懾力，比行政手段和法律約束也要大得多。因此，在熟人社區，農民是不敢輕易用誠信作為抵押物的。可見，中國傳統的鄉土文化中飽含着現代文明的基因。遺憾的是，在二元文化的引導下，人們的價值正向度發生偏斜，嚴重低估了中國傳統鄉土文化的現代性，錯誤地認為一切來自農村的、農民的東西都是落後的，都應該拋棄。這種心態已經膨脹到“談農色變”的地步。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因為有個“莊”字便覺土氣，改名之聲響徹中華，後因改名要付出數十億的代價才不得不收場。炎黃子孫過去宣傳自己的家鄉是“魚米之鄉”十分驕傲自豪，今天，“魚米之鄉”已在大眾文化裏成為落後、閉塞、愚昧的代名詞，任何地方宣傳自己都把説是“魚米之鄉”當成很丟人的事。當今時代，要消除二元文化，必須充分正視鄉土文化的現代性，充分挖掘傳統鄉土文化的精華，讓傳統的鄉土文化重放異彩，在城鄉統籌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要充分發揮社會公器的作用，以正確的輿論引導社會。當今中國，農民是最大的社會羣體，而目前全國有期刊9000餘種，三農期刊僅180多種；有報紙2000餘家，以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報紙僅幾十家；全國已註冊的各類電視台有上千家，開辦三農欄目的卻少得可憐。媒體必須改變那種“媚城”、“媚富”、“媚精英”的行為，讓資源向三農傾斜，向弱勢羣體傾斜，更多地關注弱勢羣體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狀況，反映他們的呼聲、願望和要求，使他們充分享有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的媒介接近權、參與權和話語權。

四要從娃娃抓起。如何處理好“貧二代”、“富二代”和“權二代”三者之間的關係，打通他們角色互換的通道，將是未來中國必須面對的嚴峻課題。近兩年，“富二代”炫富的報道屢見不鮮，一名“80後”的“富二代”動員30輛奔馳車去機場接他的一隻價值400萬的藏獒；為參加一項活動， 23位“富二代”開着23台法拉利齊刷刷地停放在重慶廣場。試想，他們與那羣“步履匆匆汗滿肩，風吹揹簍正冬天，高樓白領曾知否，十塊磚頭一角錢”靠背磚掙錢的農民工孩子該怎樣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目標？這是一個大大的天問！網上曾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四川省委黨校副校長郭偉到美國考察，在一所學校見到一道考題：美國是一個什麼大國。備選答案有科技、軍事、旅遊、農業、航天。正確答案是農業。美國是農業大國的答案恐怕會令絕大多數人不可思議。但為了強化農業的基礎地位，美國人從小學就開始“灌輸”這樣的思想。心理學研究表明，一般情況下，在13歲以前，人們的審美觀、價值觀就已基本形成。因此，要消解二元文化必須抓住年齡黃金期，把“消除二元文化”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納入學校活動之中，讓“消除二元文化”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日本中小學都明文禁止學生穿戴名牌進學校，並有部分學校規定小學男生一律剃光頭，這樣就難以分辨出孩子家庭出身的貧富。美國絕大多數中小學一直堅持“校服制”，儘管有爭議，但成功避免了貧富孩子在服裝上的差別，使窮孩子自尊心不致受傷。

五要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感染力量。文藝作品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直接影響受眾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一部《史記》，自誕生之日即成為中華民族褒美貶醜、揚善棄惡的不朽教材；一首《義勇軍進行曲》，激勵無數熱血青年投身革命，浴血殺敵；一篇“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作，讓農民的辛勞永遠鐫刻在每一位讀者心中。當前，應廣泛動員文藝界深入社會生活，寫出鞭撻二元文化、謳歌當代農村、重塑當代農民的力作，並利用各種媒體大力宣傳，以矯正二元文化主導下的社會心態，規正社會行為。

城鄉一體化二元制度是寫在紙上的看得見的障礙，二元文化則是刻在心上的看不見的制約。制度如山，文化若水，移山易而斷水難。更何況，二元文化還會促使二元制度不斷滋生出“子制度”、“孫制度”。統籌城鄉的根本阻力，二元制度是表象，二元文化是本質。制度和文化有着不同的特性：制度像明堡，文化如暗礁；制度屬他律範疇，文化是自律範疇；制度只能讓人不敢做，文化則可以讓人不願做；制度可以靠外力宣佈廢止，文化則難以靠外力解除；制度廢止可以立馬見效，文化清除則要假以時日。因此，統籌城鄉，實現城鄉一體化必須把剷除二元文化作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長期性的系統工程，常抓不懈，直到消解。（劉 奇 作者單位：安徽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