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殺”雷政富與媒體人的角色定位

“63小時，秒殺正廳職官員雷政富”，這是近日不少媒體對於重慶原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倒掉”的感嘆。和雷政富一同捲入輿論暴風眼的，其實還有網友紀許光。作為推到貪腐官員的爆料人之一，11月23日，網友紀許光隻身抵達山城赴重慶紀委之約，他的安全問題曾一度引發上萬人次的圍觀。

因為網友紀許光在新浪微博認證的信息是“資深調查記者，河南洛陽性奴案報道者”，所以公眾大抵都將其視作媒體人看待，而紀許光本人確實也將自己視為“記者”。赴重慶紀委之約，紀許光在微博上全程直播，雷政富被免職後，他在微博上高呼“高調反腐，我之選擇！完美勝利，我之驕傲”。

紀許光的“高調”引發了不小的爭議。質疑者認為，他的這種“高調”並不是為了調查也不是為了揭露真相，更不是新聞理想，而是為了“出位”，一路直播的“悲壯”有“個人炒作”的嫌疑。力挺者卻認為，面對盤根錯節的公權力，只有“高調”才能更好地自我保護。況且，只要不違法、不挑戰社會公德底線、不踐踏職業基本規範，低調與高調，這都是個人選擇，何必吹毛求疵於“高調”呢？

這一次媒體人“高調反腐”帶來的圍觀強度，並不亞於貪腐官員雷政富的“不雅照”。依個人之見，紀許光“高調反腐”的方式，其實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對錯之分，只不過在新聞專業主義者眼裏，“高調”的方式上附着的江湖習氣，以及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不該是專業的媒體人所為。但問題在於，如果僅僅強調調查手段的專業性，鑑於目前的社會實際，很多新聞記者可能拿不到“猛料”，並不利於逼近新聞真相。

也就是説，不管是個人選擇，還是形勢所迫，媒體人“高調反腐”都沒錯，但這並不意味着這種方式就值得讚許和推崇。就新聞倫理而言，記者是記錄者，新聞人萬萬不能把自己變成新聞當事人或者新聞主角，這才符合媒體人的職業規範。以此觀之，媒體人的“高調反腐”，讓自己成了新聞當事人——而不是客觀的記錄者，其行為方式確實有值得商榷之處。

記者揭黑反腐絕對沒錯，這是分內職責。但揭黑反腐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為了促進社會良性發展，而不是成就個人名譽。客觀上講，一篇好的揭黑報道，固然能成就一名記者，但這只是報道帶來的“次生效應”，而非媒體人的主觀意願和追求。

事實上，很多媒體人的成名，依賴的正是他筆下的報道。好的報道可以成就一名媒體人，就像一部好的作品可以成就一名演員一樣。但是，媒體人又不同於演員，演員要融入作品之中，媒體人卻必須獨立於報道之外。如果媒體人只是奔着名利而為，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置於新聞事件之中，那就免不了角色錯位。此時，“作秀”、“炒作”的質疑就會噴湧而出。

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説，“如果你的目標是改變這個世界，那麼，新聞工作是一件比較直接、能短期見效的武器。”正因為新聞工作有着如此大的魅力，它能夠讓報道者一舉成名，所以，在名利的誘惑之下，媒體人難免陷入“角色錯位”的陷阱中。而自媒體時代，媒體人更容易通過“突發性”、“爆炸性”的信息強化自己的話語權，“角色錯位”發生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

避免“角色錯位”的發生，儘可能讓新聞迴歸新聞，讓媒體人迴歸記錄者而不是新聞當事人的角色，當是新聞從業者應有的職業素養和追求。再喧囂的爭議，終究也有淡化的時候。只是我們尋找的，不是簡單的是非對錯，而要探討爭議的解決之道。（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