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人“宅”在家中 “我是都市隱形人”

信息技術提供的高度便利與城市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使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宅”在家中——

“我是都市隱形人”

科技越來越發達，居家生活越來越便利，“宅消費”創造大價值

起牀，開機，刷牙，登錄QQ，打開股市交易系統，洗臉，上廁所的同時看手機報和微博……這套起牀流程已伴隨了趙磊兩年。兩年前，31歲的趙磊從深圳一家網絡公司辭職，加入了居家辦公的SOHO一族。

“每天上下班都要聞公車上的汗臭，上班就對着電腦趕工，午餐還要在快餐店搶位子，和同事寒暄。有時我看着街頭的人流，覺得我像是都市隱形人，很累很忙卻沒什麼存在感。”大都市中越來越高的人口密度與越來越稀缺的宜居資源，讓趙磊感到不適，“我總覺得生活不該是這樣的。”

辭職後的趙磊幾乎不出家門，卻感到舒心多了。他每天吃着電話訂的外賣盒飯，用着網購的生活用品，網頁設計的生意也在網上談好，閒暇時間就窩在沙發上看看電影、NBA。“當‘宅男’掙的和原來差不多，可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應酬和花銷，自由多了。我就算只穿個內褲拉訂單，也沒人計較。”

在趙磊看來，網絡技術和電子商務的發展使“宅”生活成為一種可能，並且很便利。“回想10年前，怎麼可能有這麼多宅男宅女！宅在家裏哪有這麼多事兒可做！現在足不出户就能瞭解世界，享受便利生活，多好！”

這是中國社會信息化飛速發展的十年，也是中國城市家庭數字化趨勢明顯的十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1年底，中國家庭寬帶用户已經攀升到12430萬户，比2002年底增長了近42倍。截至2012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5.38億人，是2001年的13.45倍；使用網上支付的用户規模達1.87億人，是2001年的50倍。與此同時，網購、微博、在線娛樂、電子支付等“宅消費”的產值規模越來越大。僅今年“光棍節”一天，天貓、京東商城等20餘家主要電商的銷售額就近300億元，較去年翻了一番。

不過宅在家中，也有讓趙磊煩惱的一面。“科技越來越發達，世界越來越小，看起來社交圈子天南海北，但人與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了。”今年夏天趙磊與大學的舍友聚會，結果四個人都忙着刷微博、看手機，一頓飯吃了不到一小時就草草收場。此外終身大事也是個麻煩。遠在家鄉的父母幾乎每個週末都電話逼婚，他總是以事業為重推脱。“別看QQ上聊得熱絡，可是現實中都是‘見光死’。我也習慣了現在的生活模式，真成了家，恐怕都是矛盾，反倒不自在。”

“便利改變生活，也改變性格。”曉麗的媽媽抱怨，原本愛説愛笑的女兒，工作之後，整天跟電腦、手機生活在一起，既不出門也不説話，一切喜怒哀樂都跟網絡綁在了一起，“宅”得厲害。別人問起女兒的性格，“宅”就成了典型特徵。

人到中年的地產商人吳榮平也愛“宅”在家裏。“我不是不善於交際的人，但是這幾年我越來越‘宅’了，只要不談生意，就愛呆在家裏上網看書。”與很多事業有成的商人不同，吳榮平不熱衷於閒暇時間外出交際，更願意呆在家中逃避一些可有可無的會議、應酬。

不過對於下一代，吳榮平卻不同意他們“宅”在家中。“我一直有意識的培養我兩個孩子的社交能力。人脈是最重要的財富，而社交能力是最基本的謀生技能。我甚至不強求他們有很好的學習成績，但是我要求他們必須學會交朋友。”

“宅”是情非得已

工作壓力大、免費的公共資源有限、出門社交成本高，不少人“被宅”

29歲的海歸陸平凡沒想到自己也會成為“宅女”。美國讀研回來，她沒回浙江老家，在北京國貿一家外企工作。從此，她開始了“平時兩點一線，週末蝸居在家”的生活。

“‘宅’本身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完全是被自願的。”和大多數工薪階層一樣，陸平凡每天早上7點起牀，晚上7點左右才能到家。每天要花兩個多小時在上下班路上。如果加班，9點多能到家就謝天謝地了。“起早貪黑的，回到家筋疲力盡，根本沒力氣出門，週末就更想多休息休息，看看美劇，上上網，收拾屋子，做點好吃的犒勞自己。”

除了工作壓力大，需要休息，出門社交成本高也是陸平凡不得不“宅”在家裏的原因。她算了一筆賬：在北京下館子吃飯，兩個人一次大概要花去170元；看一場電影，電影票加零食兩個人又要200多元了；如果再逛逛街，至少要五六百元。

“這樣出去一次，加起來大概要花費八九百元，還不包括打車錢。”陸平凡月薪8000元，月房租要3000多元，還要給父母匯一些錢，自己手頭的餘錢還要存一些以備看病等不時之需，剩下的零花錢僅夠出去消費一兩次。“而且北京這麼大，每次出去找個人，一出門來回路上就得花兩個小時，時間成本也太高。”

像陸平凡這樣擔憂出門社交成本高的“宅男”“宅女”不在少數。電影票七八十元一張，演出票二三百元一張，景區門票動輒上百元，連農家樂的食宿價格都在節節飆升，無論是看文娛演出，還是旅遊出行，成本都不低，反倒是“宅”在家裏更能滿足娛樂需求。

“去電影院看電影，去郊外旅遊，人不要太擠，花銷不要太多！”大學畢業後，江蘇人陳偉留在上海，找了個月薪近4000元的工作。不過很快他就發現入不敷出：隔三差五，同事間就要AA付賬搞聚會，吃飯、唱歌、泡夜店“一條龍”，沒有一次花銷低於百元，不參加就會被認為不合羣。最後他乾脆辭職“宅”在家裏，每天醒着就是對着電腦，替人“打遊戲練小號掙點散碎銀子”，累了就從網上下載最新的電影看。“我這種經濟能力有限的還是宅在家裏自在些，也算大隱隱於市嘛！”

值得注意的是，都市中老年“宅人”的規模正越來越大。6年前，67歲的退休工人程阿姨為了幫助大兒子帶孩子，和老伴來到了北京。在老家，程家二老不僅常走親戚，還參加老年協會的各種演出、座談，可到了北京後卻變成了“宅女”、“宅男”。

“北京太大了，老年人出行太困難了。我自己普通話不太好，跟別人交流起來也有點吃力，所以不敢出門。”程阿姨所住的小區裏像候鳥一樣遷徙來京的老年人不在少數，但大多不怎麼出門。“對於我們這些外地來京的老人，跟周圍鄰居不熟悉，也不知道社區有什麼活動可以參加。不過，北京空氣也不好，人行道上都擠滿了機動車，出去也沒意思。”

“宅現象”凸顯“宅文化”

“宅羣體”的意識和行為是健康的，其消費取向預示着未來趨勢

從世界範圍看，社會經濟發達地區都存在不同種類和程度的“宅現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出現了第一批“宅男”“宅女”。那些一整天不出家門、只坐在沙發上抱着零食看電視的“宅羣體”，被稱為“沙發土豆”。後來，這種“宅羣體”相繼出現在日韓等國，再與日語詞彙一起通過台灣和香港傳入內地。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認為，越是現代社會，人越有條件去“宅”。“如果沒有網絡和快遞幫我們解決生活需求，怎麼‘宅’呢？‘宅’的背後，有一整套健全的供應、保障系統支撐，這是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今天的社會給人提供越來越多的選擇，讓人們有條件去逃避現實交往。”

如今，我國的“宅現象”表現形式很多，堪與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媲美，只是分佈區域不如發達國家普遍，發展程度還比較有限。比如，目前“宅現象”主要存在於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型城市。

值得關注的是，日益普遍的“宅現象”背後的“宅文化”。

文化人類學博士、蘭州大學民族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王建新教授介紹，“宅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主要取決於消費文化的發達和自主意識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講，“宅羣體”的湧現是社會進步的具體表象。

“從新型社會關係建構方面，‘宅羣體’表現出非常超前的意識狀態和組織智慧。他們不願受制於血緣、地緣、業緣等傳統文化所支撐的組織機制的束縛，而是積極尋找方便進入也容易退出的、更容易發揮個人能動作用的組織模式。”王建新説，這是“宅文化”的核心。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評述，“宅羣體”所提供的人際關係模式，很可能數十年以後就是社會的一般模式。除個別有損正常社會道德秩序的個案舉動，“宅羣體”的意識和行為是健康的，可以理解的。

顧駿認為，“宅文化”是自願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生活觀念，又分為兩類。其中一種是自願選擇，他們覺得“宅”自由自在、心滿意足，社會應尊重和包容他們的選擇；另一種則是“宅”在虛幻世界裏走不出來的，這是心理問題，需要自己克服或者找醫生解決。

在大眾媒體中，“宅羣體”常常被賦予“負面形象”，是問題人羣的代名詞；“宅文化”似乎代表着惰性和逃避，有一些消極意味。

王建新認為，選擇“宅”在家裏的人不一定就是心理上或者社交能力上有問題。在現代信息通訊發達的情況下，大多數人選擇“宅生活”，是因“宅”在家裏能夠將更多的時間集中在自己的興趣點上，通過信息手段獲取更多、更廣泛的交流機會和有效信息。

“既然有了新的技術條件來支撐‘宅’生活，為什麼我們不去完善這些條件，讓‘宅羣體’幸福感更高，而一定要把他們從家裏拖出來呢？”顧駿説。

針對因為基本生活困難才居家不出的“宅羣體”，顧駿認為，社會應幫他們創造條件、解決困難，比如創造職業遊戲玩家、微博營銷等新的就業崗位，實現發展新興產業和鼓勵就業的雙贏。

據介紹，在日本，宅羣體的消費行為越來越受到實業界的重視，很多製造企業都設有研究機構深入研究“宅羣體”的消費狀況，並預測其消費取向很可能成為未來趨勢。

“‘宅羣體’的消費是產業界關注的對象。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統計，2005年日本‘宅文化’產業的總產值在5000億日元左右。我個人認為，近年其經濟規模應該已經接近1兆日元。”王建新説，社會應該容忍、讚賞並支持“宅羣體”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不要使他們因逆反而走向極端。“借用費孝通先生構建和諧社會的名言，‘宅羣體’與其他羣體應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陸婭楠 金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