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校長：愛國是公民基本道德而非核心價值觀

編者按：黨的十八大提出“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並作出具體部署。如何把文化強國建設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是當前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的主要任務。從本期開始，文教週刊將連續推出系列述評，深入探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何紮實推進”、“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如何持續激發”、“名家大師如何不斷湧現”、“公共文化服務如何提升效能”、“文化對外開放如何持續擴大”等問題，敬請讀者關注。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僅有經濟崛起是不夠的，必須伴之以核心價值體系的崛起。核心價值體系是旗幟，指引前進方向；核心價值體系是磁石，凝聚社會共識。歷史和現實都已昭示：核心價值體系關係國家的成敗興衰、關係社會的進退治亂，是文化建設的基礎與核心。

黨的十八大把“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作為文化強國建設的首要任務寫進大會報告，並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為什麼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如此重要？如何看待當代中國人價值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如何把“三個倡導”落到實處？……思考和解決這些問題是時代給中國提出的重大命題。

核心價值體系重要性日益凸顯

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韓震認為，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目的就是“引領社會思潮、形成社會共識”。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一任務比以往更加迫切。他説，與過去相對單一的社會結構相比，現在是一個利益主體多元的社會；與過去在封閉的狀態下搞建設不同，現在的中國越來越開放，各種思潮相互激盪；過去人們接受教育和獲取信息的渠道比較單一，現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超越時空界限，使信息來源越來越多樣化。

“利益分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使得人們每時每刻都面臨着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以此來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在韓震看來，對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多民族國家而言，只有加強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才能擁有作為最大公約數的社會共識，才能形成共同目標，採取共同行動。

“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社會成員的價值觀都完全一樣，那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要有基本共識，有共同的價值追求。這是形成社會有機體的前提和條件。”韓震説，蘇聯給我們提供了反面例子，正是因為他們喪失了全社會認同的價值體系，最終導致國家解體、社會陷入長期動盪和混亂。“前車之鑑，值得汲取。”

北京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長宇文利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價值觀日益顯現出多樣化、多元化和複雜化的特點。他説，這一特點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不同個體、不同羣體之間價值觀出現了分化，價值觀的衝突增加了；其次，對涉及價值選擇的問題，許多人不知何去何從，做出價值判斷的迷惑感增強了；第三，價值世界的無序感增加了，一些人或是陷入價值迷失，或是陷入價值盲從。

“從好的一面來講，價值觀的多樣化和多元化使得社會創造活力迸發了出來，從不利的一面來講，社會治理和調整的難度因此增加了。”宇文利説：“但價值觀特別是核心價值觀，是人們判斷是非對錯、決定進退取捨的原則和標準，對共同體（國家、民族、社會）而言，不可或缺。這也是黨從十六大以來，特別注意和強調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原因所在。”

價值觀的另一重要性體現在它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歷史上，新興資產階級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贏得了羣眾，最終戰勝封建等級制度，將人類文明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價值觀推動中國迅猛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宇文利説：“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社會進步的節奏，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到社會前進的尺度。”因此，無論是談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還是談實現民族復興，價值觀都是一個繞不過的話題。

中國致公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文化學者劉偉見認為，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也是大眾的期盼。當前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文化建設與精神風貌還存在很多需要改革與提升的空間。他説：“這主要表現在文化尚未成為大眾心靈慰藉的主要方式。拜金逐利，利益至上，什麼熱，什麼就容易被迅速商業化，人文只是附屬，繁榮喧囂的背後是簡單的利益驅動。”

劉偉見説：“當前思想潮流非常活躍，但是各分眾的思想文化缺乏文化共識，缺乏價值倫理的最大公約化。在宏觀層面與大事關頭，核心價值觀的價值意義就會凸顯出來，比如汶川大地震中所顯現的巨大精神力量令中國人自己都感到震撼和感動。所以如何通過構建核心價值觀來形成社會共識也是大眾所期盼的。”

核心價值觀應突出核心性和超越性

一些專家和學者指出，十八大報告採用“三個倡導”的表述方式，而沒有采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什麼”這種下定義的表述方式，是科學求實的，符合當前中國實際。

實際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仍處於培育和建構階段。他們認為，“三個倡導”所提出的12項價值觀都是美好而值得珍視和追求的，但顯然不是所有美好的價值觀最終都能進入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應突出核心性和超越性。

韓震説：“一種核心價值觀就是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對人民的承諾、對歷史發展方向的把握。”因此，核心價值觀要有一定的超越性，如同理想和信仰那樣，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反之，過於物質化的價值觀就難以具有那種萬眾歸心的感召力。

“舉例來説，‘富強’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價值觀，但應不應該成為‘核心價值觀’，值得認真考慮。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不追求富強的。美國人最講究實際利益，做什麼都是以國家利益為依據，但美國人絕不把追求利益作為他們的核心價值觀加以宣揚，因為這顯然不能給他們帶來所謂的‘軟實力’，他們所鼓吹的核心價值觀是帶有超越性的‘自由’、‘民主’、‘人權’。儘管他們實際乾的是在全世界撈取利益的勾當，但嘴上卻是冠冕堂皇的價值觀。如果我們把‘富強’當成核心價值觀，正好給了他們説中國人只知道賺錢、發財，缺少道德追求的口實，不利於我們樹立國際形象。當我們拿富強或者共同富裕之類的價值觀去和西方進行競爭時，我們怎麼可能佔領道德制高點呢？”

韓震認為，在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上應注意區分佔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觀和外圍的、從屬性的價值觀，尤其不要把道德價值觀和核心價值觀混在一起。“比如説，愛國當然要愛，但沒必要把這當成核心價值觀。把愛國作為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就可以了。”韓震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需要在實踐中繼續凝練。

宇文利認為，我們在落實“三個倡導”所提出的12項價值觀時，必須始終強調和貫徹一點——“這12項價值觀每一個都要體現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都要和社會主義的要求、目標相聯繫”。宇文利説：“一定要在社會主義層面上理解它們，才能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價值觀。否則的話，它們完全可以成為資本主義價值觀，某種意義上，某些東西也可以成為封建主義的價值觀。比如，封建社會也講忠君愛國，我們今天也講愛國，怎麼區分開來？”

宇文利説：“我們倡導這些價值觀，目的就是要把這些價值觀的社會主義性發揮出來。這些價值觀中的社會主義性是什麼？我認為社會主義性就是人民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區別於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根本特徵是其‘人民性’，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十八大報告反覆多次提到‘人民’、提到‘民生’，人民性貫穿始終。我覺得這是十八大報告一個非常可貴的地方。”

價值觀建設重在知行合一

韓震強調，核心價值觀建設的關鍵是價值觀的先進性。“價值觀要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此基礎上才有影響力。而吸引力、感召力和影響力來源於價值觀本身的先進性。沒有價值觀的先進性，就不可能有價值觀的影響力。”他説，“所以，不管未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何概括，先進性是一定要突出的。”

宇文利説：“古人説‘知難行易’或者‘知易行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知’不易，‘行’更難，知行合一更加不易。價值觀建設需要把重點放在知行合一上。”他建議：通過紮實有效的宣傳教育建立全社會價值觀的自覺、自信和自強，“使大眾認識到，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的價值觀對中國人是有用的，能提高人們進行價值判斷的能力和素質。”

劉偉見認為，要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心入腦，要使人的內心真正認同它，就要使之成為我們工作生活的一種自覺。史書記載了很多的“循吏”，他們的價值觀崇尚正心誠意、修齊治平，是將價值倫理與工作、生活有了深度的結合和自覺。這對於今天確立核心價值觀的內化機制仍然具有積極的啓發意義。

接受採訪的幾位專家認為，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首先政府應以身作則，帶頭踐行“三個倡導”，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用清正廉潔的形象為全社會樹立榜樣。宇文利説：“古有商鞅‘徙木立信’，今天我們同樣需要增強政府在羣眾中的信任度。”

當前，道德領域存在若干突出問題，羣眾對此反應強烈，加強公民道德教育、提高整體道德水平已經成為社會共識。有學者指出：公民道德教育應把重點放在底線道德的教育上。

韓震説：“只有底線道德守住了，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成為可預期的社會，最終建成誠信社會。不要一提公民道德建設，就是樹立道德模範。道德模範當然值得頌揚，但他們的道德水準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的，用最高水準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人民，最終結果是大多數人做不到，道德就成了人們嘴上説説、難以落實的東西。對社會大多數成員來説，守住道德底線就可以。社會應該在底線基礎上鼓勵更高層次的道德行為，而不是隻提高標準，而不管低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