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為何對調整民進黨兩岸政策戒急用忍？

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後，有媒體評價其把一張推進民進黨兩岸政策改革的“好牌”打壞。澳門《新華澳報》今日刊載署名富權的文章分析蘇貞昌對調整民進黨兩岸政策“戒急用忍”的原因。

全文摘編如下：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把一張成立黨的最高位階兩岸事務決策機構的“好牌”打壞，其實是他在剛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後，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恢復“中國事務部”，及設立最高位階段兩岸事務決策機構“中國事務委員會”持抱“不急”態度的延續。也就是説，此前曾經公開説“不急”的蘇貞昌，其“不急”是反映在他遲遲未有執行前主席蔡英文在台灣地區領導人敗選檢討報告中提出的必須調整黨的兩岸政策，因而也就拖延恢復“中國事務部”及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等“不作為”表現方面；而在另一位前主席謝長廷登陸進行“開展之旅”，黨內要求建立“民共平台”的呼聲日趨高漲，而中共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政策，對民進黨中央造成了一定的壓力，迫使蘇貞昌不得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應對黨內“交流派”的訴求之後，卻還是從各方面因素綜合考慮，仍是對實質性的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持抱“不急”的態度，並以從名稱到定位、職能任務、工作方式等，均是堅持“一邊一國論”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來作為實施“不急”策略的“擋火牆”。因此可以預料，在短中期內，至少是在2014年“七合一”選舉之前，“中國事務委員會”仍將只是一個“擺設”，其成立只是為了應對黨內“交流派”的壓力而已，蘇貞昌並不打算讓其真正發揮作用，他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的態度，仍是“戒急用忍”。倘此判析成立，也就可以解釋，蘇貞昌為何要故意將一張“好牌”給打壞了。

蘇貞昌此前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之所以“不急”，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其一，蘇貞昌剛當選並出任黨主席時的戰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進行交流不急。實際上，蘇貞昌的主席之路並不坦順，是在衝破“四打一”的圍剿才到達的，其得票率剛剛過半，還有接近一半的黨員並不支持他。因此，他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鞏固權力，儘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當時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他的一句“要做桶箍”，就充分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態。

其二、蘇貞昌不願再作“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人。倘蘇貞昌在其第一個主席任期內就進行兩岸交流的工作，但卻在2014年的第15屆黨主席選舉中倘是輸給了捲土重來的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坐享成果？

其三、蘇貞昌即使是在2014年5月的黨主席選舉中打敗蔡英文獲得連任，但在2014年還有一個“七合一”選舉需要面對。一方面，他必須集中精力，打好“七合一”選舉這一仗，而無暇顧及兩岸關係；而另一方面，“七合一”選舉是地方型選舉，兩岸關係議題並不是選戰議題，也沒有調整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蘇貞昌倘若打輸了“七合一”選舉這一仗，就必須按照民進黨的慣例引咎辭職。倘此，此前所進行的調整兩岸政策努力，就將由按黨章規定補選繼任者、而極有可能是蔡英文享受。

其四、蘇貞昌“武大郎開店”心態嚴重，還得提防謝長廷喧賓奪主。蘇貞昌在當選黨主席之後，為了團結“英系”以外的黨內次要敵人，打擊蔡英文這個黨內主要敵人，曾將在2017年黨內台灣地區領導人初選中結下的怨仇拋開一邊，表態在設置“中國事務委員會”之後，將由謝長廷來“打骰”。這使得謝長廷懷有極大的憧憬，並進行了多項“熱身動作”，包括提議在黨內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但這卻引起蘇貞昌的警覺，擔心謝長廷將會藉着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在蔡英文已經成立“小英基金會”，儼然是“另一個黨中央”。這讓蘇貞昌不得不有所顧忌，擔心謝長廷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蔡英文合作，在2014年的第15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而在目前，蘇貞昌即使是已經恢復了“中國事務部”，還設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但這些均只不過是在黨內壓力之下的權宜之計，他還是認為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不急”，因而仍是採取了“戒急用忍”的策略。因此，原本被黨內“交流派”寄以“民共平台”厚望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就變成了一個“升級版”的“中國事務部”式的幕僚機構，而且只是兩個月開一次“神仙清談會”，根本無意推動調整黨的兩岸政策。

在蘇貞昌走向“2016”的道路上，還有一道“坎”，就是在“七合一”選舉前，民進黨將於2014年5月進行主席換屆選舉。而此時已經不再受“連選得連任一屆”限制的蔡英文，勢必會捲土重來。而從去年民進黨台灣地區領導人黨內初選的結果看，蔡英文的實力不低；還有今年5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蔡英文即使沒有親自上場，也自有人願意為她代打，從而形成實質上的“蘇蔡大戰”。在到了蔡英文的“本尊”出場之時，還不知鹿死誰手。因此，一方面，蘇貞昌目前的主要目標，並非是為201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未雨綢繆的，而是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權力，首先要打好黨主席的“保位戰”，因而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並“不急”；另一方面，正因為2014年的民進黨主席選舉尚未知鹿死誰手，因而倘若蘇貞昌目前就對黨的兩岸政策進行調整，倘主席選舉不敵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白白地享受他辛辛苦苦的成果？他才沒有那麼笨。

因此，在目前而言，民進黨不存在調整必須兩岸政策的壓力及需求，蘇貞昌把黨內“交流派”的訴求及論述，統統當作是“耳邊風”甚至是“偽命題”。按此思維，在201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時，倘馬當局的政績仍沒有起色，就更將會讓蘇貞昌認為不過如此而已，民進黨也就更不需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