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房產税民意調查：體制內人員支持力度更大

為了更好地瞭解城市居民家庭對於房產税的看法，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與國家權威部門合作，於2010年暑期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開展了包括房產税在內的一項民意調查。在這一部分我們結合調研中不同的家庭屬性和居住情況，進一步分析什麼樣家庭更支持房產税的徵收，什麼樣的家庭會反對徵收房產税。

為了更好地瞭解城市居民家庭對於房產税的看法，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與國家權威部門合作，於2010年暑期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開展了包括房產税在內的一項民意調查。本文將介紹這次調查的基本情況和定量分析結論，為更加清晰準確地把握城市居民對於房產税的看法提供客觀依據。

數據情況和關鍵問題解釋

本次專項調查的調查對象是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四個城市共計2500户家庭（北京市1000户，其他3個城市各500户）。抽樣過程遵循嚴格的PPS抽樣方法，保證樣本的隨機性和代表性。調查中涉及到的關於房產税的問題有：居民對於徵收房產税的態度；以及在兩種情況假設下（1.房產税有利於降低房價；2.房產税收入用於公共設施建設和改善公共服務），居民是否支持徵收房產税。另外，本次調查還提供了家庭和住房相關的基礎數據，包括家庭收入、户主年齡、户口狀況等家庭基本情況，以及房屋產權、住房面積等住房情況。

為了更全面的分析城市居民對於徵收房產税的看法，我們結合調查結果中涉及到的三個關於房產税徵收的問題，首先從整體上觀察人們是否支持徵收房產税，同時從兩個角度分析人們對於房產税收收入使用的看法，其次根據家庭屬性和住房屬性對所有家庭進行分類，詳細分析不同類型的家庭對於房產税的態度。

本次調查中所涉及到的關於房產税的3個問題如下：

（1）您是否支持徵收房產税？

（2）如果徵收房產税有助於降低房價，您是否支持徵收？

（3）如果將房產税收入用於城市公共設施建設和改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您是否支持徵收？

以上三個問題都融在“城市居民生活專項調查問卷”之中，對於被訪者並不存在政策性誘導，所以得到的統計結果相對較為客觀。其中，第一個問題清楚直觀的反映了人們對於徵收房產税的看法和態度；第二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則是設定了兩種特定情況，旨在探索合理的税收用途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人們納税，同時也可以初步瞭解人們對於房產税收收入何去何從的看法和意見。

整體情況分析

分析這些家庭的組成，我們發現，持贊成態度的家庭，其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等並不優於持反對態度的家庭，甚至其平均水平要低於這些家庭（如表2所示），這説明家庭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對於家庭是否支持税收並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表示支持的家庭中，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家庭比例為35.5%，要明顯高於持反對態度的家庭（29.1%）和表示無所謂的家庭（28.4%）。可見，體制內的人員對於房產税的支持力度更大，當然這和收入水平、現有住房條件等都有關係。

再回到表1，對比四個城市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到，北京作為政治經濟中心，同時是政策方針的發源地，其城市居民對於房產税的徵收更加支持，有近一半的受訪家庭對徵收房產税持贊成態度，表示反對的家庭也只有26%。相比之下，作為我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城市居民對於徵收房產税的支持率要明顯低於其他三個城市，而反對的家庭達到了近40%。對於這一現象進行解釋，如表3所示，在調查中發現，一方面上海市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家庭比例（28.8%）要低於其他三個城市（32.3%），外企和私營企業的環境影響可能是造成其對國家税收政策不甚瞭解的原因之一，並且問卷的其他問題反映出上海市居民對於未來國家宏觀經濟狀況的預期也明顯低於其他三個城市；另一方面，上海市民對於社區周邊現有公共服務的滿意度較高，因此他們對於房產税能進一步提高社區公共服務水平的預期並不強烈。

在兩種不同的房產税收用途的假設情況下，我們分別統計了人們對於徵收房產税的看法，結果如圖1所示。可以看到，如果房產税收能夠用於降低房價，那麼支持徵收房產税的家庭比例由原來的42%上升到65%，而持反對態度的家庭將下降14個百分點，為15%。同樣，如果房產税收能夠用於城市公共設施建設和改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那麼支持的人數將進一步提高到71%。這反映出人們對於國家税收使用的期望，能夠真正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有85%的家庭支持政府出台政策措施降低房價，如圖2所示，可見目前房地產市場上虛高的房價已經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大多數人認為目前的房價遠遠超過了合理的水平，分析中我們還做了一個簡單的測算，在消費者看來，目前的房價降低23%才被認為是比較“合理”的。

徵收房產税——誰在支持？誰在反對？

在這一部分我們結合調研中不同的家庭屬性和居住情況，進一步分析什麼樣家庭更支持房產税的徵收，什麼樣的家庭會反對徵收房產税。

表4列出了不同家庭對徵收房產税的態度的彙總結果。其中家庭住房面積和擁有的住房套數與需要交納的房產税直接相關，根據房產税徵收辦法，住房數量越多税基相對越大，需要交納的房產税越多，所以擁有住房數量越多的家庭越不支持徵收房產税，實證結果也恰恰驗證了這一點。

此外，跟前面的分析一樣，體制外的人員不願意看到房產税開徵。而家庭收入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與其是否支持徵收房產税呈現“倒U”形關係，即隨着家庭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其對房產税的支持率升高，反對的人數減少，當收入（或受教育程度）達到一定水平時，支持率開始下降，反對的人數開始增多。

對於低收入的家庭，住房帶來的生活壓力已經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高房價的基礎上再徵收房產税必然會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對於高收入的家庭而言，其住房面積和擁有的住房數量都要高於其他低收入家庭，需要交納更多的房產税，所以其反對徵收房產税就很正常了。同理，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可能並不瞭解國家徵收房產税的目的，單純從税收的角度會產生牴觸心理；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對國家政策的瞭解途徑更多，但大多來源於網絡信息，可能會引起理解偏差，同時這部分人收入水平更高，如前所述，需要交納更多的房產税，因此會反對徵收房產税。

最後，户主年齡越大的家庭對徵收房產税的態度越積極，年輕家庭不願意交納房產税。這反映了一個社會現實，目前年輕家庭面臨的最大的生活壓力就是住房問題，在大城市表現尤其突出，傾盡所得才有一方容身之地，自然不願意再為此交納更多的房產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