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稱美國才是壟斷者 我國企壟斷遠遠不夠

中國經濟網北京12月3日訊(記者 曹元水) 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如何抓好國有和民營經濟發展成為當下熱議焦點。就此話題，我們專訪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石軍。

記者：您長期在市裏和省裏工作，又一直分管經濟工作，您對怎樣促進國企和民企發展，如何推動兩者攜手共進，有什麼體會和看法。

石軍：這些問題的明確答案，已在18大報告中講的非常清楚。我的學習體會主要有三句話，這就是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積極紮實促進民企發展、齊心協力推動“國民共進”。

一、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多次用“理直氣壯”這個詞來搭配發展國有經濟，這是為什麼呢？

石軍：我認為發展國有經濟，用理直氣壯這個詞搭配再合適不過。

先説理直，我們共產黨的遠大目標是消滅私有制，即消滅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實現公有即全民所有，從而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如果不發展國有經濟，就會削弱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就與我們的遠大目標背道而馳。但這決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繼續搞所謂“一大二公”。鑑於我國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科學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根據這一制度，我們通過“抓大放小、戰略重組、佈局優化”等改革途徑，大大收縮了國有經濟經營領域，大大讓出了市場容量和空間，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發展。這不僅堅持了邁向遠大目標的基本方向，而且體現了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記者：是的，發展國有經濟的確理直。那麼，氣壯體現在什麼地方？

石軍：氣壯，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發展成就和貢獻上。遠的不説，就説國資委成立的2003年到2011年的變化吧。這期間，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從10.73萬億元增長到39.25萬億元，實現淨利潤從3262.3億元增長到1.94萬億元，上繳税金從8361.6億元增長到3.45萬億元，年均分別增長了17.6%、25.2%和19.4%。1994年我國國有企業500強全年銷售收入總和還不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而在2012年我國已有54家國企進入世界500強。特別是中央企業表現更為突出，這期間央企總數由196家減少為117家，但資產總額卻從7.13萬億增加到28萬億。同時，國有企業還在科技創新、重大工程建設、“走出去”和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走在了前頭。這是多麼巨大的成就、多麼巨大的貢獻，難道發展國有經濟不能氣壯嗎？

記者：為什麼在如此理直、氣壯的背景下，指責、詆譭甚至扼殺國企怪論不絕於耳、甚囂塵上呢？

石軍：我們逐條理出這些怪論，逐一進行分析，就不難看清其真正用心了。

目前，常談的怪論之一是，中國在搞“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標籤是在今年年初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的“國家資本主義”專欄文章和瑞士達沃斯論壇組織的辯論中，硬貼給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國的。他們指責這些新興市場國家藉助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持股或參股公司、國家主權基金及國家支持的私營公司，通過併購外國企業、搶佔他國資源來發展壯大自己。給中國硬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籤是貼不上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根本不同，前者生產資料主要屬於資本家佔有，後者屬於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佔主體地位的中國怎麼能成為“國家資本主義”呢？硬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籤，其目的是為新自由主義危機辯護，攻擊和壓制競爭對手，鞏固和搶佔國際規則制定權。

怪論之二是，國有企業在搞壟斷。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確實是由國有企業壟斷經濟，但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壟斷已被打破，國有企業的經營領域已經大大縮小。2003年《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抓緊“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2006年國務院出台的《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僅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個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而對其他行業則基本放開。據統計，在過去國有企業絕對控制的39個重點工業行業中，目前已有18個行業的國企產值佔比降至10%左右。實際上，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不是壟斷過度問題，而是對關鍵行業控制力嚴重不足。如果硬説我國在搞壟斷，我們説這個壟斷還遠遠不夠。那些橫加指責我國搞壟斷的不是別人，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壟斷者。利用美元這一世界通用貨幣，形成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壟斷；利用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進行壟斷；利用互聯網尤其是主根服務器，對全球互聯網根域名服務器和域名體系及IP地址進行壟斷；利用對美構成安全威脅藉口，對我國國有企業和華為、中興等民營企業大打出手；通過鞏固和搶佔國際規則制定權，對其他國家經濟乃至政治進行控制，哪裏有利益他們就在哪裏壟斷。難怪俄羅斯總統普京將美國稱作美元壟斷地位的“寄生蟲”。

怪論之三是，國進民退，與民爭利。2001年我國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分別為53489户和40554億元，而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分別僅為22128户和5220億元，民營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僅為國有企業的41.3%和12.8%。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分別為6707户和66673億元，而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則分別增至180612户和252326億元，民營企業總數已是國有企業的26.9倍，總產值已是國有企業的3.7倍。這樣的事實擺在眼前，總不能瞪着眼睛説瞎話吧。

怪論之四是，國有企業滋生腐敗。國有企業是有腐敗問題，難道國內外其它企業的腐敗問題更少嗎？難道其它領域沒有腐敗問題嗎？腐敗是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關鍵看是否真正從源頭和制度上下功夫治理。眾所周知，中國的反腐特別是對國企的反腐是真刀真槍動手，而不是搞假動作應付。

怪論之五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悖，只有私有化才能與市場經濟相融。公有制與私有制是對應的“所有制”概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應的“經濟體制”概念，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屬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對立關係。從我國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看，並不是相悖的，而是相融的，硬説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完全是偷換概念、偷樑換柱。

他們通過上述五種怪論，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中國不能發展國有經濟，現有國有企業必須實行私有化。為此，他們還積極主動地為我們開出所謂的“良方”，其實這些“良方”我們都曾見識過。前些年，他們曾開給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和秘魯等拉美各國，結果“良方”變成了“毒藥”，給拉美經濟造成了災難性後果。這樣的“良方”也曾給俄羅斯開過，結果俄羅斯的經濟和民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這樣的“良方”還曾給東南亞各國開過，結果都沒有逃脱同樣的厄運。

這些國家慘痛的教訓，給我們一個深刻啓示，那就是別有用心之人開出的別有用心之方，只是為了達到別有用心之目的。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有自己的“華佗”，中國“華佗”早已根據中國國情開出了真正“良方”，這個良方就是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

我們既要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又要坦誠認賬和着力解決國有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目前看，國有企業發展中主要存在“三個較大差距”，亟待強化“四個必須堅持”。“三個較大差距”，一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存在較大差距。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國有企業這個市場主體完善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但到目前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仍不合理、經營機制也不靈活。同時，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矛盾突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轉變國有企業發展方式與科學發展要求存在較大差距。許多國有企業發展方式粗放，重速度輕效益現象比較突出，消耗高、浪費大、污染重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佈局結構也不合理，傳統產業改造進展不快，戰略性新興產業佔比較低。三是提高國有企業競爭能力與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要求存在較大差距。目前諸多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產品更新換代較慢，“走出去”水平較低，遠不適應國際激烈競爭需要。“四個必須堅持”，一是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推進企業公司化改造，切實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二是必須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原則，抓緊完善“三統一”、“三結合”出資人制度。三是必須堅持和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抓好經濟結構調整，推動國有企業重組，促進國有資本向重點行業、關鍵領域尤其是優勢企業集中。四是必須堅持履行社會責任要求，引導企業牢記責任、誠信經營、保障職工合法權益、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最大化。

二、積極紮實促進民企發展

記者：我國民營企業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現在已是鋪天蓋地、頂天立地了。在此情況下，您為什麼提出要積極紮實地促進民企發展呢？

石軍：我説要積極紮實地促進民企發展，主要基於三點考慮。一是如何保持民營企業的鋭氣。二是如何化解民企老闆的怨氣。三是如何發揮民營經濟的朝氣。這“三個如何”，都取決於我們能否積極紮實做好鼓勵、支持和引導工作。

記者：您説的這“三個如何”很有意思。那麼鋭氣怎麼講？

石軍：這裏講的鋭氣是指民營企業在成長過程形成的迎難而上、愈挫愈勇、鋭不可當的精神。年紀大的人都記的，建國之後我們搞了很長時間“一大二公”，一直忙着割資本主義尾巴，幾乎一條尾巴未留，但一有機會，民營經濟就會冒出芽來，開花結果。“文革”時期，民營經濟被徹底摧毀，但在改革開放後又異軍突起，現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據統計，目前我國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已超50%，出口貢獻已超30%，投資貢獻已超60%，創新貢獻已超70%，就業貢獻已超80%。這是多麼了不起的鋭氣、多麼了不起的貢獻啊。但現在有些老闆家業大了，身價高了，鋭氣卻小了，過去敢闖敢冒，現在左顧右盼，甚至患得患失。因此，應當引導他們永葆迎難而上鋭氣，鼓勵他們發揚勇打江山勁頭，支持他們在新的挑戰中再創新的輝煌。

記者：民企老闆有什麼怨氣？應當如何化解？

石軍：按常理講，在民營經濟取得長足發展的情況下，老闆應當揚眉吐氣，不應產生怨氣。但在目前，確有一些老闆存有不少怨氣。他們一怨國際市場被擠佔。本來出口產品行銷天下，卻因人民幣大幅升值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而沒了市場；本來利潤相當可觀，卻因大打出手反傾銷而賠個淨光；本來已經簽好合同、備足原料，卻因毀掉合同而造成重大損失。多少年費了很大洋勁走出國門，現在又要花費很大力氣擠回國門。國外沒了市場，國內市場已被佔滿；走出去難，擠回來更難，能不讓人存有怨氣嗎？

他們二怨貸款難、收税多。許多老闆反映，目前諸多企業生產經營極度困難，有的已經減產，有的已經關門。開發新產品、搶佔新市場，最大問題是缺錢，可越是缺錢越上門要錢，原來登門貸款的銀行變成了登門逼債，動不動還加收罰金。同時，有些地方為了完成財政收入任務又在大挖税收潛力，要把多年積累的欠税一下子收起來，有的甚至還收過頭税。賺錢少了、收税多了、貸款難了，老闆的怨氣油然而生。

他們三怨“玻璃門”和“彈簧門”。有的老闆説，國家先後制定出台了兩個36條和42項細則，真是下了不少功夫，但真正“進得去、扎住根”卻很困難。2010年浙江省工商聯曾對“非公36條”搞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執行滿意的只有3.3%，不滿意的高達21.4%。有些老闆無奈地説，“玻璃門”難以打破，“彈簧門”仍在反彈，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消除這些障礙！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部分老闆存在的這些怨氣的？怎樣才能有效解決他們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呢？

石軍：我認為這些怨氣有失偏頗，但又事出有因，應當理性看待民企發展中遇到的矛盾，積極紮實地解決存在的問題。

國際市場本來就是瞬息萬變的，遇到經濟危機衝擊，加上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有些產品甚至企業被擠出已佔市場是常事，怨不得天也怨不得地。當然，任何一個國家和企業都不會被動接受無理擠兑，企業應當積極開闢新的市場，特別是通過技術創新、開發新品去搶佔市場。國家應與企業聯手抗爭，充分利用國際規則，竭力保護企業合法利益。

貸款難是事實，這些年還沒有出現過貸款不難的時候。為了緩解這個難題，最近幾個月金融機構已經開始增加貨幣投放，並明令向民企尤其是小微企業傾斜。收税多，要作具體分析，如果徵收欠税，是應該的，只是時候選擇不當。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中央有關部門高度關注，並正在採取擴大營改增試點等措施予以解決。

“玻璃門”和“彈簧門”確實應當打破，但體制性障礙的消除有個艱難過程，這就是人們常説的“革別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難”的道理吧。政府及其部門應當加快職能轉變步伐，強化抓好落實措施，確保法規政策到位。尤其是對放開准入行業和領域，要拿出更有操作性的具體規定，既要列出詳細單子，又要排出進程時間表，還應採取一竿子插到底辦法督促落實。國有企業應當積極敞開大門歡迎民企介入，並儘可能為他們提供便利條件。民營企業應當主動作為，只要有利於發展壯大，控股更好，參股不控股也行，不要想一口吃個大胖子。

老闆幹大了，容易產生傲氣；老闆期望值高了，容易產生怨氣。“笑傲江湖”總比“妄自菲薄”好得多，但怨氣多了容易泄氣。我們相信，隨着放開領域的擴大和落實措施的強化，這些老闆的怨氣會逐步消失。我們更加堅信，真正的企業家定會理性對待遇到的矛盾，不會在困難面前泄氣。

記者：化解怨氣固然必要，發揮朝氣更加重要。您認為應當怎樣調動民企積極性和創造性呢？

石軍：當今的民營經濟就像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生長在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大地上，應該朝氣蓬勃向前發展。但民營企業又像一片片樹林，我們對其是“澆水、施肥、捉蟲子”，還是“刨根、剝皮、捋葉子”，導致的結果就會截然不同。

我們應當充分認識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產生和發展的必然性，自覺按照經濟發展規律辦事，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其持續健康發展。我們應當積極主動與民企老闆交朋友，深入瞭解他們所思所想所盼，制定實施更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紮紮實實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矛盾和困難。我們應當抓緊營造有利於民營經濟發展的社會氛圍，努力消除“仇富”心理，真正樹立“發展民企有功、支持民企光榮”觀念，讓民企老闆放心大膽地做強做大企業，讓民營經濟朝氣蓬勃地向前發展。

三、齊心協力推動“國民共進”

記者：推動國民攜手共進，需要釐清諸多理論研究和實踐過程中的問題。近幾年，“國進民退”、“國退民進”爭論不絕於耳，到底怎樣看待這一爭論，如何統一思想呢？

石軍：“國進民退”的説法由來已久。建國初期，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政府全面實施“國進民退”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民企發展確實遇到過一些挫折，如1989年至1991年清理整頓中曾經出現的“紅帽子”現象，但從總體和宏觀上看，民營經濟的發展一直沒有形成逆轉之勢。鋪天蓋地而又複雜多變的經濟活動，任何一種例子都能找到，要用幾個例子推論“國進民退”，往往會以偏概全，得出錯誤結論。

記者：那麼，從總體和宏觀上看，到底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呢？

石軍：這樣的爭論沒有多大必要，因為不存在“國進民退”問題；這樣的觀點有必要澄清，因為無謂的爭論會干擾經濟發展。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進程看，不是“國進民退”，而是“國退民進”，要不然民營經濟就不會有空間發展壯大。由於在此期間，國有經濟也得到快速發展，還是講“國民共進”更加符合實際。

大家知道，我國經濟得以長足發展，主要是三股力量支撐的。一是國有企業。二是民營企業。三是外資企業。據統計，2001年到2011年這10年間，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幅分別為16.7% 、31.2% 和20.1%，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增幅低了14.5個百分點，比外資企業增幅低了3.4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不是“國進民退”，而是三者都進，並且民進最快、外進居中、國進居後。

記者：在此情況下，您為什麼提出齊心協力推動“國民共進”？

石軍：我提出齊心協力推動“國民共進”，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鞏固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兩者都應更好更快發展，任何一方都不能削弱。二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完全能夠融合發展，過去已經呈現兩者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良好起步，今後合作發展、實現雙贏的舞台更加寬厚，定會上演一幕幕合力推動科學發展的壯麗詩篇。三是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仍不適應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要求，尤其是在推動兩者融合發展上還存在諸多體制性障礙，迫切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整合資源、凝聚力量，合力推動“國民共進”。

記者：“國民共進”涉及內容很多，牽動方方面面，的確需要齊心協力推動。現在看，關鍵還是政府、國企和民企這三方。您就先説説政府這一方吧。

石軍：就政府而言，應當堅決按照18大報告中講到的“處理好一對關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三個保證”(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來嚴格規範自己與市場行為，率先強力推動“國民共進”。搞計劃經濟，只需一隻手操作，一切由政府説了算；搞市場經濟，需要兩隻手，一隻手是市場，一隻手是政府。推動“國民共進”，應該兩隻手協調動作，但協調動作，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政府管多了，市場就不願意，搞不好還會反過來施以懲罰；市場管多了，政府又不放心，總是習慣沿用計劃經濟辦法去組織指揮市場經濟。因此，目前當務之急是抓緊轉變政府職能，加快革除體制性障礙，真正處理好“一對關係”，切實堅持好“兩個毫不動搖”，積極兑現好“三個保證”。

記者：再説説國企和民企吧。

石軍：國企和民企怎麼進，“兩個毫不動搖”和“三個保證”也已講得很清楚。就國企來講，應當着眼增強“三力”(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集中精力幹好兩件大事，一是探索和推行國有經濟多種實現形式；二是集中投向，將更多資本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就民企來説，關鍵是抓住三個着力點。一是緊緊盯住“三個保證”的落實，積極爭取更好發展環境；二是突出抓好自主創新，努力搶佔科技發展制高點；三是精心選擇進入行業和領域，主動搞好與國企的合作。

國企與民企攜手共進，不是隻有合作，而是既有合作又有競爭。只有真正搞好合作，才能優勢互補，實現共贏；只有敢於善於競爭，才有發展活力，沒有競爭就如計劃經濟，只會是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