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零歧視”在全球艱難推進
在世界各地12月１日迎來第25個“世界艾滋病日”時，全球約有3400萬人已感染這種病毒，其中78萬人在中國；在美國研究人員1981年發現世界首例艾滋病31年後，美國想讓所有孩子2015年出生時都不再攜帶這種病毒；在全國有近1/10的民眾感染艾滋病病毒後，南非總統曾親自帶頭接受檢查……從全球範圍來看，各地艾滋病防治有一定進展，但形勢仍不樂觀。對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來説，社會歧視是另外一把懸在心頭的利劍，它所帶來的痛楚有時甚於疾病本身。在這個“世界艾滋病日”，中國領導人的重視以及社會和民間機構的參與，正在努力改變中國艾滋病患者的未來命運。“零艾滋”與“零歧視”一樣重要，在考驗中國，也在考驗世界。
“中國自上而下消除恐艾情緒”
“北京颳起一股清新之風。”德國《漢諾威彙報》12月2日在題為“中國領導致力於世界艾滋病日”的報道中這樣評論。文章説，中國的非政府組織認為中國領導人在兑現承諾，性學家李銀河也認為，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步”。德國艾滋病援助協會專家漢斯·海克恩多次訪華，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領導人的重視將使中國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迎來新希望。不過，海克恩認為，中國防治艾滋病還有很多具體挑戰，如依法保護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就醫權”、“工作權”等。他還説，中國感染者數量多，範圍廣，而國家整體醫療保障還剛起步，需要更多資金。
中國領導人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後與艾滋病患者及民間組織代表的互動與交流，讓民間組織益仁平中心總協調人陸軍對中國未來對艾滋病患者的包容十分看好，他認為這是政府為消除對艾滋病患者歧視所做的努力。陸軍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國外在消除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問題上，依靠最多的還是民間組織。而這些組織的成員多是艾滋病患者。他們知道自己的需要，也能勇敢和準確地向社會提出自己的訴求。
外電在對中國防治艾滋病的報道中大多提到，一些中國醫院拒絕HIV攜帶者就醫。德國《世界報》11月29日以“整個國家都在歧視”為題稱，儘管中國對艾滋病有了更多認識，但“恐艾情緒”仍無處不在。今後，這種不能保障HIV攜帶者“就醫權”的行為將受到嚴厲處罰。南非《星期天時報》近日在報道“中國禁止醫院拒絕接受艾滋病病人”時，也提到中國領導人對艾滋病人的關愛，認為這將有助於改變過去中國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心理或認識誤區。
《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媒體在讚揚中國領導人看望艾滋病人的報道中説，中國並非歧視艾滋病患者最嚴重的國家，但卻是“公眾看法嚴重滯後於官方政策”的典型國家。報道批評中國有些媒體突出的是“每天與艾滋病患者零距離，看他們如何不恐‘艾’，這裏的‘他們’並非艾滋病患者，而是醫院的護士”。
這些“誤區”的出現有多種原因。美國福克斯新聞網1日報道説，中國是對全球防艾做出最大貢獻的5個國家之一，但民間對艾滋病患者仍有歧視。路透社一篇文章從文化角度分析説，“在一個性仍是某種禁忌話題的國家，艾滋病患者表示他們經常遭受羞辱”。
“中國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與艾滋病教育宣傳活動不足有關。”美國《大西洋月刊》11月30日在報道天津一名艾滋病患者就醫遭拒事件時這樣議論。但該刊物在強調中國政府態度鮮明地支持患者“就醫權”時，也提到西方政府通常是在引發大規模公眾輿論後才採取措施。在美國，直到活動人士揭穿所謂“艾滋病是男同性戀的癌症”的真相後，里根總統才首次對該傳染病發表公開談話。《大西洋月刊》議論説，尚不清楚，在中西方的不同做法中，哪種方法最奏效，現在也不能斷言中國通常“由上而下”的措施能否阻止民眾歧視艾滋病患者，或縮小政府行動和民間輿論間的鴻溝。
減少對邊緣人羣的歧視
《華盛頓郵報》文章列舉了中國存在歧視艾滋病患者現象，如因該病被辭退工作、被家人趕出、被禁止從事餐飲業或到泳池游泳等。但文章説，儘管如此，約45個國家和地區都對艾滋病毒攜帶者和患者有嚴格限制，它們歧視艾滋病患者的現象遠比中國嚴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世界艾滋病日”發表講話時，曾承諾“將結束不許艾滋病攜帶者進入美國的禁令”。據尼日利亞媒體報道，在該國，一些艾滋病患者不允許回到村莊。為杜絕歧視現象，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至少有18個國家利用法律保護艾滋病患者，但訴諸法律的做法收效甚微。
12月3日，《環球時報》記者採訪到柏林的一名艾滋病病毒（HIV）攜帶者，他表示去診所或醫院治療時從沒被拒絕過，醫生總是以對一般病人的態度來對待他。柏林夏理特醫院的一名醫生則説，醫生看病時都會戴膠皮手套，診斷前後都會消毒，“這樣的措施已萬無一失”。但即使在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歧視和偏見也難避免。這名接受採訪的HIV攜帶者説，他認識的一名“病友”，因為公開實情而失去工作，一些德國公司招聘工作時還要驗血。
對於為什麼中國社會目前對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仍存在很大偏見，益仁平中心總協調人陸軍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感染者大部分來自邊緣人羣，如同性戀者、吸毒人員、性工作者等。換而言之，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就是對邊緣人羣的歧視。除此之外，中國社會也缺乏對艾滋病患者的包容氛圍。就拿公務員體檢標準來説，明確規定艾滋病感染者是不被錄用的，而這個條例絕對不只影響到公務員這個狹小的團體。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是一家致力於艾滋病防治的非政府組織，該組織的劉伊戈告訴記者，政府對邊緣人羣的關注也是解決艾滋病歧視問題的一個有效辦法。一説到艾滋病，很多人都將它上升到道德問題，認為那些因為輸血而感染的人是值得同情的，而對性工作者、同性戀者或吸毒感染者就非常牴觸。這種道德標籤也是艾滋病患者受歧視的一個原因。
泰國非常重視對病毒攜帶者的“零歧視”。目前，在泰國任何一所學校都不能拒絕接受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否則會被起訴；不僅如此，學校裏的老師對這些孩子絕對一視同仁。12月1日當天，素有“情色之都”的泰國帕塔亞舉辦很多宣傳活動，特別是呼籲社會不要歧視艾滋病患者。《環球時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少人與參與活動的患者合影，表達對防治艾滋病的支持。
“零”艾滋需要全球行動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是“行動起來，向‘零’艾滋邁進”。在美國近日宣佈的“零艾滋病一代”路線圖文件中寫道，艾滋病是“現代歷史上最複雜的全球健康問題”，每年全球有170萬人死於與艾滋病相關的疾病。儘管有人認為美國提出的“零艾滋病一代”過於浪漫，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主任吳昊告訴記者，去年該院為10多個感染艾滋病的孕婦接生，沒有一個嬰兒感染上艾滋病。
很多國家的領導人這幾年都非常重視防治艾滋病工作，並參與到相關活動中來。泰國總理英拉近日要求公務員福利基金、社保基金以及國家健保基金協同合作，整合三方資源，保證艾滋病毒攜帶者能持續獲得抗艾藥物。2010年，時任泰國總理阿披實在活動現場出人意料地戴上由安全套編成的帽子。曾是艾滋病肆虐“重災區”的南非，病毒感染者達560萬，約為全國人口的10%。為此，南非總統祖馬曾親自帶頭接受檢查，還由副總統負責國家艾滋病委員會。
全球有越來越多的知名人士參與反歧視艾滋病的公益活動。近日外媒對彭麗媛等中國著名藝術家擔任“世衞組織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或參與相關活動非常關注。11月28日，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報道稱，彭麗媛從2006年就開始擔任中國衞生部預防艾滋病義務宣傳員，是中國最早擔任這一角色的名人之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約翰娜·胡德表示，中國民眾當時對這種疾病充滿憎惡感，但她做得很好。
至去年底，全球約有340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年度新發感染者約250萬，比2001年下降約20％。德國艾滋病援助協會專家海克恩認為，人類與艾滋病的較量已30多年，形勢並不樂觀。全世界3400萬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只有600萬人在接受治療。而對於美國約12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來説，一個好消息是從2014年開始能得到醫療保險，另外一個是力爭到2015年杜絕新生兒感染病毒。
據美國波士頓《全球郵報》1日報道，亞洲防艾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其中泰國、柬埔寨和中國的成就引人矚目。從2006年起，亞洲艾滋病患者人數就基本維持在490萬人。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官員認為，“亞太地區的進展至關重要，並有助於引領和改變全球艾滋病的議事日程”。
亞洲防治艾滋病的努力只是這場“全球性戰鬥”的一個局部。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亞太地區主任史蒂文·克努斯介紹，東南亞地區有四類艾滋病易感人羣：靜脈注射毒品者、同性戀者、性工作者及通過母嬰途徑傳遞給兒童。緬甸及“金三角”地區艾滋病疫情擴散已嚴重影響中國。克努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緬兩國有漫長的邊界線，中國在緬甸有大量投資和大型工程，緬甸則有不少勞工到中國雲南省境內打工，面對艾滋病疫情的跨界流動，中緬兩國須加強在防治艾滋病問題上的合作。
南非艾滋病研究中心研究員雷對《環球時報》記者説，目前全球艾滋病防治已經取得較大成效，但礙於治療成本高昂，疫苗研製滯後等因素，全球艾滋病防治還不太樂觀。同時，包括中國在內，在消除歧視方面，還要加大宣傳，消除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的偏見和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負擔。
泰國救援艾滋基金會代表尼米曾説：“我們的國家已深陷危機。”目前泰國平均每小時便有一人感染艾滋病毒，主要原因是當地人偏愛不採取安全措施的性行為以及很少有人接受艾滋病毒檢測。同樣，在中國，性傳播成為最主要的艾滋病傳播途徑。因此，很多中國的相關人士提出，只要自己潔身自好，就能遠離艾滋病。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劉伊戈建議，中國媒體在有關艾滋病新聞的報道上要慎重，如對類似“艾滋病針頭”的流言要慎之又慎，不要渲染恐慌氣氛。另外，比治療更重要的還是預防，可以在學校推動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讓孩子清楚明白什麼才是安全的性行為，並且要提供全面的性心理輔導。
本報駐南非、泰國、德國、美國記者 苑基榮 孫廣勇於景浩 青木 丁雨晴 本報記者 杜天琦 張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