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頭大火背後的勞資衝突

12月4日下午，廣東汕頭市潮南區陳店鎮新溪西村的一家內衣廠，工人劉某已經辭職，那天特意回到這裏。他拿着一個白色的塑料罐，裏面裝着從加油站買來的價值40元的汽油。他把汽油灑在工廠一樓，點燃，迅速逃離現場。

15時30分，一場大火無情地燃燒起來。儘管當地消防部門緊急調派13台消防車、84名消防隊員趕赴現場撲救，但火災依然奪走了14人的生命，並造成1人重傷。據悉，14條消逝的生命中，多是尚未婚嫁的年輕女工，還有一名孕婦。

根據汕頭市警方和潮南區政府的通報，當晚22時，縱火罪嫌疑人劉某被警方抓獲，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據悉，劉某在該內衣廠工作一年，因為老闆平時結算工資經常少算給他，對老闆積怨已深。3天前，劉某決定辭職，跟老闆的丈夫陳某結算工錢，但陳某以其虛報計件為由扣下500元，這成為悲劇的導火索。

“我拿不到錢，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賭”

被抓捕後，劉某面對媒體鏡頭，面無表情地説：“我拿不到錢，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賭。”

僅僅因為500元工錢，就縱火燒廠，導致14死1傷，輿論一片譁然。不少人痛罵犯罪嫌疑人“漠視生命”，但也有人嘆息“這是打工仔的無奈”。

縱火當天上午，劉某曾發信息給老闆陳某，“錢你要還給我，否則，你逃過今天逃不過明天”，陳某沒有回覆。隨後，他又先後撥打了兩次電話給陳某，但是陳某都沒有接聽。劉某遂去加油站買了汽油。

企業拖欠工資，不能成為員工傷害他人的理由。但汕頭大火背後的勞資衝突問題引人深思。

當與企業主發生衝突時，工人可以通過哪種方式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一場大火，拷問着當前的勞資關係。

華南農業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教授楊正喜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目前珠三角地區從縣區、鎮街到村，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勞動爭議調解體系，很多調解組織已經延伸到村。“勞資發生衝突，工人可以通過調解、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的方式解決，還可以向勞動部門投訴，向工會求助。”

但即使如此，處於弱勢一方的工人的權益也經常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因為基層的調解人員專業素質不高，對法律的理解還不到位；其次，地方重視GDP考核，資方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博弈結果，地方傾向資方是很常見的現象。”楊正喜説。

律師江珍來關注勞資糾紛案件多年，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有些工人到勞動監察大隊投訴，但結果往往不了了之。“要麼一個月沒消息，要麼對單位處罰力度不夠，甚至有些監管單位拿了企業紅包不辦事。”

通過勞動仲裁來解決糾紛，工人也經常因為找不到證據，告不了企業。“如果發生拖欠工資問題，有些公司比較正規的，工人通過維權還能得到工資。但在工地打工的，都是現籤現發錢，連工資條都沒有。”江珍來估計，現在年關將到，勞資糾紛案件會增多。

從解決“拖工資”到要求“加工資”

如今“拉着拖箱進城”的新生代農民工佔據了打工主流，勞資雙方的衝突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解決“拖工資”變為要求“加工資”。

廣東省勞動爭議仲裁數據顯示，目前爭議主要分為三大類：1.勞動報酬，主要是工人追討拖欠工資、加班費；2.解除勞動合同；3.保險及社會福利。

江珍來深刻感受到這種變化，以前接到的案子多是討工資，現在是以企業不買社保、不籤合同及工傷類為主。“工人的法律意識越來越高，以前只會打幾個電話，要不到錢，就算了。”

楊正喜以2010年為界，工人的內容訴求和形式發生了變化。“之前，更多是個體權利的爭議，如工人上演“跳樓秀”討工資；近兩年工人組織起來，通過手機或網絡，提出增加工資、改善福利等訴求”。楊正喜稱，這是從“拖工資”的權利爭議，到圍繞“加工資”引發的利益爭議的轉變。

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往往被忽略。相比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更希望被城市接受，渴望融入城市，但是願望與現實存在極大反差。而另一方面，現在企業普遍存在“資方單邊主導”現象，即對工人的管理、工資福利的計算與增長，都由資方説了算，工人的聲音往往被埋沒。

“當工人的需求被壓抑得久了，即使細小的變動也會導致情緒爆發。”楊正喜説，汕頭大火事件與此不無關係。他表示，可以從社會管理創新入手，改善勞資關係。如引進社會組織，給予新生代農民工關愛和參與社會的機會，或建立一個疏導機制，關鍵時刻有人傾訴、幫忙。“罵罵人發發脾氣就可能不會出現悲劇”。

江珍來還記得，2008年新的勞工合同法推出時，各地都掛起橫幅宣傳法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許多企業主更因此主動調解糾紛。他希望“各地政府可以組織律師到企業宣傳合同法，同時，勞動部門要加強監管力度。”（本報汕頭12月6日電 林潔 謝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