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報國：中國超越日本 需要喬布斯更要羅陽

投身工科·一種可以選擇的愛國方式

要喬布斯，但要更多的羅陽

科普的不到位，社會觀念的扭曲令中國工程人才儲備嚴重不足

當奧巴馬與羅姆尼在為中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並提到美國必須要加強工程教育，不然就“不得不去中國找工程師”時，坐在電視機前的查建中笑了。這一幕，再次驗證了這位中國人醖釀已久的看法——高端的工程人才將成為未來最為搶手的“香餑餑”。

這位曾長期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產學合作教席主持人的北京交通大學教授，一直關注着工程人才的培養。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他先從美國談起，“為什麼美國現在需要工程人才了？”

一年前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為此做了一種解釋。正如運動中十分扎眼的口號——“99%反對1%”，實體產業“空心化”、製造業拱手讓人，讓年輕人看不到就業和經濟復甦的跡象。於是，他們喊出“美國病了”。

再往前回溯，上世紀80年代，在以豐田公司為首的日本四大汽車製造公司潮水般的猛烈攻擊下，美國汽車業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也意味着日本產業打敗了美國產業。在接下來的30多年裏，藉助完善的產業分工，日本幾乎在所有工業領域都擁有數量龐大的企業，並一度統治了全球計算器、電子錶、MP3、相機和電視機市場，在PC與手機領域也具有強勁實力。

4年前，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媒體上開始流行“再工業化”的説法。這也被外界解讀為美國“甦醒”的信號。

緊接着，工程人才被美國提到一個高度——美國工程院院長查爾斯·韋斯特説，“擁有最好工程技術人才的國家將佔據着經濟競爭和產業優勢的核心地位”。也有美國議員提議，給留美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直接發放綠卡，以留住理工科人才。

反觀中國，查建中並不樂觀，至少在輿論上，這個問題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喬布斯在中國太“熱”了，到處是他的書和那句“我要改變這個世界”。

理念設計上的創新固然重要，但這一切都必須通過工藝製造才能得以實現。而這些單靠“喬布斯”們難以做到。

對於中國，我們不否認對於喬布斯式天才發明家的期盼，但對於航空報國英模羅陽式的工程設計、製造人才——用查建中的話來説，“通過教育可以培養起來的人才”——似乎更為渴求。

中國工程院院長賙濟在十八大期間公開表示，中國每年培養的工程師數量，相當於美國、歐洲、日本和印度培養出來的工程師的總和。然而，他也強調，人才質量有待提高，尤其是高端人才比較稀缺。

查建中曾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並在多年前的兩會上呼籲，中國的工程人才需要高校與企業的聯合培養。如今，他有了第二個吶喊：“我們不僅要喬布斯，還要更多的羅陽。”

全世界都在缺工程師，中國則是“剛需”

查建中給出的一份2012年的調研數據顯示：未來3年，中國每年需要軟件人才100萬，但是，中國大學每年只能提供20萬IT專業畢業生，而其中，相當部分還不能滿足產業的需要。

11月下旬，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最新出爐的研究佐證了這一數據。報告稱，到2020年，全球高科技企業將面臨約4000萬的技術人才缺口，位於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所受打擊將尤為“沉重”。按照報告估算，在2020年，中國將面臨2200萬人的工程技術人才缺口。

而這已成為世界多國面臨的共同問題。例如，西歐國家在未來5年將

短缺250萬工程師和以工科為基礎的專業人才。而從2010年開始，他們已經面臨着退休工程師多於新僱傭工程師的局面。對於那些新興工業國家，比如，沙特阿拉伯，89%從業人員來自國外，特別是技術人員，很多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

事實上，即便是近代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師”國家——日本，也難逃對高科技尤其是工科類人才的需求——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年輕人對工科報考熱情急劇下降。報考大學工科人數從1986年的18%跌到1989年的12%。日本總務省2009年的估計是：日本決定數控機牀自動化水平的數字技術行業，缺少近50萬工程師。

年輕人的選擇邏輯很簡單——

哪裏的收入高、哪裏的社會地位高、哪裏的貢獻大，去哪裏。以中國為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趨勢是，最優秀的學生爭着上工科，“兩彈一星”的成就離不開優秀工科生的貢獻。

根據媒體統計，2009年每6名狀元中，至少就有1人選擇就讀經管專業。而教育部的公開數據則顯示，中國獲得工科學士學位數量佔所有學士學位比例在持續下降。2008年，這一比例從1998年的50%下降到35%。

必須承認的是，這是一種“市場選擇”。

然而，國內仍有一種擔憂的聲音：畢竟，中、美、日3個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中國正處在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其最優秀的人才卻去學了金融等虛擬經濟範疇的專業，這是正確的人才流動方向嗎？

10月下旬，在中國科協舉辦的主題為“諾貝爾獎的遠與近”的科學家與媒體面對面活動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郭光燦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據此發出呼籲，希望更多的年輕人投身科學、工程這片光榮的陣地，但他們並未給出相應的答案。

不過，麥肯錫報告中的一組數字或許可以理出一些思路——

中國正處於工業化進程的中後期，中國製造業創造了GDP總量的三分之一，貢獻出口總額的90％，未來10～20年製造業仍將是中國經濟的立國之本。

中共十八大報告也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最大國情”。

查建中的解讀是，中國對於生產力的提高即產業升級的需求是剛性的，對相應人才的需求自然也是“剛性”的。

生源搶奪戰“頂了專業科普的崗”

作為清華大學水利水電工程系副系主任，李丹勳能切身地感受到這一需求的緊迫性。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從招生情況來看，傳統工科院系面臨着巨大挑戰，一個直觀的例子就是，第一志願報考人數常常低於錄取計劃人數。

李丹勳的同學曲兆松現在經營着一家水利科技公司。他説，從畢業到現在，還在水利領域工作的同學少到“一個手掌都能數得過來”。

曲兆松説：“並非這個領域不好，而是很多時候，我們不夠了解它。”

高中畢業時，和絕大多數的孩子一樣，曲兆松糊里糊塗地報考了水利專業。那時，他以為水利就是修水庫建大壩。儘管事實上也差不多，但到了大三，他發現了專業的另一面。

在一次就業輔導課上，老師描繪了這樣一幅藍圖：有人説搞水利的人就是走南闖北，畢業後兩三年，你就能走完大半個中國。

曲兆松笑着對記者説：“那不就和你們新聞工作者一樣了？誰説我們的工作枯燥乏味？”這位曾在瑞士待過多年的“國家特聘專家”認為：每個專業乃至每份工作都有它的艱難、痛苦，但也都有其光鮮、樂趣的一面。

然而，對於當下不甚到位的科普活動來説，工科專業的另一面很難展現出來。一項問卷調查發現，小學生崇拜歌星和科學家的不在少數，對工程師的理解卻極為模糊，在“最崇拜的人”、“最理想的職業”選項中，僅有10％的選擇與工程師沾邊。

更為重要的是，科普離孩子仍有一定的距離。曲兆松説，他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更多是教師、醫生和售貨員，從電視上看到的是歌星和政客，卻很少有接觸工程師的機會，而工程和技術是一定要“show”出來的。

在瑞士和德國，曲兆松發現，當考察船“極地號”在柏林哈弗爾河畔“擺出”後，科普活動現場排起了長隊。而等待參觀的孩子身邊至少有一個家長陪着。這表明，科普活動需要家長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反觀國內，科技週上一個更常見的場景是，穿着校服排着隊的“紅領巾”，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 據《北京科技周2011年評估報告》顯示，單位組織參加科技周的人數佔到了參觀總人數的五分之一之多，而自行前來參加活動的僅佔35%，還不到一半。

對高校和科研院所來説，科研實驗室向公眾開放還缺乏足夠的積極性，也沒有足夠的制度保障。李丹勳舉了一個例子，曾有小學要做一場課外活動，致電聯繫相關實驗室。這本是一件好事兒，但這類“自發參觀”式的非“官方”安排的活動很難列入正常的工作計劃，“時間和精力倒不是主要問題，孩子們的安全是最讓人擔憂的”。

在李丹勳看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慣常的心態。國內雖説也有實驗室開放日，但每到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如坐針氈，“一旦在安全問題上出了點差錯就‘吃不了兜着走’”。

高校招生宣傳被認為是普及專業“到底是什麼”的最佳時機。然而，這樣的機會也被“生源掐尖”運動“頂了崗”。

北京一所985高校機械工程學院招生組的老師告訴記者，在他被抽調去河南招生的6年裏，沒獲得過一次機會介紹自己院系專業。他的任務很明確，就是私底下和中學老師聯繫“狀元”考生，以及挖那些同層次水平高校的“牆腳”。

招生宣傳只是個幌子，他説，“不管是我們還是家長，感興趣的並非考生報哪個專業，而是能不能考上，考哪個學校。”

缺少一份通俗易懂的專業規劃圖

然而，即便在招生宣傳時給出專業講解的時間，也未必能講得明白。

李丹勳遞給記者一份百度百科上關於水利水電工程專業的介紹，上面寫着“水利水電工程培養具有水利水電工程的勘測、規劃、設計、施工、科研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識，能在水利、水電等部門從事規劃、設計、施工、科研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

“如果我是一名高中生，我肯定看不懂。”李丹勳説，因為篇幅的限制，目前各高校提供給中學生的專業介紹一般都充斥着專業術語，對中學生來説可能就是“天書”。

比一份通俗易懂的專業介紹更重要的是一份專業規劃圖。李丹勳告訴記者，要説清“某一專業到底是什麼”的問題並不容易，牽扯的東西太多，比如，行業對這一專業到底需要多少人，每個人在其中的位置都是幹什麼的。

南京大學教授高抒對此深有感觸。一次，有同行看到高抒為招研究人員而發愁，便安慰他：“海洋大學是少了些，但學生整體質量還是不錯的。”這樣的説法卻讓這位海洋地質學家更加發愁。

因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説，海洋人才並不僅僅是出自於海洋類高校，作為一門一級學科，海洋涉及了物理海洋學、海洋化學、海洋生物等諸多學科領域，而相應從事海洋研究的人也不一定是從海洋高校出來的，事實上，那些從綜合性大學出來、非海洋專業學生的比例反而不小。

在海洋系統工作了多年的人對此都有誤解，對還是一張白紙的中學生來説，他們在報考的時候，將會怎麼想？

事實上，不僅僅是海洋和水利，甚至也不只是工科，很多專業都涉及這個問題。用《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作者任衝昊的話來説，即某一專業的“信仰”培養問題——我們學一個專業，要從縱向的歷史軸、橫向的社會軸分別去分析，是為了什麼。

上世紀90年代初，那時任衝昊還在讀中學。一次暑假，他在修路的工地上挖溝——挖一方土賺幾元錢，一方泥巴十幾元錢。他還依稀記得當時的情景：幾輛拖拉機加上幾百上千的人挖土、裝車，搭腳手架、攪拌混凝土。

後來他知道，這樣的工作方式，叫做勞動密集型生產。

10多年後，學習道橋工程的任衝昊來到浦東的公路工地實習。這時，他發現，修路已經不再是個勞動力密集型的工作：站在最高處往下看，只能看到幾個挖掘機、幾個壓路機，幾個吊車和卡車，還有幾個機器控制人員，“所有人加一起，比10年前少了一半還要多”。

人之所以少了，是因為機械工作的效率高了。原來挖土靠人工，現在靠挖掘機；原來壓路靠打夯，現在靠壓路機；原來測量靠純光學儀器，要有專人記錄，按計算器，現在都集成到一個機器上了。

這些直觀的印象，讓任衝昊知道了自己所學的“道橋工程”到底是什麼，以及它在整個國家的工業體系中是一個什麼位置。一個小小的“挖土”工作，能高效順利地進行，離不開其背後的整個工業體系。

所謂工業體系，就是這麼一批工廠，他們彼此能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技術支持。雖然不可能有哪個工廠自己製造所需要的一切零部件，但作為一個整體，它們能夠彼此支撐。換句話説，如果這些工廠只需要開採礦產資源，不需要外國的機器、零部件和工程師支持也能運行。這時候，就可以説這些工廠成體系了。

也正是意識到這一點，他決定放棄這一專業，改去做一個自由撰稿人，他告訴記者：“我要結合自己的專業，還有這些敏鋭的嗅覺，讓更多的人不再誤解工科，知道學工科到底有啥用。”

很多工科大學羞於承認自己是“工程師搖籃”

當然，再宏大的科普，也拗不過社會評價。

改革開放以後，文科發展迅速，學科不斷健全，考生在選擇上開始出現多元化，“人生路徑選擇上的多樣化無疑是社會的一種進步。”查建中説。

但是，這樣的情形卻因為盲目跟風而變了味。比如，1992年，全國只有40多所高校開設金融專業，到2006年，開設這一專業的高校增加到400多所，畢業生人數增加了10多倍。

作為工人和農民的後代，任衝昊當時對這種普遍歧視實體經濟的社會氣氛也有點疑惑——“畢竟財富是生產出來的，不是貿易換出來的”——大家都學金融，都學貿易，當公務員，就算效率再高，糧食和商品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就算外國人造得再多，但中國人也得有東西去換才行。

從歷史發展來看，整個90年代，中國工業不景氣，國企裏的工程師甚至和工人一起下崗；農業不行，一畝地打四五百斤麥子，扣除口糧，交了提留農業税，剩不下多少，農技站發不出工資，員工自謀生路。社會上的説法是：搞工業搞農業都沒出路。不管什麼行業，搞生產的都不賺錢，只有經商才能變大款，用上別人用不上的大哥大，開上桑塔納轎車。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差不多10年，結果不管是學生還是家長，報志願的時候都不願意學工學農，外語、企業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才是那時的熱門專業。任衝昊就是在那個年代進入高校學習的，最終選擇了同濟大學的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是同濟的王牌專業。但他後來才發現，整個宿舍只有他一個人的第一志願是土木工程。其他都是從工商管理、國際貿易這些熱門專業調劑過來的。

當時，還有一件十分流行的事兒令他記憶猶新，就是大學改名字。

最典型的就是東華大學，過去的中國紡織大學，最早叫華東紡織工學院。任衝昊經常和同學調侃，改名之後，這個學校聽起來“像一個沒註冊過的山寨學校”。還有西安的長安大學，其前身就包括曾被譽為交通行業“黃埔軍校”的西安公路學院，也改了一個“很像民辦學校”的名字。

從某某工學院升級成某某大學，主要目的就是去掉校名裏那個“工”字，讓自己聽起來像是一所綜合性大學。一個默認的規則是，這樣對考生來説才有誘惑力，對領導來説才值得撥款。

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查建中也曾專門撰文為“工程師搖籃”正名，問題的焦點就在於工程教育是要培養“羅陽”式的工程師，而非“扣上喬布斯帽子”的科學家。

查建中在文章中寫道：在中國這樣一個產業落後、迫切需要大量優秀工程師的國家，許多以工科見長的高校反而把目標定位為培養“科學家”而不是“工程師”。清華大學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驕傲地稱自己是“工程師搖籃”，但現在，中國已經沒有幾所重點工科大學這麼稱呼自己，反而更想成為“研究性大學”。社會輿論也誤認為工程師是技工，而不是富有創造力的高級人才。

反觀世界上那些工程教育質量排名靠前的高校，比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培養工程師的目標一直未曾動搖。俄羅斯的莫斯科鮑曼國家科技大學，在宇航、導彈、潛艇、機械、化工等領域有卓越的建樹，培養了包括我國宋健院士在內的一大批工程專家，是俄羅斯工藝和技術的研究型大學，但仍宣稱自己是面向職場需求的“國家職業教育機構”。

説到底，這是人們誤讀了科學與工程學的關係，以至於過分抬高了科學，而看不起工程學。

比較簡單的一種解釋是，科學是認識和探索未知世界，工程學則是改變這個世界。查建中舉了一個例子來説明兩者的關係：為什麼在航天飛行中有巨大的風險，乃至可能發生機毀人亡的慘劇，但人類仍然堅持不懈地實施一個又一個航天工程計劃？這告訴人們，人類靠工程學不斷地創新，創出從來沒有的新世界，來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如果等科學將所有的問題都認識清楚了再做事情，人類不僅走不出地球，甚至無法生存。新的科學發現會推動工程發展，但很多時候是工程發展在先，科學認識在後，發展推動了認識。

“創新、發展在很多時候靠的就是工程師。”查建中説，國人必須意識到，沒有大批優秀的工程師，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將很難翻身，更不用説趕超西方和日本。（記者 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