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赴中紀委及最高檢舉報官員 被舉報者反升官
微博反腐：理性迴歸與頂層設計
3天，63個小時，正廳級“雷冠希”倒下，被稱為微博反腐“秒殺式”經典案例，速度之快，令圍觀者振奮。
11月23日，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通過官方微博發佈公告稱，經重慶市紀委調查核實，近日互聯網流傳有關不雅視頻中的男性確定為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重慶市委研究決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區區委書記職務，並對其立案調查。
此前，倒在雷政富之前的，還有南京“天價煙”局長周久耕，深圳“猥褻女童”局長林嘉祥，劍閣“節約”局長曹正直，徐州“一夫二妻”區委書記董鋒，陝西“表哥”局長楊達才、被女主播揭發的市人大代表孫德江等。
而日前，有網友在微博上爆料稱，現任蘭州市市長袁佔亭曾佩戴多塊名錶。12月5日，甘肅省紀委相關人士稱“已在核實相關情況”。
微博一轉，圍觀一萬，反腐一動，倒下一片。
一張照片、一段視頻，一旦空投進龐大詭秘、紛繁蕪雜的微博世界，其產生蝴蝶效應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是驚人的。那麼，圍觀反腐這種急劇的發酵過程，是從哪裏開始的？
圍觀就是力量
“小號”的逆襲
今年8月，“中山紀檢監察”接到線索，時任中山市人社局紀委書記的梁國影，篡改兒子公務員考試成績，引起輿論廣泛關注，造成惡劣影響。很快，“中山紀檢監察”通過微博發佈信息，將對舉報信息展開調查，並通過微博同步發佈相關進展，贏得了網友的一片叫好聲。
據中山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李君能介紹，中山市紀委接到舉報後，次日就成立“8·01”專案組展開調查。一週內，“中山紀檢監察”官方微博先後4次發佈案件進展，獲得了網友的一致肯定。
“目前看來，微博最重要的功能是收集線索。”據廣東省中山市紀委工作人員張元(化名)介紹説，第一條線索來源於“私信”，“有人發私信給我們，透露重要信息。”在此之後，“‘私信’數量越來越多，案件的證據、細節也愈加豐富，大量‘私信’來源於不同的微博，都是‘小號’。”
“小號”通常指微博用户中新註冊者，“關注”、“粉絲”量都不大。張元推測，可能有人匿名註冊了多個賬號，發送不同的信息。“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吧，以免暴露身份，引發麻煩，遭到報復。”
同時，重要信息被多個“小號”編輯成微博發出，並得到了上千次轉發，事件很快得到眾多網友和有影響力的“大V”們(比較有影響力的實名認證微博)的關注。“事件一旦擴大，信息源就會迅速增多。”張元説，很快，多個微博都通過“私信”和“@”的方式向“中山紀檢監察”提供線索。“其中有事件的知情者，也有被檢舉者的相關人，提供更多的線索和相關事件的信息，事件查處相較於普通案件而言容易很多，因為證據多、線索多、信息多。”
在處理過的多個檢舉事件中，該事件被張元評價為“線索最多，證據最充分，最重要的是時間最快，效果最顯著的案件。”當然，一切都要歸功於微博平台。“它讓更多人蔘與其中，成為檢舉者和推動者。”
公檢法如何處理微博舉報？
公檢法機構開通微博是一次遍地開花的“基層革命”。
“基層機構和官員本來就人數眾多，處於行政金字塔的底層，另外，基層機構更便於嘗試，是體制改革中較為輕鬆的一環。”政務微博研究者張振良評價説。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公佈的《2012年騰訊政務微博報告》顯示，在騰訊平台上，共有45030個黨政機構微博，25054個黨政官員微博，總計70084個政務微博。政務微博總數超過3000 家的地區共有7個，其中浙江以5639 個位居第一。
“‘政務微博地圖’顯示，江浙沿海地區微博比較活躍，與之對應的網絡輿論也較為發達，這是一個地區社會進步的表現，可喜的是，中部、北部部分地區微博發展迅猛，政務微博得到了大家的廣泛認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秘書長單學剛向《中國經濟週刊》介紹説。
在騰訊十大檢察系統機構微博排行榜中，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官方微博以230791的聽眾數和19300的微博數位居榜首，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宣傳處長趙安金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總結説，開通微博一是為了宣傳自己；二是為了司法公開；三是希望形成窗口和平台，聚集各級檢察院的力量；四是看重微博的時效性，更好地聯繫政府機構與民眾的關係。
開通之初，趙安金也懷有顧慮。“之前媒體和民眾對於個別案件，如躲貓貓、少女賣淫事件的過度炒作使司法機關承受了一定壓力，開通微博後言論更開放了，我們害怕不僅沒有形成正面效果，反而影響監察部門形象。另外，很多領導對微博不瞭解，認為它是妖言惑眾的地方，怕惹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當宣傳處提出開通微博的設想後，報告很快得到了批覆。趙安金認為：“未來微博舉報會成為比電話舉報、文字舉報更重要、快捷的舉報方式。”
如今，該官方微博由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宣傳處運營管理。“對外就我一個人，但我們也有拍照、收集資料的人員，都是宣傳處的工作人員，我們只是增加了一項工作內容。”趙安金介紹説，微博的主要內容包括惠民政策監督、鼓勵民眾建言獻策、提供法律諮詢等。
據趙安金介紹，在接收到微博舉報的信息後，“第一步，我們會做文字輿情報告，提交給檢察長；第二步，檢察長會批示，並轉給反貪局等具體的職能部門；第三步，具體職能部門展開調查。”
“我認為微博的主要功能還是提供線索，然後由專職部門調查取證。”趙安金介紹説，常規反腐渠道一般是紀檢部門先行調查，掌握線索並取證後交由檢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調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線索後由檢察院直接介入調查。“檢察院調查後發現構成犯罪，直接處理、立案、交予法院，如果不構成犯罪，交回紀檢監察部門做行政處理。”
爆料與“人肉”，狂歡與陰謀
並非每一條舉報微博都能迅速地被有關部門發現、甄別和處理，更多的舉報都被扔在這個大醬缸裏，任其發酵。爆料層出不窮，參與“人肉”(利用現代信息科技，變傳統的機器搜索為人找人、人問人的網絡社區活動)的網友樂此不疲。反腐狂歡背後，陰謀論盛行。
微博舉報：更廉價、更方便、更安全
今年4月13日以前，在安徽省利辛縣國土局任職的周文彬還並不清楚什麼是微博，但很快，在聽從了網友的建議後，他開通微博，並以“自首式舉報”的方式直播參與單位貪污行賄的全過程。他沒有想到，他自此成為“中國微博實名反腐第一人”。
“我沒有想到會引起那麼大的轟動。”周文斌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核裂變式的羣體“圍觀效應”迅速把他推上風口浪尖。“微博反腐是一種新的形式，是媒體監督的延伸，是‘謗譏於市朝，而達於朝廷’。”
“微博反腐最大的優勢在於提供線索，通過各種蛛絲馬跡發現問題。”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微博如同無處不在的眼睛，“促進了官員的行為規範，當然，很多幹部還不適應，對微博很恐懼。”
除了提供線索，林喆認為，微博反腐是一種“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敗，往往需要長期上訪，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而且找不到對應的負責部門，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經發出就很容易引發關注，形成轟動效應和輿論攻勢，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決。”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當了“深喉二傳手”的角色。“實名舉報者常遭到打擊報復，匿名舉報者又很容易由於不實名而被懷疑提供信息的真實性。”政務微博研究者張振良向《中國經濟週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佈真實確鑿的證據，舉報人即使匿名也不會影響舉報效果。”
西南民族大學教授肖雪慧就曾當過“二傳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發佈了“上海紅十字會萬元餐費”的信息，引發轟動效應，爆料後，肖雪慧刪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張振良説：“實名舉報往往要面臨風險。”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全國每年發生的證人、舉報人致殘、致死案件，從上世紀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現在每年1200多件。
“我們缺乏系統、有效的舉報者保護制度。”張振良介紹説，“在我國現行體制下，舉報大部分歸紀委管，但實際上，黨、政、司法、檢察、紀委等各個機構都在接收舉報信息，範圍很寬、性質也比較廣泛，很難進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見。”
因此，“微博作為一種較為隱秘的檢舉方式獲得了老百姓的擁護，目前看來，微博是比較有利於舉報人保護的。”張振良説。
抓人：被選擇與被鑑定的
“現在很多官員都不戴錶了，在公開場合很注重抽煙的牌子，還有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煩來。”張振良表示，很多官員都表示不會開微博，也禁止家人親屬開微博。“時時低調，絕不露財。”
今年8月，陝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視察車禍事故現場，面露微笑，被網友稱為“微笑局長”並引發聲討。隨後，楊達才在各種公開場合佩戴的名錶成為網友的“鑑定”對象，被網友估價逾30萬元，輿論壓力之下，楊達才參與“微訪談”，解釋出處，但被認為撒謊。之後，楊達才的眼鏡、皮帶、西服都被一一“鑑定”，並被網友質疑財產來源。
9月21日，陝西省紀委常委會研究並報經省委研究決定：撤銷楊達才陝西省第十二屆紀委委員、省安監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
“我認為這件事最大的亮點是越來越多的人要求公開信息，雖然這是一個拉鋸的過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絕後總要顧及民意，尊重民眾的要求。”微博名為“花總丟了金箍棒”(下稱“花總”)的網友是這件事的重要參與者，他不僅是最權威的“鑑表專家”，還是在微博反腐領域最具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轟動一時的“表哥事件”並沒有給同樣反腐的周文彬帶來信心，相反，他並不認同此事，“這不是平民反腐的典型案例，是網絡推手和團隊炒作的結果。”
“花總”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我沒有團隊，更不是推手，我只是尋找線索，引發思考。”這個擁有13萬粉絲的神秘幕後推手被網友封為“民間反腐鬥士”。但他説，“其實我挺同情楊達才的。我做反腐已經一年多了，我有一個數據庫，裏面有幾百位官員的腐敗材料，無論從官職還是受賄程度而言，楊達才連個螞蟻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黴蛋，他只是被選擇性攻擊了。”
“花總”認為，楊達才“被選擇”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為有一個“由頭”。“處理傷亡事故面帶微笑激發了網友的憤怒，如果不是這個前提，事情不會發展得那麼深、那麼快。”
“花總”介紹説：“我曾公佈90多位官員的腐敗材料，任何一個都遠遠超過楊達才，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就沒有有效的結果。”
“微博應該是補充”
“表哥”事件後，“表嫂”、“表叔”層出不窮，在很多民間反腐人士看來，推動針對官員的“鑑表活動”是反腐的“好角度”，但“花總”卻認為，“必須重申理性價值，戴錶和腐敗之間沒有必然聯繫”。
“‘鑑定’只是手段，如果浮於表面，官員都不戴錶了，反而增加反腐難度。”“花總”分析説，“這個事情的七寸在於官員説謊，最大的七寸在於財產不公開，信息不透明不對稱，微博作為公開渠道是本末倒置，微博應該是補充。”
“花總”認為，網絡反腐狂歡和陰謀論的盛行緣於民眾對官員的不信任。“先入為主的想象，認為名錶就肯定不是自己買的，官民互信的根基處在懸崖邊上，‘鑑定’和輿論壓力是民眾不滿情緒長期壓抑的出口。”
“這是一場學習，政府應該學會尊重和傾聽民眾的意見，民眾應該學會提出建設性的、理性的意見。”“花總”強調説，他希望藉此建立官民溝通的空間，建立反腐秩序和程序。‘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迴歸和頂層設計
今年8月，周文彬來到北京，希望舉報能有更新進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領導熱情接待，但説，這事兒應該由檢察院立案偵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檢説，舉報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議到地方舉報。”第三站是國土資源部，“簡要了解情況後，登記了信息在小紙片上，説具體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國土廳執法局舉報，“但也沒有實質性進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裏，雷聲很大，雨點很小。“微博炒得火，粉絲多，支持者也多，但並沒有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並不能產生多大的力量和實際效用。”
微博讓周文彬失望了，他經歷了個人情緒上的大起大落，圍觀和轟動讓他震驚，但隨之而來的現實的脆弱又讓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舉報對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舉報他的事整個國土系統都知道的，這個時候提拔顯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戰場還應該是紀委”
“證據，關鍵是證據，證據不足，在哪兒反腐都不會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辦公室裏，有大大小小几十個箱子，裝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報信。“這些羣眾想檢舉，但缺乏反腐意識，不知道該去什麼部門，該找誰，就把希望寄予擁有較高社會聲望的學者。”
林喆介紹説，由於缺乏法律意識，很多檢舉信證據不足，多是陳述“冤情”，情緒發泄。“不懂得‘舉證原則’，這説明我們應該教會民眾如何理性、合法檢舉，引導民眾的反腐熱情。”
很多學者認為，微博反腐的紅火從側面反映了常規反腐渠道的不暢。“維權無望。”周文彬認為，通過常規渠道反腐，“檢舉資料往往落入被舉報人手中，還沒有辦成事，先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原來是公務員，遞交反腐資料都經歷了很多曲折，到各個部門去跑，現在也沒有結果，更何況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宣傳處長趙安金認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種反腐渠道，並不能説是常規渠道不暢。“雲南地域寬廣，山路多，上訪不易，浪費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戰場還應該是紀委，通過舉報和案件牽連，從表象挖取內幕。”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常規反腐渠道不暢導致微博反腐成為一種潮流，帶有“破釜沉舟的悲愴”。
“走常規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風險小概率事件。”網友“花總”認為，微博反腐只是一種形式，“輿論和民意始終無法也不應該取代法制，應該推進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動官方信息的公開”。
微博審判下的謠言與暴力
微博反腐不僅效果有限，而且往往帶來負面效應。“最大的問題是‘人肉’，這是違法的，侵犯個人隱私，造成傷害，民眾非常容易做有罪批評，這是非常不理性的。”
葉青也認為，“‘人肉’違法，有沒有證據？有沒有邊界？都是很模糊的，要以負責任的態度反腐。”
但“花總”反駁説：“‘人肉’並沒有違法嫌疑，‘人肉’是基於互聯網平台上的公開信息進行搜索和整合，不是翻家裏的保險櫃。”例如“表哥”事件，楊達才所有佩戴手錶的照片都來自於在公開場合的照片和視頻截圖。
微博為反腐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來源，但是它所具有的匿名性，也很可能會使傳播的信息不實，有的甚至是謠言。
“很多舉報信息只是道聽途説，但在收到信息後，我們依然要展開調查，浪費了很多人力物力。”趙安金表示。
“舉報真實有效，對舉報人有獎勵嗎？舉報虛假，造成傷害，對舉報人有懲戒嗎？”葉青認為，虛假舉報信息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往往難以消除，在網絡情緒化浪潮下，闢謠和澄清常被視為“被和諧”效果，很難實現糾偏作用。
微博所提供的平台“人人都可以發言”，但也正因為如此，媒介作為“把關人”的作用大大削弱。
“微博反腐的獨家性是不被倡導的，應該廣開言路。”騰訊微博事業部副總經理李方向《中國經濟週刊》透露説，作為微博運營平台，騰訊也會受到來自企業和政府的壓力。“但是隻要符合法律法規，我們都會頂住壓力，公開信息。”
利用輿論干擾司法，會形成另一種“網絡輿情審判”。“陝西省副省長李金柱曾為楊達才聲援，肯定他的一些工作業績，這是很合理的，你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以偏概全。”葉青認為，很多官員“躺着中槍”，微博放大了部分官員的不足和缺點，導致場面無法收拾。
“花總”的理想是，“政府正確認識、重視民眾的知情權，推動官員財產公示，促進廉潔奉公，在制度上形成更為完善的反腐機制，提倡民眾的擁護和配合，官民擁有平等的對話空間，雙方良性互動。”
“表哥事件”後，“花總”在微博標籤上寫上了“不鑑表”，他不希望被網絡狂歡衝昏了頭腦，他只是希望，能“理性地推動進步”。
官方微博反腐還需頂層設計
“官方開通微博進行反腐是值得肯定和褒獎的，官方和民間的接軌有利於工作的開展，民間輿論是對腐敗調查的公開推動，其作用大於線索提供，是反腐工作的重要推進器。”葉青説。
如今，微博反腐已經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社會監督力量，微博反腐成員有的以行業或反腐地域命名，如“地產反腐”、“醫藥反腐”、“河南反腐”、“福州反腐反貪”等，有的以反腐組織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劍客”、“反腐老幹部”、“反腐工作室”、“反腐聯盟”等。
2012年7月，186個實名認證的北京市檢察官微博在微博悄然上線，形成了以檢察官個人實名認證微博為主的“北京檢察模式”。同時，河南省市縣三級共183個法院通過微博對案件當事人進行了全天接訪，並直播接訪情況，開創信訪接待新方式，開闢了以省市縣三級法院聯動為特色的“豫法陽光模式”。
“微博反腐已經形成規模，形成陣營，成為一股浪潮，將官方和民眾都裹挾其中。”政務微博研究者張振良同時指出，“形式的變化並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問題在於紀檢部門如何對待舉報線索，如何落實處理，能把已知的問題和線索調查解決好。”
“花總”則認為：“官方開通微博更多的意義是普法教育和宣傳倡導作用。畢竟中紀委沒有開設官方微博。”在他看來，官方微博還停留在學習運用的階段，離真正發揮作用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官方微博作用的發揮一定是緩慢的，因為需要更高層面的支持和佈局，體制決定了這是一次由上而下的嘗試。”
中南大學廉政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滿春建議，一方面，有關部門需要把微博反映的情況進行多平台整合，從而擴大微博反腐的影響力，以實質性的效果來取信於民；另一方面，在制度層面需要設立明確有效的微博反腐制度規範，起到啓發引導羣眾，推動國家政務公開和廉政建設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層面，將一些彈性的規則變成硬性成文的微博反腐法律法規。”李滿春指出，必須從法律上對個人和政府微博進行規制，防止出現一些濫用微博打擊報復的現象，同時防止一些職能部門工作人員在面對微博線索的時候，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
微博反腐“門事件”
“調情門”——2011年6月，江蘇省溧陽市衞生局局長錯把微博當做私密聊天工具，與女子大肆調情，並透露行賄受賄信息，引發網友圍觀，溧陽市委常委會隨後召開緊急會議，將此人停職檢查並取消其黨代會代表資格。
“豔照門”——2011年7月，一條題為“撿到U盤，疑似昆明發改委官員豔照視頻”的微博被瘋狂轉發，隨後，昆明市發改委確認“豔照門”主角為昆明市發改委收費管理處副處長成建軍並展開立案調查，成建軍被撤職。一個月後，河南省汝陽縣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田漢文同陷“豔照門”，後被停職。
“情婦門”——2011年8月，浙江省開化縣國土局副局長朱小紅被免職，起因是妻子林菁微博舉報其嫖娼、供養情婦，資金來源主要是受賄，衢州市國土局紀委對其展開立案調查。
“炫富門”——2012年3月，天津市西青區副區長李治陽被調查，起因是其女李穎在微博上發佈諸多奢侈品照片，並被網友搜出“跨分數轉校”、“免試特招進國土分局”等，李穎被稱為官二代“坑她爹”的代表。
“表哥門”——2012年8月，陝西延安境內發生重大車禍，陝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視察事故現場微笑的照片在微博上被大量轉發，引發網友不滿。隨後，網友“人肉”楊達才，“搜”出5塊名錶，總價數十萬元。楊達才因此被戲稱為“表哥”，後被撤職。
“房叔門”——2012年10月，天涯網友曝光廣州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員名下擁有21處房產的帖子在微博上被廣泛傳播，經調查後，番禺區政府微博稱，蔡彬瞞報房產，已對其停職。
“性侵門”——2012年11月，黑龍江雙城市電視台播音員、女主持人王德春微博實名舉報該市人大代表、雙城市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孫德江要挾她與其保持不正當關係，並稱孫存在以權謀私、變相轉賣公家資產違法亂紀等行為。雙城市隨後對此事展開調查。
“不雅視頻門” ——2012年11月，疑似重慶市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不雅視頻的截圖在微博上流傳，63小時後，重慶市官方宣佈視頻中的男性確為雷政富，並免去雷政富北碚區區委書記職務，對其立案調查。
市委書記談微博反腐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郭芳 宋雪蓮 李妍|北京報道
廣東省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
東莞公檢法機構微博已經全覆蓋了，用媒體來推進反腐倡廉這種形式我是支持的，但有些機制還在建。因為檢察官、法官在微博上出具的東西很多要建立在以法律為依據、以事實為準繩的基礎上。這些都涉及到調查取證的問題，還涉及到適用的法律和法紀的問題。這種形式應該積極支持，但怎麼樣使它能夠發揮作用，又能夠反映司法的嚴肅性、法定性、時效性，怎麼做到有機結合，還需要一些制度。
河北省邢台市委書記王愛民：
微博、網絡的監督都是好事，公開和透明也是反腐敗的根本。不過，網絡也是媒體，其信息發佈也應該有真憑實據，因此，應對其進行適當的管理和規範，以求達到這樣一個監督效果：讓那些真正的腐敗分子曝光，並繩之以法；但網絡這個虛擬世界不能被誤用為惡意傷害和攻擊的工具，也不能被藉助來渲染和鼓動破壞政府的威信。
江西省吉安市委書記王萍：
微博、網絡的這個監督是必要的。現在的關鍵是黨內要落實從嚴治黨，黨要管黨。第一，反腐倡廉一定要加強對幹部的教育。現在少數幹部不能夠堅持清正廉潔，很大的原因是理想信念的滑坡，根子還是要加強教育。第二，黨的生活要健全。其實對幹部平時的教育在於黨內的生活，我也經過調查，基層黨組織一定要有，領導幹部一定要過組織生活。第三，健全制度。這些年中紀委一直在嚴抓反腐敗，懲治腐敗不可謂不嚴，監督的制度不可謂不多，但關鍵是地方落到實處去執行和監督。最後就是懲戒，懲戒那些重大的腐敗分子，以警示和威懾。查處大案要案能夠教育一批幹部。我們領導班子要率先垂範，要公開承諾，自己的親屬絕對不能到吉安做任何生意，一個都不能介入這裏的工程，這是一定要做到的。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李妍 | 北京報道